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社会的治理，仅靠道德约束还不够，它还要有严格的法律作为手段，需要德治与法制的齐行并施。教育家朱熹的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两手抓，德治为先，却不废法制手段的使用，倡德求善，依法惩恶。朱熹仕宦生涯甚短，在州县为官累计仅有九年，坚持“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处理各类案件。研究朱熹的政治活动，自当兼及司法之内容，探讨其执法之情况，以明晰其法律教育之思想。
  法律教育是历代教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与德育教育相辅相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离开法律的约束力，社会根本无法治理，因此说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统治工具，至今仍是如此。
  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熹具有忧国爱民之心，其秉承孔子思想，在《论语集注》中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文中所谓“政”，是指“法制禁令”，即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在朱熹，则更多强调“为政以德”，以礼为导，以德为教，通过礼法教育，道德教育使人心醇化，使人免于犯罪，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自觉地讲道德不犯法，这就使法律成为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
  在《朱子语类》卷106中，讨论朱熹外任同安主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司提举、漳州知州、潭州知州的许多事件，大多与法律有关系，这可视为朱熹在职期间的具体法律实践。参与讨论者至少有叶贺孙、潘时举、王过、万人杰、滕璘、陈淳、杨道夫、黄榦、包扬、沈僩、马子严、孙自修、郑可学、黄杲、廖德明、徐寓、郑湜、杨楫、朱在、吴必大、陈文尉、吴琮、黄谦、钱木之、董铢等数人。而通过书信进行法律思想交流的人，先后有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刘清之、丰谊、赵汝愚等人。因此，后人通过对《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的相关内容的研究，可以把握朱熹的法律教育思想之精华，作为当今教育者、执法者参考。朱熹法律理论的来源朱熹生活于南宋，对古代法典及儒家立法思想皆有潜心研究与独到心得。如《尚书·吕刑》为西周穆王时的主要奴隶制法制，所言五刑、五罚、五过、罪刑等刑罚制度，对后代法制建设起前导作用。如《论语》中的德礼与刑罚思想的确立，为各朝法制建设定下基调。唐朝所制订的《唐律》是部较完备的法律，离宋朝最近，故北宋建国初期仍有沿用该律，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时代的变化，统治者需要制订与本朝相适应的法律。因此，宋朝的刑法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两宋刑法沿革：宋初定《刑统》三十卷、编《敕令》四卷，敕律并行。此后屡有增减，如《元丰修正敕令格式（断例）》、《元祐敕令格式》、《政和敕令格式》的颁行与实施。宋室南迁，则修《绍兴敕令格式》（绍兴元年），该敕令在南宋法制中占最为重要位置。此后屡有修改，如《乾道敕令格式》（乾道六年）、《淳熙敕令格式》二百四十八卷（淳熙三年）、《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卷（淳熙七年）、《庆元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庆元四年）等。这些法律条文，成为朱熹法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其执法的依据。
  朱熹是个饱学之士，为宦善仁政，其所凭借的法律条文，主要依据上述不同时期所颁布的敕律，来处理有关生命案件、财产案件及伦理案件，以维护家庭、社会、国家的稳定。朱熹对门生说：“法初立时，有多少好意思。后来节次臣僚胡乱申请，皆变坏了。……以一时之弊，变万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请。法尽有好处。今非独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于必行。……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纲纪，人人玩弛，可虑！可虑！”乾道年间，朱熹在给好友张栻的书中说：“昨日道间又见奉行强盗新法者，杀伤人、犯奸、纵火皆死，此固无疑于当戮。但赃满之限亦从而损之，此似太过。盖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躯命为重耳。今乃一例为此刻急，则人但见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爱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骇矣。不若改此一条，使脏满之数比旧法又加宽焉，以见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躯命，而不在货财，则彼微有贪生惜死之情者，为恶将有所极，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于杀伤之祸、污辱之耻矣。又经贷命而再犯者杀之，似亦太过，不若斩其左足，使终身不复能陆梁。全生之仁，禁非之义，并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奸之本意也。”乾道六年秋七月，朱熹与提举福建路茶盐常平公事郑伯熊讨论尧舜用刑，作《舜典象刑说》。朱熹还认为《淳熙条法事类》删改太过，遂失当初立法之意。