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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儒家教育实践者，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十分重视道德教育，自觉地将道德教育当作核心内容，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并自始至终的反复告诫门人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把学校教育当作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要求学生立志，朝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发展。
  朱熹在庆元元年（1195年）六月所作的《学校贡举私议》中说，国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自古以来，凡是有见地的教育工作者，莫不把德育教育放在第一位，教育家朱熹也是一样，且更强调德育的重要性。赵宋王朝是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封建官僚社会，贯彻学而优则仕，士阶层实质上就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其道德风范直接关系着社会政治的稳定，因此要求士人注重心性修养以树立道德人格，修己治人，即加强内圣外王的儒家修养，显得相当重要。
  书院教育与官办学校教育有差异，前者所具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能遵循古代圣贤立教办学的旨意，体现在重视对人的道德的教育与培养，能把个体内心的精神修养与劳动技术技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先教以做人的本领，然后才教以做事的能力，使其明人伦，识大体，有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不是孤立于人群，才能为人着想，为人做事，为人谋利。也就是当今所提倡的我为人人，奉献在先，人人为我，获得在后。为己之学，是强调个人心性修养，而不是以我为中心，事事以满足我的欲求为衡量准则。
  就当今教育活动而言，学校的教育让学生学到了许多知识，但总体上缺乏道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只单纯追求知识而缺乏高尚德行的人，整个社会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教育不能只仅仅传授劳动技能，仅仅让人能从事生产，获得物质报酬，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只简单地传授技能，而不是将其塑造成为能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人，与训练动物表演技能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可怕的是仅仅只有技术技能的人，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都是合乎人类进步的要求，比如精熟计算机编程制造攻击性病毒的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能制造毁灭性武器的人，掌握生物学技术克隆希特勒之属的人物，最终所造成的对人类的危害就不能低估。
  回过头来看，朱熹强调的德育教育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虚言。
  一、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根本任务科举制度的正面作用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负面作用是引诱士子趋利忘义。这种制度下所造成的教育现状是“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历来提倡师道尊严的学校尚且存在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鱼龙混杂的社会更不用说有长幼之分、上下之别。鉴于此，朱熹强调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德育教育，明确地提出将“明人伦”作为教育的目的。
  朱熹所言“学之本”，便是求圣人之意，明性命道德之归，就是理学家所说的理，通俗地说就是道德法则。人类最终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个体的内心拥有道德法则，并以道德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随而行的，有道德修养的人类，才能拥有真正的文明，人处其中，才能享受真正的幸福。
  朱熹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及其学之既成，则又兴其贤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当是之时，理义修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然犹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顾遂以学校为虚文，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于是为士者求道于老子、释氏之门，为吏者责治乎簿书期会之最。盖学校之仅存而不至于遂废者，亦无几耳。” 先王之学，就是以明人伦为本。朱熹说：“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虑其由而不知，无以久而不坏也，则为之择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学校，而联之以师儒，开之以《诗》、《书》，而成之以《礼》、《乐》。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传是教而施之无穷者，盖亦莫非因其固有而发明之，而未始有所务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学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无远之不暨，而无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泽所以为盛，而非后世所能及也。” 由于人们一日不能离开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此五者之关系，也不能一日离开亲、义、别、序、信此五者之理，因此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教育之目揭示出来，并把它作为定本，贯彻于书院教育之始终。
  朱熹对门人说：“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把人之大伦，作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共同教育目的，“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这样就把道德教育当作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根本任务。
  强调德育教育，就是要使接受教育者，成为明理之人，有用之材。
  二、道德教育的分段进行与基本方法朱熹将明五伦作为德育的目标，把三纲五常作为基本内容，将人生分为童蒙教育与大学教育两个阶段，使接受教育者得到道德教育。这是按照人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及理解能力不同而划分的两个阶段，各阶段施教内容与深度有所差异，但两个阶段又是有机统一的，总的教育目标也是一致的。
