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之前，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书院基本教材。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开始，《五经正义》成为朝廷颁布的“经典”，学生学习要以《五经正义》为范本，科举取士要以《五经正义》为依据。到了宋代，一些著名学者亦治“五经”。孙复、石介、孔安国研究《春秋》，司马光、王安石、张载、程颐为《易》作注，特别是王安石于《诗》、《书》、《礼》三经之注疏成就最高，被称之为新学。学者们把“五经”推为儒家的典范。朱熹对“五经”有不同看法，疑《诗序》非原作，指出其中二十四篇为纯讲男女性爱的《诗集传》；又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 《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文字；把《易》看成是卜筮之书，非哲理之作；认为《春秋》三传皆无可取。但他坚信《礼记》是秦汉后诸儒用以解释《仪礼》之书，并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辑出，与《论语》、《孟子》汇成《四书》，因为《论语》和《孟子》直接记述了孔孟的言行。朱熹经过反复研究“四书”，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他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熹不仅研究《四书》，并将《四书》作为书院的基本教材，并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程序，要求“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在开学时就讲了《中庸》之首章。据记载，朱熹“在潭时，诣学升堂，以百数笺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绍熙五年（1194年）十月，朱熹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之职，向宁宗皇帝进讲时，亦以《大学》一书作为正式教材，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他每讲一章必编讲义，《经筵讲义》就是朱熹为宁宗编的教材。 朱熹把“四书”连成一体，并精加“集注”，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策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标准书籍。朱熹通过注释“四书”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庞大的理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通过《四书集注》集儒家学说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