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首先，朱熹的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学者”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他说：“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元中。”又说：“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恰如磕睡，强唤醒，唤之不已，终会醒。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这是从教育者方面说的，所谓“唤醒”，就是唤醒“学者”的自觉性，使之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使之主动地去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从“学者”方面说，朱熹则强调“立志”。他说：“为学须先立志。志须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又说：“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强饮食之，终无益也。”而朱熹认为“立志”，就是“以圣贤为己任”。他说，“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殊不知，“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既然，圣贤的天赋禀性与常人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圣贤作为自己的理想呢？朱熹认为一个没有作圣贤志向的人，是不可能做一个真正求学的人。读书要有一定的目的性，要有一定的志向，要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朱熹还认为，大志既立，则必须从近处、小处做起，下切实、切己的工夫，决不要好高骛远。在他看来，“成己”、“成物”，如洒扫大厅、大廊，亦只是如洒扫小室模样，扫得小处干净，大处亦然。如一味地好高骛远，消极地等待机会，就会使所立之志最后落空。
  其次，朱熹认为，学贵有恒。他以撑上水船和母鸡抱卵为比喻说：“为学还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无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紧，放退一步，此船不得上矣”。“如鸡抱卵，看来抱得有甚暖气，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如果急于求成，“把汤去烫，便死了”，反之，“若抱才住，便冷了”。只有锲而不舍，“逐个零碎积将去”，“日改月化，便有长进”。他又说：“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的工夫，方得。”而那些先天“气质不善”，甚至是“陷溺已深”的人，只要“痛加工夫”，做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有希望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最后，朱熹认为学者的主体性还表现在正确处理“持敬”与“穷理”的关系上。在朱熹看来，“理不是在前面别为一物，即在吾心。人须是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方可。譬如修养家所谓铅汞、龙虎，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心。”既然“心具万理”，穷理就不必外骛，不必把自然和社会的种种事物作为客体来认识，而只须向内用功，反求诸己，“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就大功告成了”。这就把“学者”的主体性几乎拔高到了哲学本体论的层面，怎么“体察”呢？就是“以虚心静虑为本”，就是以“虚心观理”，也就是“持敬”，下一番“涵养”的工夫。他说：“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持敬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工夫时频频体察，久而自熟。”这里，如果说“持敬”是“虚心静气”，“收敛身心，不凭地放纵”，是合理的。如果用“持敬”来代替社会实践，认为向内用工，反求诸己，就可以解决“穷理”的全部问题，显然是错的。在“持敬”与“穷理”问题上，朱熹主张以“持敬”为主导，为根本，反对急功近利，躁进轻浮，要求“学者”埋头理会，勿求速效，还是有道理的。
  从“持敬”着眼，朱熹还特别强调“为学要专一”。他认为，专一必须以“博学”为基础，在博学中求专一。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只是“不可杂而无统”。博而有统，不仅对专一无害，而且只有博学，才能贯通。因为“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个土窟子，谓水专在是”，“须是博洽，涉历多，方通”。这里就把“专一”与“博学”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以上论述体现了朱熹的辩证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