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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142志第95载：朱熹尝与学者共讲琴法，其定律之法：十二律并用太史公九分寸法为准，损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声，位置各定。朱熹能够与学者共讲琴法、讨论古今之乐，说明音乐教育是朱熹的讲学之组成部分。有音乐讲学，则有其思想之存在。研究朱熹生平事迹与朱熹思想的人，以及部分研究古代音乐史的人，对此环节已有部分的揭示与某些层面的探讨。已故著名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生前数十年致力于朱熹研究，在《朱子学提纲》中给出一个定论，有“朱子好琴，精于乐律”之说。鉴于此，我们研究朱熹的教育实践活动，探讨朱熹的音乐教育思想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本文将着重讨论朱熹的音乐教育思想。朱熹重乐教在《礼记·乐记》中有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治理社会、国家的王道，不外乎“礼乐刑政”，故高明的统治者，无不重视礼教与乐教。华夏民族源远流长，自夏商周三代之始，礼乐教化之功能就得到广泛应用与流布。礼乐，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根本标志。讲究礼乐，成为社会进步、追求和谐的象征。
  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关系，探讨儒家教育思想，就不能脱离礼乐教化；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也就不能不施教礼乐。孔子是个大教育家，是个懂音乐、能作词曲的音乐教育家，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感到担忧，其治国思想丰富，其中就有以礼乐教育国民、提高道德修养的宝贵思想。朱熹承续孔孟儒家思想，对周公“制礼作乐”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倾注关怀，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重视乐教的实施，其谦说自己弹琴技能不高，不能与琴师相提并论，不能援琴向门徒传授具体的弹唱演奏之技能，但他从形而上的理论高度谈论音乐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超出一般的感官享乐，这也是后世许多人所望尘莫及的。 就治理社会、国家而言，实施法律—道德—礼乐教育是三个不同层面的要求，也是人讲究人伦、社会秩序由强制性走向自觉性的必由之路。礼乐教育，恐怕是儒家教育的最高级别的教育。当然，礼与乐不同，各有具体内容，但二者关系最为密切，常常放在一起讲述。
  在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卷92，是专门讨论古今之乐的内容之记载。参与讨论者有蔡元定、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诸多弟子，这些门生是接受朱熹音乐教育的主要群体，但不一定是同一个班级的受学者。
  在《朱子语类》卷22中，有门生问：礼乐之道，异用同体，如何？曰：礼主于敬，乐主于和，此异用也；皆本之于一心，是同体也。然敬与和，亦只一事。敬则和，和则自然敬。问：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盖发出来无不中节，便是和处。
  问：礼乐同体，是敬与和同出于一理否？曰：敬与和同出于一心。曰：谓一理，如何？曰：理亦说得。然言心，却亲切。敬与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见于事。
  朱熹承接儒家音乐思想传统，对古琴的音乐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深知音乐教育能使人心致中和而不妄，使人精神修养达到高境界。故其晚年还发动众多门人、亲友致力于《礼》、《乐》的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历代对朱熹之《礼》的研究与传承甚多，正史所载此类书目甚多，但后世无论是音乐教育、德育教育还是美学教育，都没有对朱熹重乐教产生足够的兴趣，故较少对其乐教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
  朱熹著琴文琴作为乐器，在中国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说最早为神农所造，扬雄认为“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弹琴发音，所发之音具有中和之态，“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占八音之首，故为人所重。且士大夫将琴乐修养，当做情操、才艺的重要标志。
  汉儒重琴，宋儒也一样重琴，所著《琴操》，就是说鼓琴奏乐以表现操守，即表现人的情操和气节，把人格修养和塑造与琴乐紧密结合在一起考察。朱熹的思想，是通过其大量的著作得到具体的体现，其音乐教育思想，自然蕴涵于其著作中。
  翻开朱熹的《朱子全书》，跃入读者眼帘的就有《琴》、《闻琴》、《琴操》、《赵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琴铭》、《琴律说》、《声律辨》、《律吕新书序》等诸多篇名，这些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作品，或言琴具，或言琴声，或言琴律，或言琴理，或言琴友，已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以朱熹的创作态度而言，这些涉琴之文，绝非泛泛之高谈虚论。
  我们不能在此将其作品内容全部罗列，但可以从朱熹为门人蔡元定《律吕新书》所作之序看出朱熹撰文的目的与用意。序中讲到吹律未谐的部分，乃经由朱熹与蔡元定长子蔡渊（1156—1236年）的更改而定，说明朱熹是个掌握了“吹律”的人，这表明朱熹对该音律专书撰述与刊行倾注了心血，也表明朱熹对音乐的关注非同一般。就朱熹所写的大量诗、词来看，有些诗篇、辞赋，如《招隐操》、《虞帝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是可以按律吟唱的。似乎可以说，尽管朱熹长期致力于著述、讲学，忙得不可开交，但音乐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朱熹知琴韵朱熹曾请人修制了一具琴，闲暇时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虽然他没有经常抚弦而歌，不以教授音乐为主要任务，但深于研究古代礼制的朱熹与音乐的关系，已不容后人忽略不理。
