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兴二十三年至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在同安任上所行经界、 整顿版籍、理顺税负、加强吏治、重视民生、倡导教化等方面的行政内容，就少不了与法律发生关联，此不多言。但朱熹依法处理两个案件却不能不说。一是学生有淫慝之行，以溷有司，朱熹将违法的卓雄和林轩开除。另是盗起，朱熹参与武力平息与事后处理。 《朱子全书》卷86中有《屏弟子员告先圣文》云： 熹不肖，昨以布衣诸生推择为此县吏，而得参听其学事。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领弟子员有某某者，乃为淫慝之行，以溷有司。熹窃自惟身不行道，无以率砺其人，使至于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弹治之，则是德刑两弛，而士之不率者终无禁也。是故告于先圣先师，请正学则，耻以明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圣先师学校之政，所以遗后世法也。唯先圣先师临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 朱熹对邪恶不正者的处理，表明朱熹的早期教育思想，就开始有了德刑并重的教育基础。
  绍兴二十五年夏，一大群饥民进攻同安县城，朱熹参与抗击，登城临高而弓射，击退饥民，立下功劳，事后在城角辟地作射圃教习吏士以提高防卫能力。此次平息骚乱，体现了朱熹“治民以法”的忠君思想。
  淳熙六年至八年，朱熹在南康军任上施政的大纲为：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在执政的三年内，朱熹依法处理若干案件，如：南康有一名宗室家仆与阿梁私通，共杀亲夫，家仆逮捕病死狱中，该宗室竟仗势挟持官吏十人在狱不肯罢休，官司打了一年，朱熹最后放却他们时说了一些愤愤不平的话。朱熹对一名同“宗室”与江州官吏勾结作恶的“健讼假儒”进行编管杖脊。刘邦逵为都昌籍豪右，挟财恃力，私纠乡民鸣锣持仗，过都越保，报复仇人，引起民愤不平，朱熹将其决配编管。
  淳熙八年，朱熹临罢军守之职，在谯楼下亲自下令杖脊一名跃马踏死民家小儿的世家贵胄子弟。后来朱熹向杨道夫、万人杰、叶贺孙等门人说：“某南康临罢，有跃马于市者，踏了一小儿，将死。某时在学中，令送军院。次日以属知录。晚过廨舍，知录云：‘早上所谕，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无疑，回至军院，则其人冠履俨然，初未尝经拷掠也。遂将吏人并犯者讯。次日吏人杖脊勒罢。偶一相识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横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朱熹在南康军为君为民打击吏胥权豪之举，虽有法律之依托，但还是阻力重重，罗致“治财太急，用刑过严”之谤。而陆九渊则在给漕运使尤袤的信中说：“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元晦之政，亦诚有病，然恐不能以严病之。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而非之乎！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而泛然为宽严之政者，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陆九渊为朱熹辩护，最后得孝宗一句肯定。在朱熹逝世之后，黄榦则谓“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好强敛戢，里闾安靖”给予肯定。
  淳熙八年底至九年九月，朱熹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巡历所属州县，“所历虽广，而人不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苍黄惊惧，常若使者压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肃然”。在浙东，朱熹既有对贪官污吏进行弹劾之举，也有处理子告母的案件。
  在《朱子语类》卷106中，记有朱熹与门人黄榦讨论的案例。直卿云：“某兄任某处，有继母与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数人贫寠不能自活，哀鸣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无如之何。”朱熹说：“不然。这般所在，当以官法治之。也须追出后母责戒励，若更离间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须痛治。”于是讲及淳熙九年浙东任上一宗子告母案。
  绍兴有继母与夫之表弟通，遂为接脚夫，擅用其家业，恣意破荡。其子不甘来诉。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后甘赶至数十里外，其情甚切，遂于受理，委杨敬仲。敬仲深以为子诉母不便。某告之曰：“曾与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辄弃背与人私通，而败其家业。其罪至此，官司若不与根治，则其父得不含冤于地下乎！今官司只得把他儿子顿在一边。”于是时任绍兴府司理的杨敬仲即杨简受理，追之急，接脚夫畏罪赴井。
  朱熹在漳州任上的司法行为，重在免长奸惠恶。在漳州，“每听词状，集属官都来，列位于厅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时，亦复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处断。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众较量断去，无有不当，则狱讼如何会壅？此非独为长官者省事，而属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决狱听讼得熟，是亦教诲之也”。朱熹后来对门人说，当时中散大夫丰谊任福建提点刑狱，“送下状多如雨，熹最初只随手断几件。后来觉多了，恐被他压倒了，于是措置几只厨子在厅上，分了头项。送下讼来，即与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诸同官，各分几件去定夺。只于厅两边设幙位，令逐项叙来历，末后拟判。俟食时，即就郡厨办数味，饮食同坐。食讫，即逐人以所定事较量。初间定得几个来，自去做文章，都不说着事情。某不免先为画样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状系某事。（一）甲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乙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逐项次第写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么事争起到官，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甲家又如何供对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断。（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于某官番诉，某官又如何断。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写出，后面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如此了，却把来看：中间有拟得是底，并依其所拟断决，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拟，回申提刑司去。有拟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滞。” 在丰谊送下的案子中，有一件是关于分家产的纠纷。“有人情愿不分，人皆以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后来以计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并其产业。”后来朱熹委郑承看验，逐项剖析仔细，乃知其情，做出合理合法的判决。又有一“妇与人通，杀其夫密埋之，其鬼作出祟。熹恐奏裁免死，遂与决罪。妇人斩，与妇人通者绞，冤魂乃息”。
  绍熙二年二月，朱熹还委派门人方壬到龙岩、漳浦断狱，将两起杀人案主犯绳之以法。龙岩有澳卒杀人，狱吏抑同行者诬伏；漳浦县有僧毙于佃家，而鞠验者皆曰服毒，郡委壬覆实，抵卒及佃家罪。朱熹闻之与书曰：龙岩之行，使无罪者不以冤死，有罪者无所逃刑，此非细事！ 朱熹潭州任上断狱，重在惩处奸恶，其对少数民族起事的处理，却以宽待之，见本书相关章节，于此不复。
  据朱熹门人董铢记载：“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其实情，轻重厚薄付之当然，可也。若从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从厚，则此病所系亦不轻。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之乃出头。适有大赦，遂且与编管。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朱熹谨遵《刑法志》所定“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的条款对狱中十八大囚斩立决，不使大恶脱网。
  又据钱木之记载，有位客人说起社仓讼事。曰：“如今官司鹘突，都无理会，不如莫辨。”朱熹因说：“如今委送事，不知属官能否，胡乱送去，更无分晓了绝时节。某在潭州时，州中僚属，朝夕相见，却自知得分晓，只县官无由得知。后来区处每月版帐钱，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当日留住，试以公事。又怕他鹘突写来，却与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于某年月日于某处理某事，某官如何断。（一）又于某时某再理，某官如何断。（一）某今看详此事理如此，于条合如何结绝。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隐。”与漳州任上所撰公文格式一样，朱熹采取统一格式规范管理，堵住漏洞，杜绝事故，避免诉讼。朱熹还对侍游建阳唐石里的刘炎说社仓管理：“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 且朱熹告诫门生：“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日日检点了，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今人只胡乱随人来理会，来与不来都不知，岂不误事！” 朱熹的法律实践，甚有建树。此外，朱熹对许多官员按律执法也有推崇，如对其父朱松禁止弃女婴之举及宋若水禁不举子，皆持赞同意见。“闽俗故多不举子，公与帅司合议，按律令，严保伍，为所以禁防诲诱之具甚悉，全活者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