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礼记·乐记》中有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治理社会、国家的王道，不外乎“礼乐刑政”，故高明的统治者，无不重视礼教与乐教。华夏民族源远流长，自夏商周三代之始，礼乐教化之功能就得到广泛应用与流布。礼乐，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根本标志。讲究礼乐，成为社会进步、追求和谐的象征。
  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关系，探讨儒家教育思想，就不能脱离礼乐教化；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也就不能不施教礼乐。孔子是个大教育家，是个懂音乐、能作词曲的音乐教育家，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感到担忧，其治国思想丰富，其中就有以礼乐教育国民、提高道德修养的宝贵思想。朱熹承续孔孟儒家思想，对周公“制礼作乐”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倾注关怀，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重视乐教的实施，其谦说自己弹琴技能不高，不能与琴师相提并论，不能援琴向门徒传授具体的弹唱演奏之技能，但他从形而上的理论高度谈论音乐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超出一般的感官享乐，这也是后世许多人所望尘莫及的。 就治理社会、国家而言，实施法律—道德—礼乐教育是三个不同层面的要求，也是人讲究人伦、社会秩序由强制性走向自觉性的必由之路。礼乐教育，恐怕是儒家教育的最高级别的教育。当然，礼与乐不同，各有具体内容，但二者关系最为密切，常常放在一起讲述。
  在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卷92，是专门讨论古今之乐的内容之记载。参与讨论者有蔡元定、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诸多弟子，这些门生是接受朱熹音乐教育的主要群体，但不一定是同一个班级的受学者。
  在《朱子语类》卷22中，有门生问：礼乐之道，异用同体，如何？曰：礼主于敬，乐主于和，此异用也；皆本之于一心，是同体也。然敬与和，亦只一事。敬则和，和则自然敬。问：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盖发出来无不中节，便是和处。
  问：礼乐同体，是敬与和同出于一理否？曰：敬与和同出于一心。曰：谓一理，如何？曰：理亦说得。然言心，却亲切。敬与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见于事。
  朱熹承接儒家音乐思想传统，对古琴的音乐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深知音乐教育能使人心致中和而不妄，使人精神修养达到高境界。故其晚年还发动众多门人、亲友致力于《礼》、《乐》的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历代对朱熹之《礼》的研究与传承甚多，正史所载此类书目甚多，但后世无论是音乐教育、德育教育还是美学教育，都没有对朱熹重乐教产生足够的兴趣，故较少对其乐教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