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面已经讲过，朱熹是位罕见的天才，至少说是个难得的通才，其平生学术涉足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农学、医药学等领域，且有很高的成就，其讲学内容广泛，认为历史、礼乐、兵谋、刑法、制度、地理、天文之类，“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也就是说，朱熹的教育思想中，没有排除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与学习，这可以从朱熹的《朱子全书》和黎靖德所辑录的《朱子语类》中找到实证。
  1946年，竺可桢先生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说：“至于时文八股的束缚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阴，的确与中国科学的不能发达有相当影响。但从两宋到明清凡是有识见的人，从朱晦庵、文文山，到顾景范、袁子才没有不痛恨科举，鄙弃时文的。”这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四十年后由世界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提出，竺先生认为朱熹反对科举制度的根据是什么呢？ 所谓科举，即设科举士。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对社会各界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许多人埋头于应试，缩小了读书的范围，终身只做应试程文，实乃惑于利禄，而忽略了真正的读书明理、格物致知。宋代亦沿用科举制度，将官学前途与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宋代的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这些属于常选。此外，又有制举，有童子举。礼部常选科目，最初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后来又增新科明法、经义、诗赋、经明行修等科。南宋高宗至宁宗（1 127—1207年）的官学课程设计为经术、诗赋、论策，经术课程的内容包括《诗经》、 《尚书》、《周易》、《春秋》、《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学校教材采用孔颖达《五经正义》、徐彦《公羊传疏》、杨士勋《谷梁传疏》、贾公彦《周礼注疏》和王安石的《论语解》等。私立学校也必然参照官学的课程设计及教材的使用，才能适应科举考试要求。然而，考试内容并非全考上述的课程内容，学子避难就易地选择诗赋而不讲究义理、不重道德修养、不重视民生，使得许多读书人要么成为书呆子、要么成为无实学者、要么成为道德水准低下者，往往造就许多尚空言而无补于世用者。
  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但进士科是最主要的、固定的、经常性举行的考试科目，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
  按规定，秋季举行州试时，由朝廷派往各州监督知州的官员——州通判——主持进士科考试，以协助州长官纠察诸曹掾的官员——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如果当年的考官不通经义，则需要另选考官，但必须由州通判监考。考试完毕，考官必须用朱笔批阅试卷，凡回答正确者写“通”，回答不正确的写“不”。在试卷末签署考官、监考官姓名以示负责。秋试成绩合格者，其名单及原试卷都要及时呈报给礼部。次年春举行省试，凡被州试选中者，须将自己的祖、父、本人、年龄、籍贯、应考次数等基本情况如实写明，呈交礼部。主持省试的官员由皇帝任命，往往由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考生的试卷要弥封加印，由专门人员誊写，再评定成绩。被选中者，经复核无误，还要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成绩分为五等，一等为学识优长、词理精绝者；二等为才思该通、文理周密者；三等为文理俱通者；四等为文理中平者；五等为文理疏浅者。凡第一、二等者，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五等者，赐同进士出身。许多寒窗苦读的人，由此封官出仕。
  大家已经知道，朱熹本人是通过严格的科举三级考试，获得同进士出身，虽然当时考试时兼用禅家玄妙之说写作，通过科考，但其名居第五甲第九十名，乃属于文理疏浅者之列，在铨试之后才获得登第入仕的，虽然五十年当中为官仅九考，即半个世纪里，官场生涯仅占去五分之一的时间，但其也属于科举考试的受益者之一，为什么又会对科举提出严厉的批评呢？ 我想，还是从朱熹的原著中寻找答案吧。朱熹在《信州州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且朱熹在《答滕德章》信中痛恨“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朱熹指出当时学者读经“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甚至为了应试中举，士人“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模仿。”这就必然会误导士子。
  在科举考试制度下，学校教育始终是把教师和学生锢闭在学校这个小天地里，教师和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学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的政治，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安危，则于心无所系，于自然界中许多知识就不会发生兴趣，更不会去探究。
  在《同安县谕学者》中，朱熹说：“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使古人之学止于如此，则凡可以得志于科举斯已尔，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为苟足以应有司之求矣，则无事乎汲汲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反，终身不能有志于学，而君子以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于上，而学素讲于下，则士者固将有以用其力，而岂有不勉之患哉！” 这是绍兴二十三年二十四岁的朱熹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兼任县学事期间看到许多人只追求科举考试的危害而提出的。
  科举考试制度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范围，而往往使读书人忽略了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全面研读与对精神实质的把握。当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芮烨由浙东提刑入掌国子司业，旋升祭酒，学政一新，多士风动时，奉祠在武夷山中的秘书省编修官朱熹写信劝其倡明程学，遏抑苏学。认为“今日学制近出崇、观，专以月书季考为升黜，使学者屑屑然较计得失于毫厘间。而近岁之俗又专务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复根据经之本义。以故学者益惊于华靡，无复探索根源、敦励名检之志。大抵所以破坏其心术者，不一而足。……惟元祐间伊川程夫子在朝与修学制，独有意乎深革其弊，而当时咸谓之迂阔，无所施行。今其书具在，意者后之君子必有能举而行之。区区愿执事少加意焉，则学者之幸也。又苏氏学术不正，其险诡慢易之习，入人心深。今乃大觉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归于正，尤所幸愿”。
  朱熹与好友吕祖谦于淳熙二年（1 175年）夏季在建阳寒泉精舍编成中国第一本哲学选集《近思录》之后，听取好友张栻建议，“欲入数段说科举坏人心术处”，由于吕祖谦不肯而作罢。