而对军需异地供应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改革方案，即彼产绢之地以所合发纳上供钱输绢左库，此地将合数钱散军人，减少中间环节，两得其便。朱熹关注福建盐法，认为漳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屡经旨罢，而复屡起。朱熹还认识到，通判厅官员因财赋多，恣意侵渔，无所稽考。朱熹“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曰：‘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说公吏不合取钱，为知县者自要钱矣！’节节言之，为之吁叹”。朱熹所言、所虑被诸位门生记录下来，保存在《朱子语类》中，成为后人研究朱熹法律思想的主要原材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公正廉洁、克己奉公、体恤百姓的清官廉吏不可胜数，而贪得无厌、损公肥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凭借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苛敛搜刮，大肆侵吞公有财产，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道德，引起正直者的愤懑。朱熹所言的“大字面配去”以及后面将要说到的决配、编管、杖脊，都是宋代刑名或俗语。这些刑名，可参阅《宋史刑法志注释》。关于刺配法，河北大学郭东旭先生有撰文进行具体的探讨。朱熹法律实践的案例绍兴二十三年至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在同安任上所行经界、 整顿版籍、理顺税负、加强吏治、重视民生、倡导教化等方面的行政内容，就少不了与法律发生关联，此不多言。但朱熹依法处理两个案件却不能不说。一是学生有淫慝之行，以溷有司，朱熹将违法的卓雄和林轩开除。另是盗起，朱熹参与武力平息与事后处理。 《朱子全书》卷86中有《屏弟子员告先圣文》云： 熹不肖，昨以布衣诸生推择为此县吏，而得参听其学事。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领弟子员有某某者，乃为淫慝之行，以溷有司。熹窃自惟身不行道，无以率砺其人，使至于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弹治之，则是德刑两弛，而士之不率者终无禁也。是故告于先圣先师，请正学则，耻以明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圣先师学校之政，所以遗后世法也。唯先圣先师临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 朱熹对邪恶不正者的处理，表明朱熹的早期教育思想，就开始有了德刑并重的教育基础。
  绍兴二十五年夏，一大群饥民进攻同安县城，朱熹参与抗击，登城临高而弓射，击退饥民，立下功劳，事后在城角辟地作射圃教习吏士以提高防卫能力。此次平息骚乱，体现了朱熹“治民以法”的忠君思想。
  淳熙六年至八年，朱熹在南康军任上施政的大纲为：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在执政的三年内，朱熹依法处理若干案件，如：南康有一名宗室家仆与阿梁私通，共杀亲夫，家仆逮捕病死狱中，该宗室竟仗势挟持官吏十人在狱不肯罢休，官司打了一年，朱熹最后放却他们时说了一些愤愤不平的话。朱熹对一名同“宗室”与江州官吏勾结作恶的“健讼假儒”进行编管杖脊。刘邦逵为都昌籍豪右，挟财恃力，私纠乡民鸣锣持仗，过都越保，报复仇人，引起民愤不平，朱熹将其决配编管。
  淳熙八年，朱熹临罢军守之职，在谯楼下亲自下令杖脊一名跃马踏死民家小儿的世家贵胄子弟。后来朱熹向杨道夫、万人杰、叶贺孙等门人说：“某南康临罢，有跃马于市者，踏了一小儿，将死。某时在学中，令送军院。次日以属知录。晚过廨舍，知录云：‘早上所谕，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无疑，回至军院，则其人冠履俨然，初未尝经拷掠也。遂将吏人并犯者讯。次日吏人杖脊勒罢。偶一相识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横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朱熹在南康军为君为民打击吏胥权豪之举，虽有法律之依托，但还是阻力重重，罗致“治财太急，用刑过严”之谤。而陆九渊则在给漕运使尤袤的信中说：“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元晦之政，亦诚有病，然恐不能以严病之。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而非之乎！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而泛然为宽严之政者，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陆九渊为朱熹辩护，最后得孝宗一句肯定。在朱熹逝世之后，黄榦则谓“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好强敛戢，里闾安靖”给予肯定。
  淳熙八年底至九年九月，朱熹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巡历所属州县，“所历虽广，而人不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苍黄惊惧，常若使者压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肃然”。在浙东，朱熹既有对贪官污吏进行弹劾之举，也有处理子告母的案件。
  在《朱子语类》卷106中，记有朱熹与门人黄榦讨论的案例。直卿云：“某兄任某处，有继母与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数人贫寠不能自活，哀鸣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无如之何。”朱熹说：“不然。这般所在，当以官法治之。也须追出后母责戒励，若更离间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须痛治。”于是讲及淳熙九年浙东任上一宗子告母案。
