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教育目的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来实现，而教育内容则依靠教材而体现。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作为学生的读本，是我国教材建设的创举。此后，我国的各类学校都长期沿用之。朱熹认为“六经”内容太深，初学儿童难懂，便依据儒家经典的内容，适应“小学”和“大学”两级学生年龄特征和人们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和《经筵讲义》等更为合适的教材。这是我国教材建设史上的又一创举。
  《童蒙须知》和《小学》是小学教本。前者就儿童日常生活中择其可知而易行的，分别为“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五项内容，作为训练儿童生活习惯的教材；后者把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编集起来，分内外篇。内篇四卷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两卷为《嘉言》、《善行》，共三百八十五章。是书内容为教育儿童以“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童蒙须知》和《小学》两书从培养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方法角度来看，是必要的，可取的。因而自此之后，朱熹编写的这两本书被视为最好的蒙学读本，注释得也多，尤其自明清之后，有关蒙学理论的探讨几乎都是围绕这两部书的内容展开。在朱熹的影响下，童蒙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其他日用杂字读本亦日益增多。
  《近思录》是朱熹与“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合编的。它收集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言论六百二十二条，作为读《四书》的入门之书。《四书集注》是朱熹从《礼记》一书中辑出《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并一一加以注释而成。这部书是朱熹用力最多的代表作，也是他教学生的最基本教材。小学生主要读正文，大学生则着重读注释，加深对正文的理解。朱熹告诫学生说： “四子（即指《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就明确指出理学教育三个层次：《近思录》→《四书》→《六经》。在这三个层次中，朱熹特别强调，“《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乃学问根本。” “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熹不仅把《四书集注》作为书院的基本教材，而且为之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程序，要求“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经筵讲义》则是朱熹为宁宗皇帝赵扩讲学时所编写的教材，后来成为宋末至元、明、清时期各类学校与书院的教材。
  朱熹为“小学”和“大学”所编写的教材，就内容上说是古代社会伦理纲常那一套东西，但他重视教材建设的思想在教育事业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是值得今天教材改革所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