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面已经谈了朱熹的小学教育之思想，接下来就谈谈朱熹的大学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素质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中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对应当今的教育范畴而言，这六艺就包括德育教育，品格修养，体格锻炼和技能的掌握（如文学、数学、医学、农学等）。六艺教育，是传统的培养通才的教育。数千年以来，培养出大量的经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医学家、音乐家、文学家、史学家等。其指导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会过时。
  由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学校教育也发生相应的分科教育。在宋代，传统教育模式中，仍重视经典、历史和道德方面的内容，但同时也设有专科教育，如医学、律学、算学、书学、武学等。
  在中国教育史上，朱熹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将儿童教育与青年教育视为统一过程来考察的教育家。按朱熹的分法，将十五岁以上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纳入大学教育范畴，实际上涵盖现代教育的高中、大学、研究生三个阶段的教育；而蒙学教育则涵盖现代教育的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蒙学教育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为七年，而大学教育则无年限，可按个人的实际需要进行，故其宽松而有效。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朱熹所说的蒙学为打地基阶段，大学为修房屋阶段，其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从学的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且能胜任所从事职业要求的成人。朱熹所受的大学教育我们先来看看朱熹所受的大学教育及自学之情况：“熹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格物诚正）。”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物事，心便爱了。” “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吕大临）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竦然，警厉奋发。”“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盖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余三十年。近岁就实用功处求之，而参以他经传记，内外本末，反复证验，乃知此说之的当。”“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遂得举。”“某自十五六时，闻人说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识得。” “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谢显道）之言以发其趣。” “郑渔仲（郑樵）《诗辨将仲子》只是淫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某自幼便知其说之是。” “某少时常鄙之（《唐鉴》），以为苟简因循之论。以今观之，信然。” “某自十五六时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某自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畔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去做。” “熹未冠而读南丰（曾巩）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整齐。先妣执祭事甚严。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诸家礼，礼文稍备。” “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今《大学》可且熟读。” “某从十七八岁读（《孟子》）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方知不可恁地读。” “某少年时，只做得十五六篇义。后来只是如此发举及第。人但不可不会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 朱熹进士之前，有四年时间是在崇安县五夫里屏山下的刘氏六经堂里接受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人的教育的。
  “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 “某今且劝诸公屏去外务，趱工夫专一去看这道理。某年二十余已做这工夫。” “且如某之读书，那曾得师友专守在里？初又曷尝有许多文字？也只之著力耳。” 这些是朱熹在讲学的过程中告诉门人而由门人记录下来的。
  按时间计，朱熹对二十岁之后的读书情况仍有心得。当然，朱熹师事李侗时期的教育，更是大学教育之体现，按现在说法，此期教育相当于研究生课程的学习，有《延平答问》可凭。举上述，可见朱熹平生所读、所疑、所解、所得，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也可见其学问是有扎扎实实的功底，其成就“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而且多半是自学所得。大学的教育思想朱熹认为，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找出“事”的背后所含的“理”，即要发明此事之理。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朱熹倾毕生精力注《四书》，并将《四书》作为大学时期的主要读本，自然有其深刻的用意，也是朱熹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体现。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提出的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对大学教育目的和为学做人目标的纲领性表达，“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被称之为“三纲领”。为实现三纲领，《大学》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具体步骤，概括为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道德观念认识（格物、致知）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正心，诚意）为中心，以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修身）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构成了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具有普适价值。