  五伦即儒家所言的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古代社会注重名分，每个人必须遵照自己在五伦中所处的地位，恪守伦理道德，恪尽义务，做到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爱弟悌，朋谊友信。三纲即儒家所言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儒家所言的仁、义、礼、智、信。朱熹把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进行概括与阐述，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因为，社会的稳定，光靠法律的约束还不够，还得有纲常的维系，故理学家朱熹十分重视这些伦理思想，对青少年施以教育，使其知道并掌握这些伦理思想。如是，社会基本秩序才不会混乱，社会和谐才能得以实现。即便是当今社会，这个基本秩序也照样存在，只有夫唱妇随这一条在女权解放、男权逐渐旁落之后被颠覆、被改写、被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变动的结果，还有待光阴的检验。朱熹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小学阶段的德育教育，要按照忠、孝、悌、信的道德规范去做，便可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为大学阶段的德育教育——义理的理解——打下牢固的基础。十五岁的人，开始接受大学教育，为“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童蒙德育和大学德育是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朱熹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可见，在朱熹看来，小学的道德教育是大学道德教育的基础，大学道德教育是小学道德教育的扩充和深究。
  当然，童蒙教育、大学教育，除德育教育外，还有其他相应的学习内容，这些将在另外章节中进行叙述。
  那么，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又有哪些呢？审视朱熹的教育实践，他所强调的立志、博学、居敬、存养、省察、力行、忠恕诸条，便是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之体现。
  一曰立志。立志是人生立大本的头等重要的事。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有了远大志向的人，就有了人生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胸无大志，则人生目标不明，茫然无方向，“直是无著力处”。朱熹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圣人是道德高尚者，足可为后人的行为之楷模。
  一曰博学。人的知识与技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故朱熹提出“博学之”，唯有探究事理与守道循理、诚心正意才能修身成大器。叶贺孙记录朱熹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只是好学下问。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孔子说，礼，‘吾闻诸老聃’；这也是学于老聃，方知得这一事。”就朱熹个人的渊博知识而言，也是得益于平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就朱熹个人的思想高度而言，也是得益于对前贤、时儒思想精华的摄取。
  一曰居敬。居敬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敬不同于静，后者为身心安静不旁骛，前者为专心致志，谨慎认真，随事专一认真。朱熹强调“居敬”，对此有多次的解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在《小学辑说》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朱熹认为，坚持“居敬”的修养工夫，能使天理常明，即天理粲然，人欲消退，人心不为物欲所蔽而湛然。
  一曰存养。孟子有“存其心，养其性”和“求放心”之说。
  朱熹秉承先哲之说，认为人皆有心性，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所以要进行修养以存其正。朱熹认为每个人都要“存养”即“存心养性”，用“存养”的工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朱熹对石洪庆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中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存养”就是不使本心丧失，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而圣贤千言万语，就是要人不失其本心，因此，收敛人心，将心安顿在义理上而不使其旁骛，就是存养。
  一曰省察。朱熹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曾子有句名言：一日三省吾身。就是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性理精义》）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还始终记住其师刘子翚所赠的“不远复”三字诀，“不远复”与“反省检察”有同等意义。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格物致知”，又强调“身体力行”。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德育过程。“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朱熹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诸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由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道德的层面上，不付诸实践。也就是“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遵循“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后世多将致知力行并举，既有探索真理的过程，也有以获得知识指导实践活动的环节。
  一曰忠恕。就人类道德而言，它主要体现人际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朱熹的道德之实践，也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朱熹始终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观点来处理人际关系。这便是儒家的忠恕之道，朱熹继承了这一道德传统，并将此进一步发挥与推广。在《中庸集注》中，朱熹说：“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又解释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世间之人，真正做到了“忠恕”，也就达到了“仁”的道德境界。
  儒家常言仁，把仁当做完美的人性，其实质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圣人亦只教人求仁”，求仁属于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其过程，就是道德塑造的过程；通过道德修养的求仁结果，可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换言之，仁蕴涵着儒家的价值信念，这种价值信念只能在个人真实生命的内在体验中被呈现出来。
  朱熹在德育教育中一再强调体仁，通过体悟去把握、回复人善良的本性。朱熹的教育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从学者的道德培养与人格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