  朱熹在《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 “古之圣人作《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一不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而总其书，不过数十卷，盖其简易精约又如此。自汉以来，儒者相与遵守而诵习之，传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后训传之书始出。至于有国家者，历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记，于是文字之传益广。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然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而近世以来，乃有所谓科举之业者以夺其志，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间，无一日不读书，然问其所读，则举非向之所谓者。呜呼！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犹不免为书肆，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风俗美，其亦难矣。” 朱熹在《书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板本后》说：“此书始刻于南剑之尤溪，熹实为之序其篇目。今建阳、长沙、广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张侯又将刻之县学，以惠学者。熹故县人，尝病乡里晚学见闻单浅，不过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其秀异者，又颇驰骛乎文字纂组之工，而不克专其业于圣门也。是以儒风虽盛，而美俗未纯，父子兄弟之间，其不能无愧于古者多矣。今得贤大夫流传此书，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闻，而乐赞其成者也。是书所记，虽本于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实不外乎达道达德之粲然者。学者诚能相与深究而力行之，则先圣之所以传，与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将有以自得之，而旧俗之未纯者，亦可以一变而至道矣。” 朱熹在《招举人入白鹿咨目》中有：“恭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循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策论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以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岁科场解发赴省待补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识者盖称之，郡亦与有荣焉。然惟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谓者，是以更欲与诸君评之。今白鹿诸生各已散归，山林阒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专此咨白，可否须报。” 六十五岁的朱熹在《信州州学大成殿记》中说：“绍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长沙蒙恩召还，道过上饶，其州学教授嘉兴林君某来见，请问所以为学之意甚勤。与之语，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为己之学，而进则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且其屋不时修，亦多颓圮，而礼殿之坏为尤甚。至于象设、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为之讲以所闻，幸颇有知乡方者，又将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傥遂有成，愿得一言以记之，且有以进其学者于将来，则幸甚。’” 朱熹在《常州宜兴县学记》中说：“绍熙五年十二月，宜兴县新修学成。明年，知县事、承议郎括苍高君商老以书来请记，而其学之师生迪功郎孙庭询、贡士邵机等数十人，又疏其事，以来告曰：‘吾邑之学，久废不治，自今明府之来，即有意焉。而县贫不能遽给其费，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补其所甚缺，且籍闲田五千亩，以丰其廪，斥长桥僦金岁入七十余万以附益之，为置师弟子员。课试如法，而又日往游焉，躬为讲论，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学，盖有卓然科举文字之外者。’于是县人学子知所乡慕，至于里居士大夫之贤者，亦携子弟来听席下，无不更相告语，更相勉励，而自恨其闻之之晚也。” 朱熹在淳熙十四年四月所作的《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提醒学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上述内容，皆涉为学与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又产生应试教育，延续了千余年，所导致的后果令人堪忧。在应试的教育风气下，教师和学生都学会了投机取巧，学生必然采取死记硬背书本、节抄旧策时文、揣摩科举考题的学习方法，（当下教育也是应试教育，教师要学生死记硬背，模仿范文，教师给考生围题，以求得中考、高考、考研、考博的成功。）这样做，学生将养成偷惰习性，导致知识贫乏，学问空疏无用，失去创新精神。今人李纯蛟在其新著《科举时代的应试教育》中，对历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教育进行总结，认为应试教育现象所具有八个基本特征：同一性、继发性、循环性、致害性、长期性、锢闭性、排抑性、狭隘功利性，并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与报告，可资一读。
  宋代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它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以考试成绩优劣为录取的主要依据、且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选官制度，能顺利通过严格的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者，才得以授官。就南宋科举而言，宋高宗朝，已有义理学的介入，孝宗、光宗两朝，理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上风，大批究心于义理学的学子被选拔出来。自南宋隆兴以来，温州人氏陈傅良、叶适、徐谊对科举考试的影响很大。淳熙间叶适所撰的《贤良进卷》，作为科举应试的范本，在当时就很盛行；陈傅良所著的以文章待机而沽的《待遇集》，也是影响甚大，但皆不免为高谈虚论，有误导士子之嫌。绍熙五年冬，宰相赵汝愚欲行三舍法，而陈傅良、叶适欲行混补法，在朝的朱熹对二法均持反对态度。三舍法与混补法，在北宋都曾经执行过，但各自弊端也不少。被罢侍讲而退居考亭的朱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于庆元元年六月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写了一篇文章《学校贡举私议》，对学校培养人才、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之得失进行反思与批判，也给出一个新的选拔人才的方案。
  朱熹说：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最为下，然皆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
  朱熹回溯三代设教之法严密，随后指出宋代科举选士之弊： 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途，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
  朱熹不赞同三舍法、混补法，提出由州县共同承担培养选拔人才，说： 而议者不知其病源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选之艰而途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虞之，然使游其同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同，不得宁息，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朱熹提出与时俱进的教育改制，说： 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途。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随后，朱熹对诸如解额分配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理为人数）。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
  朱熹提出，要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才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而欲变之，又不可不以其渐。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如解额百人，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盖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余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徒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余令特赴明年省试。?之余人，倍其取人分数（如余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污、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