  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教书育人。教师教书是为了育人，学生读书是为了做人。能做人，才能做事。原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872—1947年）先生曾在《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一文中强调德智体均衡发展，三者不可偏废，认为教育若只重视智力的开发和技能的掌握，而忽略德育教养和体质锻炼，其导致的后果是受过教育的人虽是智力发达很高，然而或是体质颓弱，形同病夫，或是思想空泛，不切实际，甚至于有文无行，变为腐化的官僚政客、学痞商蠹，最为可怕。我们引于此，作为朱熹的大学教育思想的注解最好不过。虽然朱熹所界定的大学概念与现代大学的概念不同，但作为学校教育的育人的本质是相同的。翻开中国教育史，历代著名的教育家，无不重视道德教化，而朱熹的大学教育思想，自然就是典型的代表。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明此事之理”，即“格物穷理”，研究义理，探究天理，以明人伦，让接受教育的人的思想超凡入圣，造就道德高尚的人。按时下通俗的说法是，大学教育不是也不应是只为发文凭的教育。
  朱熹认为，培养“圣人”、“贤人”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圣贤是人人可为的，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修身齐家之类的事，每个人能尽善尽美地做好这些事，便达到圣贤的思想境界，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所制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明确了接受教育的人日常需要做的事，人人都能明白这些道理，并能一以贯之，就会成为“满街都是圣人”的社会。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之上。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万物的本原，也是万物运行的目的，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是第二性的。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的“人伦”，就反映了“天理”的内容。“明人伦”就是要体认天理，穷尽天理。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性的本能，“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自然万物都包含着一定的“理”，依靠这种本能的“心灵之知”，就可以接触体认事物，体认理，即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则，这个过程就叫做“即物穷理”或“格物致知”。
  其途径有两条，一条途径是就眼前事上体认，另一条途径是读圣贤书，从理学典籍《近思录》，进入《四书》，再深入《五经》及史籍。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
  学校为十五岁以上的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就是要受学者弄明白“事物的理之所在”，并能掌握与应用这些“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事之间的关系。这种“理”，既有事物的道理与规则，也有处理事物的技能技巧。大学的教育目的，就是使受学者明白做人的道理，能修身，能济事，能立世，发挥个人的潜能，为社会做贡献。能接受大学系统教育的人，有的成为同时代的佼佼者，有了实际的工作能力，走上社会，或从事教育活动，或从事政务，有的在各种知识领域中进一步深入研究，成为时代的精英。
  大学教育的作用朱熹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
  朱熹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而每一个人所禀受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没有丝毫昏浊，“无人欲之私”，故圣人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途”，故教育十分重要。
  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表达，所谓“天理”，即为自然的普遍的规律或准则；所谓“人欲”，指一人之欲，实指私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即存公心而去私心，有理性地节制个人的私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是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直至成为圣人。这个过程贯穿人的一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不只是少部分的人需要做的事，但它首先是接受大学教育者必须明白且要执行的事，否则，教育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能以道心统摄人心，这样为人父母可以有公心对待家庭成员，为地方官者可以有公心为百姓谋利益，为中央高层统治集团成员者有公心维护江山社稷之久远。否则，私心太重，人欲膨胀，家长只求个人安逸，官吏只顾个人敛财，权臣必然谋求篡位，如是道德失衡，社会动荡，百姓痛苦，岂能长治久安？当今社会被收押于监狱中的人，不一定全是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文盲与法盲，许多人是具有接受了十数年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完整的学历教育，却因为私心太重，走进读书、谋利、享受的狭小的个人主义怪圈，再走进监狱接受思想改造，补上道德教育的欠缺课，重新做人。能在各级政府机关担任一定职务者，都是接受过当时正规教育者。为什么在权力、金钱、美色上经不起考验而堕落？浙江宁波人陈良宇，是1980年4月举过拳头向党旗宣誓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毕业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历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和局长、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和区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市委书记。从2002年11月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涉嫌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此类案子，不胜枚举，说明当今中国教育中的道德教育之缺失。
  就台湾社会而言，受大学教育且成为“领袖”级人物者特别引人关注。曾被许多客家人引以自豪的李登辉是个刻苦读书的人，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博士，登上“总统”宝座，曾一度在台湾岛闹独立；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的陈水扁，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获韩国庆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俄罗斯经济学院经济学荣誉博士，“统治”台湾八年，一直推行台独；还有吕秀莲，被人称为是台湾地区最高学历、最敢说真话的民进党领导者之一，也在数典忘祖鼓吹台独。为一人之荣，或为一党之私而闹台独，造成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剑拔弩张，造成台资外流，造成社会失去稳定，造成民众心理恐惧，陷民众于痛苦而不顾。就华夏民族大一统而言，倒行逆施者，就是不道德的人。这又让人思考大学教育育人的深层问题。
