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七十一载，其中四十多年是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即使在为官的几年中，他也不忘治学与从教。他在同安任主簿时，创办县学；在知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在知潭州任上，振兴岳麓书院；在知漳州的一年间，扩建州县学，刊刻了“四子书”。他为官，每到一处，往往是白天处理公务，夜里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在祟安、建阳家居赋闲时，更是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先后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培养了大批在学术上成绩卓著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据统计，朱熹本人所著述的著作，就达一百四十余种之多，其理学水平达到当时最高峰。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朱熹合研究、讨论、著述、躬行四者为一的教育方式。整部《朱子语类》就是他与弟子们一起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答疑解惑的记录。这部语录记录了朱熹与九十多位门人的讲学问答。朱熹的许多著作也是同学生一起合著的。据《宋史·道学·蔡元定传》载：“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经》、《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如《易学启蒙》一书，他嘱蔡元定写初稿《论易》，然后经过共同研究，删改、润色，几年后才成书，他同黄榦合著有《仪礼经传通解》等。到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把自己手稿百余段交付给蔡沈。蔡沈经过十二个寒暑，写成现在传世的《书经集传》。朱子门人通过与导师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等活动，加深了对微词奥义的理解，并融会贯通，获得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还提出“学即行”这个颇有创意的命题。他说：“学即行也，所谓所以学者，将以行之也。”朱熹曾自称他的书院教育，是讲论时少，而践行时多。他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要用你自去理会，自去理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所以，朱熹要求读书要“反求诸身，一一体察”，“不可专在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知”与“行”的关系如何呢？朱熹认为：“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这就指明践行重于认识。又说：“《书》曰：知之非难，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这里着重强调工夫全在践行上，朱熹在充分肯定践行为重的同时，也较全面地论述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知与行功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两者不可偏废。” 由上述可知，朱熹的研、教、学、行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朱熹及其弟子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大概也同这种教育方式密切相关。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其中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远不止上列诸端，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其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有待于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