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子全书》中，有大量题跋法帖之文章评论书法的内容。在《朱子语类》中，有许多内容是朱熹回答门人关于书法训练、书法态度与书法评论的问题，说明朱熹及其门徒相当重视书法教育，且在书法艺术上也有较高的造诣。
  就书法作品而言，离开文采、文思，光有书写体不行，字形的书写只是一种手段，顶多就是技巧的应用，仅仅只是器物层面的反映，没有精神内核的作品，谈不上艺术品，更没有永恒的魅力。只有外在的形式美与内在的精神美的统一，既能给人以美的视觉的享受，也能给人以精神的启发，这样的作品才能称为艺术品。
  陶宗仪（1329—1412年）在《书史会要》卷6第三十九中介绍朱熹“善正书，尤工大字。尝评诸家书以谓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自欹斜放纵，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更有说“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璠玙圭璧”。此说不为过，它表明朱熹的书法教育，不仅仅把汉字书写当做记事工具与记事过程，片缣寸楮既有实用功能，也有审美因素潜存其中，已从实用层面走向了审美层面，使汉字书写成为艺术享受。字形、文采、文思三者的有机结合，使朱熹的书法成就独成一家。朱熹法书过程朱熹的书法作品，既有外在形式，又有思想内涵，故其墨宝之流传甚广，后世多有采集，或为元宝或为影印，载于《朱子翰墨》、《朱子尺牍墨迹》、《宋朱熹吴说墨迹》、《宋朱熹书翰文稿》、《宋人法书册》、《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宋元宝翰册》、《宋元法书》、《阅古楼和三希堂法帖》、台湾《故宫书画录》者尚多，而辑者、阅者，如陶宗仪、宋濂、王世贞、钱大昕等名家多有评说朱子书法之成就。朱熹墨迹，除博物馆珍藏外，多数散落民间，识者奇珍之，有的作品流入卖市，身价不菲，如朱熹手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视同国珍。就其许多作品拓片，人们亦珍藏之，何也哉？ 朱熹所在的时代，缺不得笔、墨、纸、砚，记录文字、书写文章，书写活动成为文人的主要生活内容。大凡文人所用之笔，无不以柔软的毛笔作为主要的工具。而汉字写得好与不好，因人而异，天然悟性高与后天勤奋者，多写得好，这类人便成为书法家。
  书法家则是把汉字书写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主要功勋。汉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有人认为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方块汉字具有构成形式美的充分条件，其横、竖、撇、捺、点、挑、钩等多种因素，最后统一于方块结构，乃是一种多样的统一，即各种不同因素“和”的结果。二是书写工具为柔软含蓄、能伸能屈、能粗能细的毛笔，使点画线条的大小、长短、肥瘦、曲直、疏密、虚实及结体的方圆凹凸、墨色的枯涩清浊等运用自如，变化无穷。① 朱熹之书法，始于临摹，成于创造。其中深受其父朱松（1097—1143年）的影响，也受其师刘子翚（1101—1147年）其友刘珙（1122—1178年）等人以及前代书法家的影响。
  朱熹具有家学渊源，受其父的熏陶，青少年时代便对金石书画情有独钟。在其绍兴二十六年所撰的《家藏石刻序》中写道：“余少好金石文字……得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定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秩，亦意所便也。” 朱熹早先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书法训练，丧父后在五夫受学于刘子翚，少年朱熹在老师的督促下也要临帖写字，这是接受传统教育之人所必须完成的基本功课。朱熹在《题曹操帖》时回忆说：“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甫（珙）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甫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甫之言云。”这似乎就是朱熹终生书法创作的基调。初学汉魏崇尚晋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己意，萧散简远，古澹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晋人风致。在绍兴十三年至十七年的六经堂学习期间，仅就书法学习方面而言，朱熹远师钟王，中学颜体，近步蔡襄，为其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良好的根基。钟王颜蔡，即书法大家钟繇（151—230年）、王羲之（303—363年）、颜真卿（709—785年）、蔡襄（1012—1067年）。
  朱熹于绍兴十九年（1 149年）荣归故乡婺源，婺源丈人俞仲猷尝得少年元晦翰墨，以示其友董颖，相与叹赏。由于素养甚佳，出手不凡，博得乡先丈的赞誉也就在情理之中。
  因此，我们粗略地知道朱熹在绍兴十八年（1 148年）进士及第之前，进行临帖的书法练习，其书法态度则受朱松、刘子翚、刘珙的影响。