  早在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在《与汪尚书书》中感叹曰：“自道学不明之久，为士者狃于偷薄浮华之习，而诈欺巧伪之奸作焉。上之人知厌之矣，然欲遂变而复于古，一以经行迪之，则古道未胜，而旧习之奸已纷然出于其间而不可制。世之人本乐纵恣而惮于绳检，于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为古道不可复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简之计。俗固已薄，为法者又从而薄之，日甚一日，岁深一岁，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 朱熹是个哲人，也喜欢为世人立法，殚精竭虑地思考着人怎样才能成为完人，也就是时下所称的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其方法是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走积德成圣之路。朱熹认为，人性有善恶，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后天的教育，可以变化人的气质，把人性中的恶成分除掉，把善的成分发扬光大，以恢复人的“本然之性”，大学的教育，就是要承担起这样的培养人的重担。朱熹晚年给年轻的宁宗皇帝讲授《大学》时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已焉”。“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学者要“知足长乐”，达到“无欲乃刚”。朱熹秉承孟子的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后天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社会）的缺失，人没有得到教化，或接受教育的人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才使得世界有恶人和坏人的存在，无法达到人类理想的社会。
  故，朱熹重视并反复强调道德修养。在《朱子语类》中，还可见朱熹重礼教，对门人的人品塑造之态度甚严正。如在与江西陆九龄交谈时，随行的刘尧夫独自去后面角头坐，不理睬朱陆对语，而学道家打坐，遭朱熹责骂。朱熹对门人的坐行容止都有严格要求，责侍坐而困睡者，责揖毕辄缩手于袖中者，责门生不爱惜时光会聚时爱闲话者，责陈文蔚讲“九容”又自忘凉衫不整，责叶味道讲话语声末后不扬，等等。看似细节的东西，朱熹也不会轻易放纵之。
  当然，朱熹的大学教育，是个包罗万象的教育，教学内容之广泛，非读其著作者可明。故其大学教育之作用，不能仅仅只理解为对人心志的锻造，否则就太片面了。朱熹的大学教育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实际上已经超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界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学科概括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种”，对自然学科的教育也是朱熹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同期中外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深度性，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有高度的评价，韩国金永植教授在《朱熹的自然哲学》也有相应的评价。本书随后的章节将有专门的介绍，于此暂不多言。朱熹的书院教育宋代的私学包括书院建设相当有成效，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也成为许多人读书的好去处。书院作为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具有校舍、藏书、教学活动、祭祀和常设经费等特点。而朱熹的书院教育，讲授自己的学术思想，与门人探讨学问，阐明学术见解，讲求身心修养，所得陶铸者，成为具有文化知识，又有道德修养的人，能在社会各个领域施展才华，故影响特别大。
  在《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弟子门人达300多人。在黎靖德整理的《朱子语类》中，与朱熹讨论学术的学者有90多位。戴铣《朱子实纪》列门人318人。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列门人379人。李滉《宋元理学通录》列门人411人。朱彝尊《经义考》列门人139人。万斯同《儒林宗派》列门人433人。黄宗羲《宋元学案》列门人224人，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又增298人。在朱熹裔孙朱玉整理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文公门人》中所列“及门受业的”朱子门人有422位。陈荣捷先生在《朱子门人》中考订说，朱熹门人共得488人，有里居可查者共378人，计福建164人，浙江80人，江西79人，湖南、安徽各15人，江苏、四川各7人，湖北5人，广东4人，河南、山西各1人。方彦寿先生在《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中考证了朱熹在闽北创建的四所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沧洲精舍）的及门弟子有276人。这些门人来自闽、浙、赣、皖、湘、蜀、苏、广等地，他们年龄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仕履也不同，既有少年，也有青年，还有中老年者，且占相当大比例。在数百名门徒中，就人数而言，有多人一同来学者，有集体来学者，有父子兄弟同事者，有三世受业者；就侍学时间而言，问学时间长短不一，既有单次来问学，也有多次前来问学，甚至有屡次而来者，有师事五六七八次者，有短期的留数日，或经旬，或经年，或数载，既有从游一年半载，也有四五十年者；就年龄而言，有童年者，也有比朱熹年长者，也有年长不能从游而命子孙往学者，有老病不能卒业而遣子受学者；就经济而言，有乏资不能时见而闻乡有从轭问者，有裹粮千里而来者，有无财不能进拜者，亦有大富大贵者。显然，这体现了朱熹秉承孔子的有教无类的精神。不难看出，朱熹的大学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如黄榦二十五岁、陈淳三十八岁始从朱熹学，蔡元定相随四十余年等。因此，朱熹的书院教育，是终身教育。既有成班的教学，也有个别疑难问题的提问与解答，方式方法甚多，其讲学方式灵活。陈荣捷教授说“以福建海隅边区而成一思想中心，中国历史以来未有如此现象”，而众多学者投朱熹的巨麾之下，学成又散布全国各地，影响甚远。
  相比较而言，朱熹的小学教育之成就不是十分明显，不如大学教育之成就。因为长期以来，朱熹所从事的教育，几乎都是以大学教育为主，且载于各种文献的门人中，也以大学时期的受学者为多，这便可得到说明。而朱熹的书院教育，也是其生平教育中的最闪光点。

①《朱熹集》卷54《答陈正己（刚）书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①④⑨⑩ 《朱子语类》卷104。②《朱子语类》卷4。③《朱熹集》卷44。⑤《朱子语类》卷33。⑥《朱熹集》卷80。⑦《朱子语类》卷23。⑧《朱子语类》卷108。?《朱熹集》卷83。 ①《朱子语类》卷90。②《朱子语类》卷16。③《朱子语类》卷105。④《朱子语类》卷107。⑤⑦ 《朱子语类》卷104。⑥《朱子语类》卷80。⑧《朱子语类》卷121。①《朱子语类》卷104。 ①《朱子全书》卷24。②《朱子语类》卷7。③《朱子语类》卷4。 ①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