  绍兴有继母与夫之表弟通，遂为接脚夫，擅用其家业，恣意破荡。其子不甘来诉。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后甘赶至数十里外，其情甚切，遂于受理，委杨敬仲。敬仲深以为子诉母不便。某告之曰：“曾与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辄弃背与人私通，而败其家业。其罪至此，官司若不与根治，则其父得不含冤于地下乎！今官司只得把他儿子顿在一边。”于是时任绍兴府司理的杨敬仲即杨简受理，追之急，接脚夫畏罪赴井。
  朱熹在漳州任上的司法行为，重在免长奸惠恶。在漳州，“每听词状，集属官都来，列位于厅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时，亦复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处断。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众较量断去，无有不当，则狱讼如何会壅？此非独为长官者省事，而属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决狱听讼得熟，是亦教诲之也”。朱熹后来对门人说，当时中散大夫丰谊任福建提点刑狱，“送下状多如雨，熹最初只随手断几件。后来觉多了，恐被他压倒了，于是措置几只厨子在厅上，分了头项。送下讼来，即与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诸同官，各分几件去定夺。只于厅两边设幙位，令逐项叙来历，末后拟判。俟食时，即就郡厨办数味，饮食同坐。食讫，即逐人以所定事较量。初间定得几个来，自去做文章，都不说着事情。某不免先为画样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状系某事。（一）甲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乙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逐项次第写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么事争起到官，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甲家又如何供对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断。（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于某官番诉，某官又如何断。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写出，后面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如此了，却把来看：中间有拟得是底，并依其所拟断决，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拟，回申提刑司去。有拟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滞。” 在丰谊送下的案子中，有一件是关于分家产的纠纷。“有人情愿不分，人皆以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后来以计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并其产业。”后来朱熹委郑承看验，逐项剖析仔细，乃知其情，做出合理合法的判决。又有一“妇与人通，杀其夫密埋之，其鬼作出祟。熹恐奏裁免死，遂与决罪。妇人斩，与妇人通者绞，冤魂乃息”。
  绍熙二年二月，朱熹还委派门人方壬到龙岩、漳浦断狱，将两起杀人案主犯绳之以法。龙岩有澳卒杀人，狱吏抑同行者诬伏；漳浦县有僧毙于佃家，而鞠验者皆曰服毒，郡委壬覆实，抵卒及佃家罪。朱熹闻之与书曰：龙岩之行，使无罪者不以冤死，有罪者无所逃刑，此非细事！ 朱熹潭州任上断狱，重在惩处奸恶，其对少数民族起事的处理，却以宽待之，见本书相关章节，于此不复。
  据朱熹门人董铢记载：“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其实情，轻重厚薄付之当然，可也。若从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从厚，则此病所系亦不轻。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之乃出头。适有大赦，遂且与编管。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朱熹谨遵《刑法志》所定“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的条款对狱中十八大囚斩立决，不使大恶脱网。
  又据钱木之记载，有位客人说起社仓讼事。曰：“如今官司鹘突，都无理会，不如莫辨。”朱熹因说：“如今委送事，不知属官能否，胡乱送去，更无分晓了绝时节。某在潭州时，州中僚属，朝夕相见，却自知得分晓，只县官无由得知。后来区处每月版帐钱，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当日留住，试以公事。又怕他鹘突写来，却与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于某年月日于某处理某事，某官如何断。（一）又于某时某再理，某官如何断。（一）某今看详此事理如此，于条合如何结绝。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隐。”与漳州任上所撰公文格式一样，朱熹采取统一格式规范管理，堵住漏洞，杜绝事故，避免诉讼。朱熹还对侍游建阳唐石里的刘炎说社仓管理：“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 且朱熹告诫门生：“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日日检点了，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今人只胡乱随人来理会，来与不来都不知，岂不误事！” 朱熹的法律实践，甚有建树。此外，朱熹对许多官员按律执法也有推崇，如对其父朱松禁止弃女婴之举及宋若水禁不举子，皆持赞同意见。“闽俗故多不举子，公与帅司合议，按律令，严保伍，为所以禁防诲诱之具甚悉，全活者众”。朱熹重视冤案的平反在笔者收集与整理《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的过程中，发现南宋的岳飞、高登、龚茂良三人的冤案成为朱熹不同时期所关注的焦点，通过朱熹诸人的积极干预，三宗冤案先后得到彻底的平反。笔者认为，这是朱熹法律思想的最好体现。