  就艺术修养而言，朱熹除作诗之外，能弹琴，精音律，擅书法，好金石，通绘事，并说“此虽余事，然亦见游艺之不苟”，称得上是儒家学者中最能奉行孔子“游于艺”者。朱熹有时也谦说自己不能弹琴，但这只表明他没有时常反复的抚弦弹奏，在技艺上没有达到专门家那样娴熟而已。朱熹能弹琴是个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其知琴韵。
  泉州德化人苏绍成，委业于天庆观，后隐于泉州北山，精于琴法。绍兴二十三年，二十四岁的朱熹官同安主簿，重其有德，曾往北山造访其庐，书“廉靖”二字与之，且铭其琴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汝钩其深后人署为《紫阳琴铭》，误以为是朱熹为自己的琴材所作之铭。
  朱熹知琴韵，通过该铭表露，强调将天、地、人、器融合为一，展现了青年朱熹以天地人文自然为一体的美学思想。这种音乐审美的追求，就是本于自然，合乎于自然，又能超越于自然，使人心得到醇化。朱熹交琴友从朱熹的受学经历来看，他的早期琴学知识，得益于其师刘子翚和师叔刘甫，后来经常与师友抚琴交流，也使其获益匪浅。
  刘子翚（1101—1147年）出身于名门望族，厌倦官场生活，担任福建路兴化军通判期满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建州崇安县五夫的潭溪上，在六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的人生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屏山先生。朱熹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的水帘洞访问刘甫。刘甫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少年朱熹的心灵。朱熹能抚弦吹笛，大概离不开二位前辈的指教。
  黄子厚即黄铢，为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也是受学于刘子翚等人，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能诗善歌而闻名，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抚弦而歌，甚有动人处，朱熹为其琴作铭。
  赵君泽雅好琴声，某年月从福州北上崇安五夫里访问朱熹，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创作的交流会。
  许闳是福州人，诗学黄铢，又问学于朱熹。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晚上，许闳挟琴过崇安五夫紫阳书堂，夜久月明，风露凄冷，挥弦度曲，声甚悲壮。朱熹受感动，作招隐操和反招隐操各一阕，并请黄铢、刘玶诸人相与共赋之，以备山中异时故事。
  清江周道士，淳熙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抱琴来武夷精舍访问朱熹，因朱熹身体欠佳，“有功衰之戚，不得听其抑按”。即不堪听其演奏而罢弹，朱熹以其能悟欧阳子所谓“理身入理琴，正声不可干以邪”的道理，特地作《赠周道士序》以赠之。 蔡元定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师事朱熹四十年，彼此相互问学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高足，撰有《律吕新书》、《燕乐本原》等音乐专书。蔡元定能吹笛，曾截段小竹做成笛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燕乐本原》书稿时，却发现存在吹律未谐的问题。绍熙四年三月，蔡元定出游湖湘、吴越各地，朱熹尚有书信与之论音乐事，中有“律准前日一哥（蔡氏长子蔡渊）来此（考亭精舍），已刻字调弦而去，但中弦须得律管然后可定，然则此器亦是乐家第二义也”。庆元三年还给受伪学之禁的蔡元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可以说，《律吕新书》、《燕乐本原》的撰述完成，是朱熹与蔡元定及其子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在序中评价蔡元定的“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下此定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南宋音乐现状之衰敝提出批评。《宋史》对朱熹与蔡元定的音乐研究与成果，有专章记载。
  詹体仁也是朱熹的高足，淳熙十五年为太学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詹体仁时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盲目套用，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评其下学工夫不足。朱熹论乐律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故朱熹亦加意于乐律的研究，且与众士友讨论之。庆元三年三月，朱熹在建阳沧洲精舍研究前人说琴的文字，“见人说琴无归著，谩疏所疑，得数千字”，这些文字直接表明朱熹对音乐的重视。
  翻开黎靖德辑编的《朱子语类》，在卷第九十二中所载的文章，全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以及历代音乐著作，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
