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一贯把音乐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唯是一一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所谓无滞碍的状况，按当今时下之语叫通畅、和谐，这是一个易说不易得的高境界。而滞碍——失谐所导致的后果，朱熹则举具体的例证来表述。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提出即使是合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敢用，用则宾主失欢”。他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想，不是从俗随流，具有崇古的一面，也就是讲求经典音乐。
  朱熹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朱熹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系在一起考察，对音乐的要求也是以中律为准。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唯宋太祖，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朱熹不把音乐当作孤立的娱乐艺术看，而是将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远比俗论高明，后世未有将音乐的作用提高到这样的层面。
  北宋时期，司马光与范镇、胡瑗与阮逸、李照等朝廷官员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又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瑗同阮逸修《乐书》，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后世是否有人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