  朱熹在《题法书》时说：“予旧尝好法书。然引笔行墨，辄不能有毫发象似，因遂懒废。今观此帖，益令人不复有余念。今人不及古人，岂独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强矣。” 朱熹除长期的执笔书写文稿、书信、奏章、匾联之属醇化自己的书法技艺外，还刻印多种名家法帖，如淳熙七年夏五月在白鹿洞书院刻尹焞《和靖帖》，绍熙四年刻张载《横渠帖》，作为学者临帖之用，以冀望书法的普及。朱熹书法作品朱熹书法，甚有可观，今从《朱子全书》、《朱子语类》中择其作品略作分类于次，藏所资料参见陈荣捷先生《朱子新探索》。
  小字：朱熹酒酣兴逸，为门生吴寿昌作小字杜牧《九日》诗。
  大字：吴寿昌因朱熹酒酣兴逸，遂请醉墨。朱熹为作大字《韶国师颂》、《归田园居》（陶渊明诗）。“仙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拓本）。
  楷书：朱熹榜书《千字文》（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行草：《致程允夫书》（辽宁省博物馆藏），《上时宰二札卷》、《生涯帖》、《城南唱和诗卷》（均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致刘光祖书札》（未详藏处）。
  草书：《会之知郡朝议贤表》 （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秘阁修撰劄子》、《顿首上覆札》（均由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行书：淳熙九年六月作《呈提举中大契丈劄子》、《致教授学士尺牍》、《致彦修少府尺牍》、《口君承务尺牍》（均由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所居帖》（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庆元乙卯四月二十日《题江嗣宗宿涵晖谷书院题咏折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就载体而言，或为纸本，或为石刻类，或为木刻类。朱熹手迹石刻类：“同民安”（横额）、“中流砥柱”（隶书）、“瞻亭”（楷书）、“苍翠岑”、“青畴碧野”（在泉州同安县境内）；“九日山”、“不老亭”（泉州南安县境内）；“泉南佛国”、“小山丛竹”（泉州晋江）；“沁人心脾”、“陶石”（泉州清源山）；“与造物游”（漳州境内）；“石室清隐”、“天风海涛”、“寿”、“福州鼓山纪游辞”（福州境内）；“八闽岳祖”（闽清境内）；“蓝田书院”、“溪山第一”、“引月”（古田境内）；“灵岩”、“逝者如斯”、淳熙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纪游辞”、淳熙五年八月“纪游辞”、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水帘洞纪游辞”、“百世如见”、“天心明月”（武夷山境内）；“风泉云壑”、“枕流”（江西庐山白鹿洞周围）；“陶公石刻”（南康军）。
  木刻类：“鸢飞鱼跃”、“志向高明”（建阳）；“继往开来”（崇安）；“春夏秋冬四诗”（泰宁）；“勇猛精进”（安海）。
  文本类：朱熹手书《家礼自序》 （清翟镛《铁琴铜剑楼书目》）；朱熹自书《奏劄》七篇、《封事》。（《勉斋集》之《朱子行状》） 卷轴类：朱熹亲笔于张栻所撰《武侯传》后云：“陆务观说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槠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朱子语类》卷138）庆元三年四月，朱熹书唐代李群玉言怀诗“白鹤高飞不逐群，嵇康琴酒鲍昭文。此身未有栖归处，天下人间一片云。”（日本）《武夷九曲棹歌》、“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存忠孝心，行仁义事”（武夷山，拓片）。
  题扇类：朱熹为门生吴寿昌题手中扇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朱子语类》卷118） 匾额类：“贡院”（漳州新贡院额）；“醉经”、“敬义”（门生童伯羽楼名）；“书楼”（张栻所求书）；“履斋”（门人方大壮书斋名）；“思齐”（门人吴棣书斋名）；“沙随先生之祠”（德兴县学程迥祠）；“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甫之墓”（婺州永康）；“有宋钟山先生李公（缯）之墓”（徽州婺源）。
  柱联类：朱熹书所居之桃符云： “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书考亭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朱子语类》卷107）“日月每从肩上过，江山常在掌中看”（漳州白云岩柱联）；“事业兴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泉州晋江）；“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拓本甚多）此类联句甚多，不一一列举。
  题壁类：朱熹题藏书阁壁云：“于穆元圣，继天测灵。开此谟训，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籝。含英咀实，百世其承。”（《朱子语类》卷107）“忠孝廉节”（岳麓书院）。
  碑文类：《崇安县学二公祠记》（崇安），《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崇安五夫蟹子坑，今藏武夷精舍内），《朝议大夫致仕赠光禄大夫黄公（中美）神道碑》（邵武），《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台州临海），《宋东莱先生吕伯恭之墓》（金华武义），《蔡国博墓》（建阳黄华山），《呜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建阳县崇泰里）。
