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淳熙八年年底，朱熹受命担任浙东茶盐常平司提举，次年七月间在发现前台州守臣唐仲友贪污淫虐、催税扰民、偷盗官钱、伪造官会、结党作恶等恶劣行径时，连续上章弹劾之，这些奏章收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这个高官腐败案件牵涉到一位兼具才色的台州营妓严蕊，故可看出唐仲友不择手段贪污腐败的背后全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且后世屡有许多人重蹈覆辙，构成文人士大夫们永久谈论不完的话题。
  自从绍熙五年十月，利欲熏心的韩侂胄利用优伶王喜在皇帝面前效朱熹容止进趋以为戏大污清选之后，洪适于庆元二年底在《夷坚志》虚构故事情节羞辱政敌朱熹，稍后的周密开始在《齐东野语》里赞美妓女严蕊，明人凌溕在《二刻拍案惊奇》里依此将妓女塑造成侠女，大文豪鲁迅指责理学家朱熹无辜给官妓打板子，“文化大革命”中罗思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开始剥朱熹的皮。于是，时下在文坛上一炮打响的王跃文说“我一听别人骂朱熹心里就特别高兴”。这种媚俗的心态，多少都能反映出中国文人与社会畸人——妓女——的暧昧关系。史学家与文人的态度不同，浙江大学束景南先生在《朱熹年谱长编》中依据大量史实揭示浙东风潮，细致分析该案件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之原貌，南昌大学俞兆鹏教授在《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一文中对贪官唐仲友与妓女间鱼水之情有深刻的探讨与鞭挞。 大家知道，古代社会制度允许提供性服务（不单是女性从事性服务），现代社会制度不允许妇女卖淫，显然后者是出于对女性身心健康的保护，给女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不管古代的官妓还是现代的暗娼，远不是女性社会的主流，她们都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是取悦于有权人、专供有钱人性发泄的可怜人。仅仅给予同情而不从制度层面解决，完全是隔靴搔痒，徒增口水。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流传甚广，有人将它当成名言，显然是对女子的曲意误导。该话之缘起，香港学者刘咏聪教授有过探源与研究。明人陈继儒说：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端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于是引文云：“女子无才便是德。” 刘咏聪教授指出，其原句是“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严格的来说，这并不是陈继儒自己说的，而是被陈氏收录在《安得长者言》一书中。所以应是陈氏引录“长者”辈所言，长者是谁，没有确指。
  刘教授进一步指出，这句话虽在晚明才诞生，但早已根植于中国文化中，传统的才德观正是其土壤。“德重于才”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信念，不分男女。中国人对于男性总是主张要以“德”为本，宁舍“才”而有“德”，故谓“男子有德便是才。”至于女性，中国人向来就不重视她们的才学，反而重视她们的“妇德”，而又深恐“才可妨德”，因此出现“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类话。而这所谓“才”，广义固然包括各方面的才能、智慧，但由于以往中国女性生活圈子较窄，没有比诗词歌赋更能显示她们的“才”，故此“才”很多时候是狭义地指“文才”。这就是理学家周敦颐所提倡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之反映。从朱熹说“文从道中流出”，提倡“文道一也”的文艺美学思想来看，显然没把有才情的女子说成是无德者，未解何人硬要强加朱熹之罪名。
  朱熹作《挽董安人》诗：雅望推前辈，承家赖女师。闺门传懿范，汤沐盛恩私。万里骖鸾去，千秋宰树悲。自应铭妇德，谁与篆丰碑？ 古代有不少妇德高尚者，被代代广泛传诵。以儒家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来衡量，她们当中就有可歌可颂者，每每被采录到女性教育的教材里。
  就朱熹所提的“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来说，以她们能作诗文而推重，更在乎她们的节操（不等同于女性守身如玉的贞操）。
  李清照的《题八咏楼》之气象宏敞，《钓台》之思致超拔，《和张文潜》之奇气横溢，特别是《乌江》绝句之锐气凌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出语掷地有声，正气凛然，不让须眉，虽身为女子，对靖康之变亦是激愤难当，奋笔书之而成此慷慨之音。可以说具有“丈夫气”，所以朱熹叹曰：“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如果有更多的女子接受正规的教育，似李清照有“丈夫气”者将更多。
  朱熹所谓“丈夫气”者，就是有志气、节操。大凡知节者，能立志气讲节操也。这对古代女子来说，似乎标准太高了，实则不然。如果女子皆能走出闺房，能接受到正统的教育，必然就会心明是非、志存高远、尚节守操，如鉴侠秋瑾、赤胆蔡畅（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等就会不断涌现出来，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无疑有推动作用。 好在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奋争，人类逐步走向开明，女子教育成为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美国学者高彦颐敏锐地注意到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著《闺塾师》，广泛探讨明清时期江浙地域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女性生活，对儒家思想氛围下的女性的地位予以肯定，检讨五四时期所流行的中国所有女性地位卑劣的思想。令人担忧的是，现代女子与男子同样接受文化教育、技能教育，存在德育弱化的问题，许多女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所应有的道德武器，被社会阴暗势力吞噬，甚至沦为助纣为虐者，使其他善良的女性的身心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当下部分知识女性崇尚性解放，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后生活并不检点，性滥后怀胎而莫辨由谁播下孽种，只能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作DNA分辨，不知其后代降生长大知情后能做出多大的宽容？这些人耻言母亲的行为，是否又会坚持要为女性竖贞节牌坊？ 由此，大家来看看朱熹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也许就不会认为没有意义。
  本节题目的给出与内容的陈述，多少是为了解答当今世俗、学界对朱熹的曲解，认为朱熹是桎梏中国妇女、剥夺女性幸福的罪魁祸首，把妇女裹足、束胸、不二嫁、竖立贞节牌坊之杰作系于朱熹的名下，似乎理学家朱熹可以凌驾于中国宋元明清的历代统治集团之上、行使着法制手段、掌控女子的生死之命脉，显然是错误的。
  实际上，自从母系社会瓦解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地位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在华夏、在南宋时期出现，放眼看世界，当今依然有许多国度存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女权运动是在朱熹之后的数百年于欧洲产生，中国则在更迟，它受许多因素影响，至今仍未彻底实现男女地位平等，否则就不需要专门的法律条款来加以界定与保护。教育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可以推动人类的进步，就此而言，不要忽视了朱熹倡导的女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