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其一是要不要教的问题；其二是如何教的问题；其三是依据什么去教的问题。
  首先，要肯定的是女子要接受教育。以朱熹的元配夫人刘清四来说，她是朱熹老师刘勉之的长女，出生于相对富足的家庭里，自小受其父母亲的影响，素时也注意读书，是个识礼之人，嫁给朱熹后能持志守贫，与婆婆关系甚好，相夫教子，与朱熹感情甚笃，“会期有鸡鸣相敬戒之道，而退食有鹊巢致节之德”，以至于死后，朱熹为其选墓安葬，留穴以待自己死后随葬，夫妻同穴合葬，至今仍同穴安眠于九泉下。朱熹在元配逝世时才四十七岁，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未见续弦，也见其对妻子的爱情之深沉。贤淑之女子，配上道德君子，才有彼此的坚贞爱情。这也感动了宁宗皇帝，在绍熙五年十月十七日更化覃恩之际，按皇朝惯例追封刘清四为硕人，给予荣光。朱熹夫妇生三男五女，即朱塾、朱埜、朱在、朱巽、朱兑、朱巳及四女、小女，有二女早卒外，存三女分别嫁给刘学古、黄榦、范元裕，此三婿皆为朱熹门下生。朱熹有《回黄氏定书》云：“抠衣问政，夙仰吏师之贤；受币结婚，兹喜德门之旧。远承嘉命，良慰鄙怀。令兄察院位第四令侄直卿宣教，厉志为儒，久知为己。熹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虽贪同气之求，实重量材之愧。惟异日执笄以见，倘面非仪；则他年覆瓿之传，庶无坠失。此为忻幸，曷可喻云。”又《答黄直卿第三十四书》书云：“此女得归德门事贤者，固为甚幸。但早年失母，阙于礼教。而贫家资遣，不能丰备，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阔略。然妇礼不可缺者，亦更赖直卿早晚详细与说，使不至旷败乃善。”这是淳熙十五年，朱熹要黄榦参与修订《四书集注》等书，请黄榦将妻子儿女暂时托付给仲兄黄东，朱兑与婆婆相处，朱熹做出特别的要求与交代，以交融婆媳之间的关系。
  更有特例，即淳熙十四年朱熹对夭折女儿所作的《女巳埋铭》：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刘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虽未学，得翁意。临绝言，孝友悌。从母藏，亦其志。父汝铭，母汝视。汝有知，尚无畏。由此可见，朱熹作为父亲对女儿的爱护之情，溢于言表。也可以看出朱熹重视对女子的教育，虽因妻子刘清四的病逝，造成年纪尚小的女儿无法接受教育，但朱熹对女儿有实施教育之潜在意识。
  其次，是回答对女子如何施教的问题。古代女子教育，未有专设机构，但随男童就近共学，教以识字、知礼、尚节等内容。
  1．识字。古代私塾，未必全部都是纯一色的男童之天地。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小女子，也能随流就读。在历史上许多有文学成就的女性，无不从私塾识字开始。就朱熹所熟悉并称道的宋朝的魏夫人（魏翫，曾布之妻）和李易安（李格非之女李清照，赵明诚之妻）而言，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教育，由识字到作文，遂成为名留史册者。在朱熹笔下，女性具有姓氏名字者，不多见。有虞道永者，字无尽，适配江琦后能教督诸子（江涣、江明、江绍、江嗣），亲授经训，后明、嗣皆以文行知名。
  孙道绚，号冲虚居士，是朱熹同窗好友黄铢的母亲，其词作凄婉明丽，被朱熹称赞为宋代“读书能文”者。
  被朱熹收入《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北宋名流欧阳修和苏轼，他们幼承母教，亦大有可书之处。欧阳修四岁而孤，因家贫，不能买纸笔，其母郑氏“以荻画地，教修书字”。苏轼生十年，其父苏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母亲若非识字，何以为教？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实际上，虞道永等人皆可谓是一名家庭女教师。这类女性也许很多，在两宋名家手笔之下，会有许多实证，有志于研究女性者，不妨从此入手探究。 2．知礼。黄榦之妻朱兑（1165—1221年）字淑真，朱熹之仲女。淳熙八年与黄榦订婚，朱熹然之。次年底十八岁时在五夫紫阳楼成亲。据瓜山先生潘柄说，黄榦用意清苦，朱熹“语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领悟，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志于道，深观默养殆几十年”。