  当然，这些是有明确记载的，显见的还有很多作品，有待搜录。朱熹评说书家朱熹为理学家、书法大家，平生对书法、法帖之属多有题跋。如淳熙九年三月，朱熹在任浙东提举时，与朋友禊饮会稽西园，观王厚之所藏书画金石，作《题欧公金石录真迹》、《题西台书》、《题荆公帖》、《题力命帖》、《题乐毅论》、《题兰亭叙》、《题钟繇帖》、《题法书》、《题曹操帖》、《书玺》、《题右军帖》等。朱熹重视书法与道义的有机结合，崇尚端庄谨严。其对唐代欧、虞、颜、柳四大书家和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以及时人的书法得失议论不少，常把书法与人品结合在一起考察，故有褒有贬。今从《朱子全书》、《朱子语类》中摘选关于宋人书家的内容考察如下：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蔚州广陵人。早年仕于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其擅长小篆，亦工于隶书，与其弟徐锴皆以书法名家，宋太宗雍熙三年奉命考订《说文解字》，付国子监刻版刊行。其所书《项王亭赋》，由汪逵收藏，南宋淳熙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朱熹路过衢州时见而作跋。跋云：“骑省自言晚乃得请匾法。今观此卷，纵横放逸，无毫发姿媚意态。其为老笔亡疑……” 杜衍（978—1057年），字世昌，封祁国公。朱熹《跋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云：“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号赣叟，封魏公。朱熹《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云：“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已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已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忧急迫，正相反也……”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朱熹《跋邵康节检束二大字》云：“康节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自不逾矩’者耶？”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谥忠惠。其精于吏事，关怀民众，而且文章、书法双绝，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绍熙元年四月十三日，朱熹南下漳州，路过仙游，访其后人，得其真迹，作《跋蔡端明献寿仪》，为其画像作赞文。就书法而言，朱熹说“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于荆。朱熹作《题荆公帖》云：“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今观此帖，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又题荆公帖》云：“……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云：“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每访其迹，晚得此稿……而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淳熙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朱熹在衢州作《跋东坡与林子中帖》。朱熹与门人讲论苏轼少、壮、老不同时期作字之异。“子瞻单勾把笔，钱穆父见之，曰：‘尚未能把笔邪？’”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朱熹与门人论其书法。朱熹说：“山谷不甚理会得字，故所论皆虚。”又“鲁直论字学，只好于印册子上看。若看碑本，恐自未能如其所言。”又“字法在黑内。黄鲁直论得玄甚。然其字却且如此。”“如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朱熹曾对门生感叹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 米芾（1051—1107年），字元章。朱熹与门人论其书法。朱熹说：“米老理会得（字），故所论皆实。”淳熙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朱熹在建阳西山景福寺里《跋米元章帖》云：“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 在《跋朱喻二公法帖》中，朱熹说：“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唐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故尝集其墨刻以为此卷，而尤以《乐毅书》、《相鹤经》为绝伦，不知鉴赏之士以为何如也。”朱鸿胪、喻工部即朱敦儒和喻樗。 朱敦儒（1081—1159年），字希真，号岩壑。朱熹说：“此朱希真书也……希真书自不凡，老笔尤放逸。此虽其少作，盖亦可藏也。”朱熹《跋朱希真所书道德经》云：“岩壑老人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陈碧虚（道士陈景元）之《相鹤》、黄长睿（黄伯思）之《黄庭》，皆所不及……”朱熹还作《跋朱希真所书乐毅报燕王书》，甚为推崇。