  朱熹认为：设教取士，应以明义理为重，不要让空言者充斥官员队伍： 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罢诗赋之不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议有改革，而司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复，其欲复之者，唯刘挚为最力。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今当直罢，无可疑者。如以习之者众，未欲遽罢，则限以三举而遞损其取人之数，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
  所以必分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然欲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分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子则如荀、扬、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策则诸史，时务亦然。（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 《三国》、 《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义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凿世之用矣。朱熹提出，教育要尊家法师名家，吸收先儒成说以辨是非： 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 《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开、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以上诸家，更加考订增损。如刘彝等说，恐亦可取）。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朱熹对科举考试命题者也提出要求与约束： 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趣附离合之巧。其始盖出于省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之一题，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及今数年，则无题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饾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则此弊势当自革。然恐主司习熟见闻，尚仍故态，却使举子愈有拘凝，不容下笔，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贤文集策同皆指事设疑，据实而问，多不过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旧体。而吕申公《家传》记熙宁事，乃云有司发策同，必先称颂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然则此风盖未远也。今亦宜为之禁，使但条陈所问之疑，略如韩、欧诸集之为者，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轰心矣。朱熹对应举考生解答考题的要求： 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封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门辨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封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余矣。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几其学之至矣。 朱熹认为，最关键的是各级学校要选择有道德修养的人任教职： 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途者，古之大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趣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避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
  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书，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朱熹认为，在开科取士中，文举与武举皆当严格要求： 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兢于骈丽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革其弊，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朱熹对科举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批判。他的良好用意是： 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利害相绝，固有间矣。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
  可以说，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的总结，也是朱熹对当时科举选拔人才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提出的更革方案，其所持观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每每被后代学者所引用。按哲学家、政论家韦政通教授的说法：“人类教育最大的缺失之一，是不能有效地教人具有对各种信念批评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只占极少数，少数人的努力，往往被循例重俗的大众所抵消，新旧观念的冲突，又往往使少数先知人物受到权势者的迫害，这不只是少数人的悲剧，而是人类的悲哀。”朱熹敢于对科举考试存在弊端不断地提出批评，并写入诸多文章中，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胆地教人以批评能力的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好好地读读这样的指弊之文。
  朱熹认为办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应以“明人伦为本”，要教人以“德行道艺之实”。但是，“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结果是“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便是古代教育的弊端所造成的。北宋教育一样存在严重的弊病，尽管多次兴学，全国遍设学校，许多人“不过以追时好，取世资为本，至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寂乎其未有闻也”。这种教育的失败，直接造成北宋亡国以及其后的南宋数十年里无人敢担大任。专制皇权的传承是靠血统，国家政权的巩固是靠统治集团，进入统治集团的主要途径是走“学而优则仕”，故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提倡以文德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文治，还需要德治。可是后来的君主不是励精图治，而是大力推广儒释道杂糅的做法，使人们的思想混杂化，贪生怕死的大臣们，担当不了历史的重任，委曲求全的投降政策扼杀了汉民族的血性和活力。
  作为赵宋王朝臣民的朱熹，对北宋亡国之事比谁都有清醒的认识，对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更有明确的认识，认为要使学校教育符合国家“立学教人之本意”，就必须认真整顿，正本革弊，“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使学者掌握“道德政理之实”，才能报效社会、国家。学校教育不应仅仅围绕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转，助长士子“钓声名、干利禄”，以满足个人的低级需求而败坏社会风气、糜烂民心、士心、军心，否则，亡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在应试教育积重难返的今日中国，教育的繁荣景象胜于历代，只管收钱发文凭的各类“教育”越办越红火。各个领域中凭高文凭领高工资的所谓读书人越来越多，思想却越来越苍白，但却又引领一代“风潮”。人们真应该读读朱熹的文章，看看自己是否会把子孙的前程给断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