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
  朱熹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而每一个人所禀受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没有丝毫昏浊，“无人欲之私”，故圣人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途”，故教育十分重要。
  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表达，所谓“天理”，即为自然的普遍的规律或准则；所谓“人欲”，指一人之欲，实指私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即存公心而去私心，有理性地节制个人的私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是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直至成为圣人。这个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不只是少部分的人需要做的事，但它首先是接受大学教育者必须明白且要执行的事，否则，教育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能以道心统摄人心，这样为人父母可以有公心对待家庭成员，为地方官者可以有公心为百姓谋利益，为中央高层统治集团成员者有公心维护江山社稷之久远。否则，私心太重，人欲膨胀，家长只求个人安逸，官吏只顾个人敛财，权臣必然谋求篡位，如是道德失衡，社会动荡，百姓痛苦，岂能长治久安？当今社会被收押于监狱中的人，不一定全是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文盲与法盲，许多人是具有接受了十数年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完整的学历教育，却因为私心太重，走进读书、谋利、享受的狭小的个人主义怪圈，再走进监狱接受思想改造，补上道德教育的欠缺课，重新做人。能在各级政府机关担任一定职务者，都是接受过当时正规教育者。为什么在权力、金钱、美色上经不起考验而堕落？浙江宁波人陈良宇，是1980年4月举过拳头向党旗宣誓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毕业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历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和局长、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和区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市委书记。从2002年11月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涉嫌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此类案子，不胜枚举，说明当今中国教育中的道德教育之缺失。
  就台湾社会而言，受大学教育且成为“领袖”级人物者特别引人关注。曾被许多客家人引以自豪的李登辉是个刻苦读书的人，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博士，登上“总统”宝座，曾一度在台湾岛闹独立；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的陈水扁，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获韩国庆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俄罗斯经济学院经济学荣誉博士，“统治”台湾八年，一直推行台独；还有吕秀莲，被人称为是台湾地区最高学历、最敢说真话的民进党领导者之一，也在数典忘祖鼓吹台独。为一人之荣，或为一党之私而闹台独，造成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剑拔弩张，造成台资外流，造成社会失去稳定，造成民众心理恐惧，陷民众于痛苦而不顾。就华夏民族大一统而言，倒行逆施者，就是不道德的人。这又让人思考大学教育育人的深层问题。
  早在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在《与汪尚书书》中感叹曰：“自道学不明之久，为士者狃于偷薄浮华之习，而诈欺巧伪之奸作焉。上之人知厌之矣，然欲遂变而复于古，一以经行迪之，则古道未胜，而旧习之奸已纷然出于其间而不可制。世之人本乐纵恣而惮于绳检，于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为古道不可复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简之计。俗固已薄，为法者又从而薄之，日甚一日，岁深一岁，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 朱熹是个哲人，也喜欢为世人立法，殚精竭虑地思考着人怎样才能成为完人，也就是时下所称的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其方法是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走积德成圣之路。朱熹认为，人性有善恶，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后天的教育，可以变化人的气质，把人性中的恶成分除掉，把善的成分发扬光大，以恢复人的“本然之性”，大学的教育，就是要承担起这样的培养人的重担。朱熹晚年给年轻的宁宗皇帝讲授《大学》时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已焉”。“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学者要“知足长乐”，达到“无欲乃刚”。朱熹秉承孟子的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后天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社会）的缺失，人没有得到教化，或接受教育的人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才使得世界有恶人和坏人的存在，无法达到人类理想的社会。
  故，朱熹重视并反复强调道德修养。在《朱子语类》中，还可见朱熹重礼教，对门人的人品塑造之态度甚严正。如在与江西陆九龄交谈时，随行的刘尧夫独自去后面角头坐，不理睬朱陆对语，而学道家打坐，遭朱熹责骂。朱熹对门人的坐行容止都有严格要求，责侍坐而困睡者，责揖毕辄缩手于袖中者，责门生不爱惜时光会聚时爱闲话者，责陈文蔚讲“九容”又自忘凉衫不整，责叶味道讲话语声末后不扬，等等。看似细节的东西，朱熹也不会轻易放纵之。
  当然，朱熹的大学教育，是个包罗万象的教育，教学内容之广泛，非读其著作者可明。故其大学教育之作用，不能仅仅只理解为对人心志的锻造，否则就太片面了。朱熹的大学教育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实际上已经超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界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学科概括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种”，对自然学科的教育也是朱熹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同期中外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深度性，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有高度的评价，韩国金永植教授在《朱熹的自然哲学》也有相应的评价。本书随后的章节将有专门的介绍，于此暂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