朱熹“遂妻以女。”淳熙年间，朱熹学术成就已高，声名已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婚”。而年届三十的黄榦此际“家清贫，门户衰冷”，朱熹却将爱女朱兑许配之，显然是“欲有托也。”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朱兑是个优秀的女子。而朱兑婚配黄榦之后，也成为黄家媳妇中的典范，其族后人至今景仰之。朱兑母亲刘清四（1 133—1 176年）在绍兴十八年十六岁时与十九岁的朱熹结婚。刘氏知情达理，敬老爱幼，一生默默奉献。淳熙二年夏得疾，疗治无效，于次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五夫紫阳楼。朱熹说朱兑早年失母，阙于礼教，并非虚言，朱兑约十二岁时母亲便病逝了。朱熹希望女婿能早晚提撕，以续补母教之缺失。而朱兑谨记父母之训，不辱家门，光大门风。
  不仅如此，朱熹还在晚年知漳州时颁礼教条文，凡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悉禁之。《劝女道还俗榜》云：“岂若使其年齿尚小，容貌未衰者，各归本家，听从尊长之命，公行媒聘，从便婚嫁，以复先王礼义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乱之污俗，岂不美哉？”在此行动中，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何谓人道之常？古时圣贤者有训典曰：元、亨、利、贞，为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为人道之常。后世学者以为朱熹为儒释道兼修者，可能未察之。
  3．尚节。男女在德性方面于先天之所禀是没有区别的。仁义礼智，人人皆有。朱熹在回答门人所问妇人临事多怕时说：“妇人之仁，只流从爱上云。”又云： “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朱熹肯定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爱。
  朱熹在淳熙十年所作《宜人王氏墓志铭》中，讲述任希夷祖母的生平事迹。宜人王氏，为明州慈溪王庭秀之女，十七岁与任贤臣成婚，遭靖康之乱南渡，任家生理萧然，王氏将嫁妆尽捐以佐朝夕之用。其爱敬魏国太夫人，与夫相敬如宾，是个明理识体，不慕荣华，敬老爱幼，严于治家的人。
  朱熹在《荣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中讲述故参知政事李安简之后妻管氏，为处州龙泉管时可之季女，生有淑德，族姻称其婉昵。婚后相夫教子，皆有可称。特别在宣城时，分娩生病，以“死生有命，公宜一意捍贼，无念我”，嘱夫放弃小我，拒守城池，保一城安宁以成大节。“其抚爱元妃及己子女均一，人无间言。教两个儿子为学，既冠，皆以文行称。其夫别后重逢，喜曰：‘吾自教之，亦不过如是耳。’其待诸妇如己女，遇左右宽而有节，有所不及，务掩覆之。其平居端庄静一，举动有常度，内外亲党皆法象其贤。尝从容语诸子曰：‘凡人处心宜公，待物宜恕。吾虽不学，然于此若有得焉，行之终身，不敢一日忘也。’” 朱熹在《夫人虞氏墓志铭》中讲述江琦之妻虞道永，少长聪明，识义理，不乐为世俗华靡事，择配后，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闺门之内，肃然以庄，雍然以和，四十岁丧夫，守寡四十一年而卒。朱熹说：“盖尝窃谓夫人资禀高明，器宇恢廓，凛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于治古礼义隆洽之时，习闻母师之诵，以尽夫人伦物理之精微，则其所以自立于世者讵止于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论，则为子孝，为妇顺，为妻正，为母慈，啬于奉而丰于施，厚于义而薄于财，于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几可以无憾，是则可不谓贤乎哉！” 朱熹在《运判宋公墓志铭》中讲宋若水的前妻张氏，性贤孝，读书史，善笔札，通古今，识义理，而不肯为辞章。其父张岐尝宰永康，颇以严治。安人（即张氏之封谓）每陈古谊以谏。既归公，事舅谨敬，奉祀庄肃，和叔妹有礼，遇族党有恩。舅丧，悉力佐公办治如法，人以为难。公居间久，上官有欲使摄居者，安人不怿，曰：“吾之赀足以支伏腊，徇禄从人，得无隳素志乎？”公善其言，为谢不往。其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为妇人之贤而已。