  龚茂良冤案：龚茂良（1109—1177年），字实之，兴化军莆田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与同郡学友黄公度、陈俊卿同登进士第。初授南安簿，迁邵武司法参军，调泉州观察推官，以廉勤称。由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举，龚茂良于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以左宣教郎入朝为秘书省正字。次年为监察御史，敢言阙失。迁右正言，因弹劾龙大渊、曾觌被外任。隆兴二年十月以左奉议郎、除直秘阁知建宁府，廉勤有为，乾道元年六月离任，后为广东提刑。乾道六年六月除江西帅，由莆田赴隆兴，时江西连年大旱，遂措置一路荒政，免税发廪，全活甚众。乾道九年复入朝，为礼部侍郎。淳熙元年十一月，入为参知政事。淳熙三年，斥言近习，无所隐避。因弹劾侵盗大军钱粮的钱良臣而牵动近习，被曾觌、谢廓然、钱良臣等人陷害，排挤出朝，与其长子被贬英州。其生平不喜言用兵，陛辞奏论恢复，乃是劝勿轻举，却被谢廓然设陷阱而诬害，年近古稀遭贬，抑郁而死于贬所。
  朱熹认识龚茂良，与之交厚。淳熙十年冬，朱熹南下至莆田访龚茂良家人，从其二子处得陛辞奏议副本，明其冤屈，其子投匦要求平反。淳熙十五年，其冤得平，并被追复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谥庄敏。
  高登冤案：高登（1104—1148年），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县人。少游太学，值靖康之祸，尝与陈东诣阙上书，力陈蔡京、梁师成、李彦、王黼、童贯、朱勔六贼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遭到当权者打击，流放容州，囚禁蒙冤屈死他乡。朱熹知漳州期间，从高登家人得知其死之原委，提出为其平反，绍熙二年二月上《乞褒录高登状》，并建议朝廷褒扬其忠节，以率后人。当年七月，诏故容州编管人高登复元官，乃赠承务郎。朱熹上书奏请，使得名在罪籍五十年的高登，终于脱离罪籍，得到朝廷的褒录。此举也唤醒人们的良知，要伸张正义。 岳飞冤案：岳飞（1103—1141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
  事母孝，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宣和中以敢战士应募，隶留守宗泽。建炎初，以上书高宗反对南迁，被革职。不久随宗泽守卫开封，任统制。建炎三年移军广德、宜兴，抗击金兀术南侵，次年，金军在江南军民的反击下北撤，其率兵攻击金军后队，收复建康。绍兴初，张俊请岳飞同讨李成，岳飞请为先锋，大破李成之军，江淮平，累授武安军承宣使，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以赐之。绍兴四年，大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任清远军节度使。绍兴五年，镇压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后驻军鄂州，派人渡河联络太行义军，屡次建议大举北进。绍兴七年，为朝廷计，曾建议高宗在未生皇储时先建储以沮敌谋，但皇帝以“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回绝。绍兴八九年，上书反对议和。绍兴十年兀术进兵河南，岳飞出兵反击，大败金军，收复郑州、洛阳等地。而高宗、秦桧一心求和，下令退兵。岳飞回临安后，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不久被诬谋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与子岳云、部将张宪杀害于大理寺。经众朝臣不断努力平反，多年后追谥武穆。淳熙十四年六月，朱熹致书岳霖，询问岳飞储议之事。绍熙五年闰十月，朱熹入史院，收集资料后，与陈傅良上《史馆拟上政府札子》，希望宁宗皇帝能予以褒录忠勇之岳飞，后由宁宗追封为鄂王。
  龚茂良屈死于淳熙四年、高登屈死于绍兴十八年、岳飞屈死于绍兴十一年，这是南宋历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政治案件。就冤屈者身份而言，只有龚茂良生前与朱熹有往来，高登和岳飞死在朱熹进士之前，就个人关系而言是微小的，但作为历史案件，朱熹并不袖手，而是收集第一手材料，依据事实说话，敢于为被冤屈致死的历史人物提出平反，这就表明朱熹是个具有勇气和毅力的人。三大历史冤案的彻底平反，虽然不能全归功于朱熹，但后人不能忽略朱熹所起的重要作用。

①《朱子全书》卷25。②《朱子全书》卷67。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编：《宋史刑法志注释》，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②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之《宋代刺配法述论》一文，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①《朱子大传》，第127—129页。 ①《朱子语类》卷106。②《朱子全书》卷34。③陆九渊：《象山集》卷36，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①② 《勉斋集》卷36。 ①《朱子语类》卷106。 ①《朱子语类》卷106。 ①《朱子语类》卷106。②《朱子全书》卷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