  宋室南渡，许多音乐典籍散乱不整，无法指导音乐教育。鉴于此，朱熹和蔡元定很想修《乐书》，常往返讨论之，又不断修改、补充之，或改定一条，或改定数字，其用心甚为仔细，用意甚为谨慎。庆元三年春，朱熹在自己遭受罢祠夺俸、得意门生蔡元定被流放到三千里外舂陵的情势下，还在考论琴律、声律问题，并作成《琴律说》、《声律辨》，这是朱熹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乘以4/3，上生一律，如此反复循环，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从尺、寸，到厘、丝，理论上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即便是当今从事音乐教育者，恐怕对此也不甚了然。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至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不够精确，于今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迷，扰乱听者的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这是朱熹承接儒家音乐思想传统，对古琴的音乐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对琴乐所发表的看法，但不失其把握音乐作用的意义。朱熹辨古乐儒家一贯把音乐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唯是一一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所谓无滞碍的状况，按当今时下之语叫通畅、和谐，这是一个易说不易得的高境界。而滞碍——失谐所导致的后果，朱熹则举具体的例证来表述。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提出即使是合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敢用，用则宾主失欢”。他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想，不是从俗随流，具有崇古的一面，也就是讲求经典音乐。
  朱熹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朱熹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系在一起考察，对音乐的要求也是以中律为准。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唯宋太祖，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朱熹不把音乐当作孤立的娱乐艺术看，而是将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远比俗论高明，后世未有将音乐的作用提高到这样的层面。
  北宋时期，司马光与范镇、胡瑗与阮逸、李照等朝廷官员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又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瑗同阮逸修《乐书》，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后世是否有人破解。朱熹倡乐学赵宋王朝经历亡国之痛而南渡，完全失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严重的破坏，掌管官方祭祀、庆典活动的机构，没有完备的常规队伍，教授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乐演奏水平与内容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以致州县不得不降低标准在很多场合使用民间歌妓演唱俗乐以应景。这种类似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的局面，使理学家朱熹感到担忧。
  当然，朱熹不会坐视不管，他要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动员道友门人广泛收集、整理关于礼乐资料。绍熙五年冬，朱熹成为宁宗帝师，上《乞修三礼劄子》，向朝廷推荐“钟律之制，则士友间亦有得其遗意者”蔡元定、姜夔，次年五月十七日，姜夔上书论雅乐，进《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即便是在晚年遭受庆元伪禁和人身迫害之时，朱熹也没有放弃这项伟大的事业，广布于闽、浙、赣、皖、湘的门人，也鼎力支持。朱熹研读大量文献后，提出音乐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独到见解。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也表明朱熹所具有的宽容之心。
  鉴于“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晓者”的现状，朱熹曾对门人说“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朱熹曾遇到一位很会唱歌的女童，留下很深的印象，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像这样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如果施以适宜的教育，其才华就能得以施展。于是，朱熹提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用以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为社会服务。朱熹的这种独特的思想，与后代创立专门音乐教育的机构，想必有某些关联。
  综上所言，朱熹从少年时代向老师学习乐理、弹琴、吹笛，懂得琴韵乐律，到晚年指导学生学习音乐，编辑礼书，倡办乐学，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磨砺，始终对音乐教育倾注了精力与关怀，从个体的研习，到群体的受学，再到提出专门的音乐人才培养，逐步提升了自己对音乐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认识，对儒学与艺术教育，起到榜样作用。

①《扬子》。①《朱子全书·与孙季和书第五》。①《朱子全书》卷1。②《朱子全书》卷76。③《朱子全书》卷44《答蔡季通书第八》。 ①《朱子语类》卷92。①《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续集》卷3《答蔡季通书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