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多年留意儿童教育，在崇安五夫紫阳书堂、武夷精舍、建阳考亭沧洲精舍都附设私塾以课子孙，也亲自对子孙辈施教，如朱塾、朱埜、朱在、朱鉴、魏孝伯、魏恪、魏椿、祝穆、祝癸等人多在自家塾馆中读书，接受朱熹的教育。朱熹对儿童的教育，有因材施教的体现，其长子朱塾“自幼开爽，不类常儿，予常恐其堕于浮靡之习，不敢教以诗文”。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为十五六岁的“儿辈说《唐鉴》”。该书由曾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所撰，论述唐朝三百年的统治之得失。
  朱熹对儿童教育较严肃，此举一例。一次，有位小童添炭，拨开火散乱得到处都是火星。朱熹曰：“可拂杀了。我不爱人恁地。此便是烧火不敬。所以圣人教小儿洒扫应对，件件要谨。某外家子侄，未论其贤否如何，一出来便齐整。缘是他家长上元初教诲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气习便不同。”此“某外家子侄”，包括朱熹妹妹朱心的子女，朱熹在淳熙十三年（1 186年）冬天送妹夫刘子翔赴任浏阳县丞的诗歌中有“尚喜吾诸甥，男恭女知钦”。当是吻合的。
  在不同时期，朱熹将孙辈托人教育，或请门人蔡元定、林用中、黄榦、陈文蔚、黄义刚等人来教童子书。如朱熹给蔡元定的信中有交代“钧孙在铺下，切烦三哥诲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礼也”。又如庆元三年十月，朝廷严党禁期间，朱熹写信给陈文蔚要其来建阳考亭授业诸孙。庆元五年春，当黄榦在福州新河开斋学后，七十岁的朱熹将朱钜、朱钧二孙送去受学，且要求“切烦严教督之”并表示“只可着力学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时所望于儿孙者不过如此”。朱熹要求黄榦管制好二孙，“虽不在斋中宿食，亦望有以遥制之也”。连外出也有限制，“勿令私自出入及请谒知旧。有合去处，亦须令随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斋，随众读书，供课之外，更烦时与提撕，痛加镌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长辈的怜爱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