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生活于南宋，对古代法典及儒家立法思想皆有潜心研究与独到心得。如《尚书·吕刑》为西周穆王时的主要奴隶制法制，所言五刑、五罚、五过、罪刑等刑罚制度，对后代法制建设起前导作用。如《论语》中的德礼与刑罚思想的确立，为各朝法制建设定下基调。唐朝所制订的《唐律》是部较完备的法律，离宋朝最近，故北宋建国初期仍有沿用该律，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时代的变化，统治者需要制订与本朝相适应的法律。因此，宋朝的刑法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两宋刑法沿革：宋初定《刑统》三十卷、编《敕令》四卷，敕律并行。此后屡有增减，如《元丰修正敕令格式（断例）》、《元祐敕令格式》、《政和敕令格式》的颁行与实施。宋室南迁，则修《绍兴敕令格式》（绍兴元年），该敕令在南宋法制中占最为重要位置。此后屡有修改，如《乾道敕令格式》（乾道六年）、《淳熙敕令格式》二百四十八卷（淳熙三年）、《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卷（淳熙七年）、《庆元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庆元四年）等。这些法律条文，成为朱熹法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其执法的依据。
  朱熹是个饱学之士，为宦善仁政，其所凭借的法律条文，主要依据上述不同时期所颁布的敕律，来处理有关生命案件、财产案件及伦理案件，以维护家庭、社会、国家的稳定。朱熹对门生说：“法初立时，有多少好意思。后来节次臣僚胡乱申请，皆变坏了。……以一时之弊，变万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请。法尽有好处。今非独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于必行。……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纲纪，人人玩弛，可虑！可虑！”乾道年间，朱熹在给好友张栻的书中说：“昨日道间又见奉行强盗新法者，杀伤人、犯奸、纵火皆死，此固无疑于当戮。但赃满之限亦从而损之，此似太过。盖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躯命为重耳。今乃一例为此刻急，则人但见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爱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骇矣。不若改此一条，使脏满之数比旧法又加宽焉，以见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躯命，而不在货财，则彼微有贪生惜死之情者，为恶将有所极，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于杀伤之祸、污辱之耻矣。又经贷命而再犯者杀之，似亦太过，不若斩其左足，使终身不复能陆梁。全生之仁，禁非之义，并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奸之本意也。”乾道六年秋七月，朱熹与提举福建路茶盐常平公事郑伯熊讨论尧舜用刑，作《舜典象刑说》。朱熹还认为《淳熙条法事类》删改太过，遂失当初立法之意。而对军需异地供应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改革方案，即彼产绢之地以所合发纳上供钱输绢左库，此地将合数钱散军人，减少中间环节，两得其便。朱熹关注福建盐法，认为漳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屡经旨罢，而复屡起。朱熹还认识到，通判厅官员因财赋多，恣意侵渔，无所稽考。朱熹“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曰：‘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说公吏不合取钱，为知县者自要钱矣！’节节言之，为之吁叹”。朱熹所言、所虑被诸位门生记录下来，保存在《朱子语类》中，成为后人研究朱熹法律思想的主要原材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公正廉洁、克己奉公、体恤百姓的清官廉吏不可胜数，而贪得无厌、损公肥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凭借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苛敛搜刮，大肆侵吞公有财产，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道德，引起正直者的愤懑。朱熹所言的“大字面配去”以及后面将要说到的决配、编管、杖脊，都是宋代刑名或俗语。这些刑名，可参阅《宋史刑法志注释》。关于刺配法，河北大学郭东旭先生有撰文进行具体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