  再次，要回答依何而教的问题。女子教育，不如男子教育，一般只接受小学阶段的教育，更多的将由家庭长辈教育，这些基本上在成婚之前完成，日后逐渐补充。就当时社会现状而言，女子涉足的领域有限，不像男子要掌握更多更深的知识。这是古代社会没有可能给所有女性施展才华的天地所造成的。
  当然，女子教育也是要有好教材的，如《弟子职》、《女诫》和《家范》之属，皆为朱熹所推重。
  《弟子职》，是春秋齐国颍上人管仲所作，现存《管子》七十六篇，包括《弟子职》。该书记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是“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据《郡斋读书志附志小学类》言：“《弟子职》一卷。右《弟子职》一书，杂见于《管子》之篇。朱文公揭其入学、受业、事师之法，以为章句，参以众说，辅其注文。”也就是说，朱熹曾予以整理，作为小学教育的教材。
  班昭所著的《女戒》一书，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后来也是宫廷女子教科书，影响久远。班昭是东汉著名学者班彪的女儿，承家学渊源，是个大才女，嫁曹世叔为妻，早年丧夫守寡，有节操品行和法度。在其大哥班固亡故后，受汉和帝之诏续修《汉书》之未成部分，书成后屡次受诏入皇宫教授邓皇后和贵夫人，甚得宫中女性尊敬。尝言归曹四十余载，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贻父母之羞，益中外之累，又惧诸女失容他门，取辱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有诗云：汉室班昭，常惧黜辱。赐号大家，宫中教督。降至南宋，四十五岁的朱熹曾于淳熙初年《与建宁傅守劄子》，极力鼓动福建路建宁府太守傅自得刊行《弟子职》和《女诫》，信中有言：“盖男女之教虽殊，此则当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辅成世教之一事也。”又以《女诫》为妇女者宜取法焉。
  司马光所著《家范》，历来为人所重，其于立身处世和处理复杂的身边矛盾而言，比《资治通鉴》更重要。此乃基于“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而言，家不能齐，后院常失火，何有心治事？何以有利治国？ 朱熹不但自己取这些书施教于人，还将之推荐给教育家刘清之和吕祖谦，希望他们在江西、浙江各地推广。当书印成后，朱熹特地寄一本给江西的刘清之，付函注云：“令人家小儿女各取一本读诵为便也。”而在《朱子全书》卷33之《答吕伯恭书》中云：“《弟子职》、《女诫》二书，以温公《家仪》系之。尤溪（石知县）欲刻未及，而漕司（福建转运司，时任转运副使为王佐、判官为杨由义）取去。今已成书，纳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旧。今本已尽，所存只此矣。如可付书肆摹刻，以广其传，亦深有补于世教。或更得数语题其后，尤幸也。”其意显然要继续刊印和推广普及。
  朱熹在此提出女子教育，是属于世教范围。世教，是指当世的正统思想、正统礼教。朱熹强调全社会的教育，重视女子教育，可见其用心良苦。
  朱熹还有编写女子教育教材的计划，并托刘子澄实施。在《与刘子澄书》中云：“向读《女诫》，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恭亦尝病之，间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勤谨，曰俭质，曰宠惠，曰讲学。班氏书可取者，亦删取之。”因朱熹身体欠佳，“病倦不能检阅，幸更为详此目有无漏落。有即补之，而辑成一书，亦一事也。”后来未见该书的诞生，未知缘由。忙于著述、讲学的朱熹所提出欲修一书作为当时女子教育教材的积极主张，虽未得实现，但已见朱熹对女子教育的关怀。
  但朱熹的女子教育思想，没有因朱熹的弃世而停止，后来知书达理者，延续了朱熹的女子教育思想。在明代程登吉所作、清代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中，就有许多联句赞扬古代女性之美德与对劣妇之鞭笞，接受过蒙学教育的人，无不对此印象深刻。希望更多人的去诵读古代精华作品，一定能获益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