  喻樗（？—1180年），字子才，号玉泉、湍石。为汪应辰、张孝祥岳父，淳熙九年腊月，其外甥汪逵请朱熹作《跋喻湍石所书相鹤经》，朱熹还作《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喻公所书文中子言行卷后》。
  向子諲（1086—1153年），字伯恭，号芗林，将书陶渊明诗赝本收为家藏。朱熹说其不能详辨真伪邵雍书法。
  蔡发（1089—1152年），字神与，号牧堂。朱熹作《跋蔡神与绝笔》云：“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书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绝笔之书也……’其字画壮伟，意气闲暇。……” 张嵲（1096—1148年），字巨山，号紫微。朱熹《跋张巨山帖》云：“近世之为词章字画者，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萧散澹然绝尘，如张公者，殆绝无而仅有也。” 尤袤（1127—1194年），字延之，号益斋、遂初居士。朱熹说：“尤延之论古人笔法来处，如周太史《奠世系》，真使人无间言。”③ 张孝祥（1132—1170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有门人问朱熹“张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爱放纵。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 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朱熹言其喜字，然不甚能辨。竟将一伪冒东坡的不好的字，误以为真迹，以“端庄”题之。
  程洵（1133—1196年），字允夫、钦国，号克庵，晚号翠林逸民。朱熹《祭程允夫文》中赞云“又视其字画谨好，词气安闲。” 王蔺（？—1201年），字谦仲，号轩山。朱熹《答王枢密书》云：“湘西扁榜，饶宰寄示，得以仰观。非惟健笔纵横，势若飞动，而心画之正，结体之全，足使观者魄动神竦，甚大惠也……”邹柄，字德久，楷书《大学》。朱熹见之，说“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
  马子严，字庄父、庄甫，号古洲居士，建宁府建安人。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及第，尝为铅山尉。淳熙间曾到武夷精舍，帮助朱熹勘误《诗集传》。庆元三年八月，朱熹为其摹刻《十七帖》作跋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此外，朱熹又论钟鼎之款识，曰：“南海诸藩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如古钟鼎款识。诸国各不同，风气初开时，此等事到处皆有开其先者，不独中国也。”或问：古今字画多寡之异。曰：“古人篆刻笔画虽多，然无一笔可减。今字如此简约，然亦不可多添一笔。便是世变自然如此。”朱熹选择书工作为一代学人，朱熹退而讲学之余，亦曾私家刻书、鬻书，以助生计，故与书工、刻工时有往来，对书工技艺有较高的要求。朱熹精于书法，对刻本字体的要求甚高。乾道年间，朱熹筹资在建阳书坊成立刻印社准备出版书籍时，就遇到书写工整与否的问题，致书蔡元定，请其物色书工缮写。朱熹《答蔡季通》书第十四曰： 《孟子解》看得两篇，改易数处，颇有功。但涂抹难看，无人写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后生醇谨晓文理、快笔札者否？俟某复来此，倩得一两人来，草写出一本，大家商量为佳。朱熹在《答蔡季通》书第九十一云： 伯谏书中说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纳去旧本两册。更《拾遗》、《外书》、《记善录》、《龟山、上蔡录》、《游氏妙旨》、《庭闻稿录》、《五臣解》各自抄出，每段空行，未要写经文，且以细书起止写之，俟毕集却剪下粘聚也。……两匠在此略刊得数行矣。字画颇可观，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间独力，深恐校雠不精，为后日之累耳。向来见他人刊书，重于改补，今乃知其非所乐，大抵非身处之，则利害不及则心乃公耳。
  这是南宋乾道八九年间（1172—1173年）朱熹请祠赋闲于家、致力于著述时的刻印图书之举。朱熹需要蔡元定帮助寻找书工，提出具体要求是“后生醇谨晓文理、快笔札者”，以便更好完成书写任务。
  大约在庆元间，朱熹托蔡元定的长子蔡渊刻印书籍。朱熹在《答蔡伯静》书中认为建阳西山刻本的书体“书白字画不方正，努胸垤肚，甚刺人眼。……不知乡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识好字？岂不见浙中书册，只如时文省榜，虽极草草，然其字体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浙中字样，宅上书籍中须多有之。如古本《广韵》写得最好，相传是唐时仙女吴彩鸾日写十本者。虽未必然，要可法也”。但朱熹一旦遇到好书工时，心情就不一样了。建宁府建安人蔡藻，善治兔毫软笔、羊毫劲笔。与朱熹往来甚洽，朱熹于淳熙元年八月五日作文赠之。庆元二年十一月，蔡藻到建阳考亭访朱熹，赠其所制枣心笔，朱熹为其笔作跋云：“建安蔡藻以笔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劲健。予是以悦之。藻若去此而游于都市，盖将与曹忠辈争先云。”又作《赠笔工》：平生久耍毛锥子，岁晚相看两秃翁。却笑孟尝门下士，只能弹铗傲西风。
  庆元三年正月，当閤皂山道士甘叔怀将要刻河图、洛书、先天图于新营精舍之石壁时，朱熹认为“篆隶碑子字书皆不满人意，未有可为之人为挠耳。”征求蔡元定意见，将篆书任务交由方士繇，然后寄达江西，刻之于岩石，以显古意。
  这些可以看做朱熹重视书法的社会基本功效，也是朱熹重视书法美学的典型例证。朱熹的书法态度朱熹的书法创作，甚富感情色彩，概而言之，是以义理论书道。有个举子承便而请朱熹书，朱熹说：“公既习举业，何事于此？”请之不已，朱熹则选书陶渊明《阻风于规林》第二首。陶氏《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书毕，且云：“但能参得此一诗透，则公今日所谓举业，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心可也。”可见朱熹书法之态度。
  酬酢书写：朱熹拜延平李侗为师，十年间与西林院可师也建立深厚的感情，曾写诗《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赠与。可师请朱熹书其本末置壁间，朱熹不得辞，于是手书授之。
  淳熙间，朱熹知南康军，应星子县令王仲杰之请，为题书杜甫（字子美）诗《古柏行》。
  漳州贡院新成，郡守求字，朱熹书“贡院”二字。
  主动书写：庆元己未（1199年）十一月十九日，永福人张尧臣将去荆襄，朱熹为门生写《书武侯草庐语遣张以道》。
  拒绝之举：朱熹素时喜书，人求之亦多乐为之，但并非有求必应，如陈一之求书“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字，不写。镇江窦氏托王过为求书其家斋额，不许。吴振求藏书阁铭，不许。傅定求书大字及二卦说，不允。赵师雍求三大字，未允作。连陈亮为寺观求文字，朱熹也不欲破例，改写张嵲集句座右铭以寄之。
  符国瑞请书墓额，不允。信州一士人求先人墓碑，不允。有人求墓铭，不允。
  对墓额、墓碑、墓铭之属，朱熹有自己的见解。朱熹复《符国瑞书》中说：“所需墓额，偶苦臂痛不能写。然仁人、孝子所以显其亲者，正亦不在此也。”对信州士人所请，未肯作，临别时郑重地赠以“务实”二字。而对不作墓铭者，则有感叹曰：“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要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语此，岂非有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说是说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书者，以其有可为后世法。今人只是虚美其亲。若有大功大业，则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为？且人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要恁地写出？” 可见朱熹之书，有其原则。朱熹所持原则是什么呢？在《书字铭》中，朱熹引程颢之语“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并有言“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就书写而言，朱熹的态度始终是认真的。朱熹《答方伯谟》第九书云：“……（令舅吕胜己的）篆字甚佳。然其间不能无病笔，已封寄去。但恐彼欲摩崖，则所书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过彼，更烦别为大书径尺以上者，封与（游）诚之，令转呈（张）南轩。但笔路亦须稍重，盖恐崖石粗，若字画太细，即不可辨耳。” 中国的书法发展之历程，简单地说是经历了从实用走向审美的两个阶段，但在朱熹之时，理学的蓬勃发展，书法教育与理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因此又多了一层教化的功能，这就是朱熹所赋予书法的又一个特点。

①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之“诸家评朱子之书法”。 ①聂振斌：《儒学与艺术教育》，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①《朱子全书》卷75。②《朱子全书》卷82。③束景南：《朱子大传》。④叶公回校订《朱子年谱》。 ①《朱子全书》卷82。②《朱子全书·别集》卷8。③《朱子全书》卷83。 ①《朱子全书》卷82。 ①③ 《朱子全书》卷84。②④ 《朱子全书》卷83。⑤《朱子语类》卷140。 ①② 《朱子全书》卷82。③④⑤ 《朱子语类》卷140。 ①②③⑤⑥ 《朱子全书》卷82。④《朱子全书》卷84。⑦《朱子全书》卷85。⑧《朱子语类》卷140①③ 《朱子全书》卷82。②《朱子全书》卷81。③《朱子语类》卷140。④《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续集》卷7。 ①《朱子全书》卷84。②《朱子语类》卷140。 ①《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续集》卷2。 ①《朱子全书·续集》卷3。②《朱子全书》卷76。③《朱子全书》卷10。 ①④⑦ 《朱子语类》卷107。②《朱子全书》卷2。③⑤ 《朱子全书·别集》卷7。⑥《朱子语类》卷12。①《朱子语类》卷62。②《朱子语类》卷120。③⑤ 《朱子全书》卷55。④《朱子全书》卷36。⑥⑦ 《朱子语类》卷64。⑧《朱子全书》卷85。 ①《朱子全书》卷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