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留下的文化遗产中，教育思想是其中弥足珍贵的一部分。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也很重视教育工作。他不但倡办州县地方学校，而且积极倡导民间书院教育，可称得上是以致力于教育事业为乐的人。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朱熹提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其中积极因素值得当今教育借鉴。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来论述朱熹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一、重视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思想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明确地提出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他说：“自古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学无大小，固有不同，然其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而为小学之成功也”。又说：“自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这就说明了“小学”和“大学”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学习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的成就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的发展。朱熹还特别强调小学生年龄较小，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可塑性大，容易培养好的习性和思想。他说：“盖人之幼也，心未有所主，则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使其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后虽谗说摇惑而不能入也。”“古之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矣。”可见在小学这个年龄阶段，经过良好的教育，打下知识、思想、道德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要注意学生的年龄特征，小学生年龄较小，智能未开，抽象思维未发展，只能“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即日常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之事。朱熹还认为，人生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接受“小学”基础教育。只有人人都通过这种基础教育，人们的总体素质水平才能提高，社会才会进步，国家才会繁荣富强。由此可见，朱熹十分强调“小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文化知识与道德习惯同时长进，教化作用与思想同时形成。这是他对教育内容、教育功能的独到见解与远见卓识。朱熹把这种普及基础教育当作关系到人类素质的优化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看待，是有积极意义的。
  朱熹不仅重视小学教育，而且很注意儿童的家庭教育。他认为家庭教育对子女有很大影响，父母的言行对子女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他说：“盖闻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直为观听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风俗所以淳厚，而德业所以崇高也。……新学小生，自为儿童时，习见其父兄之诲如此，因恬不以为愧，而安受其空虚无实之名，内以傲其父兄，外以骄其闾里，终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归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劝谕县之父兄，有爱其子弟之心者，其为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悌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己。”这就要求父母应教育子女认识到，读书是为究义理、为孝悌，以诚其身，不是单纯为科举，追名逐利。朱熹重视对家庭伦理教育，还体现在他的《朱子家训》中，这里就不赘述。
  二、注重教材建设的思想教育目的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来实现，而教育内容则依靠教材而体现。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作为学生的读本，是我国教材建设的创举。此后，我国的各类学校都长期沿用之。朱熹认为“六经”内容太深，初学儿童难懂，便依据儒家经典的内容，适应“小学”和“大学”两级学生年龄特征和人们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编写了《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和《经筵讲义》等更为合适的教材。这是我国教材建设史上的又一创举。
  《童蒙须知》和《小学》是小学教本。前者就儿童日常生活中择其可知而易行的，分别为“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五项内容，作为训练儿童生活习惯的教材；后者把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编集起来，分内外篇。内篇四卷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两卷为《嘉言》、《善行》，共三百八十五章。是书内容为教育儿童以“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童蒙须知》和《小学》两书从培养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方法角度来看，是必要的，可取的。因而自此之后，朱熹编写的这两本书被视为最好的蒙学读本，注释得也多，尤其自明清之后，有关蒙学理论的探讨几乎都是围绕这两部书的内容展开。在朱熹的影响下，童蒙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其他日用杂字读本亦日益增多。
  《近思录》是朱熹与“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合编的。它收集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言论六百二十二条，作为读《四书》的入门之书。《四书集注》是朱熹从《礼记》一书中辑出《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并一一加以注释而成。这部书是朱熹用力最多的代表作，也是他教学生的最基本教材。小学生主要读正文，大学生则着重读注释，加深对正文的理解。朱熹告诫学生说： “四子（即指《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就明确指出理学教育三个层次：《近思录》→《四书》→《六经》。在这三个层次中，朱熹特别强调，“《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乃学问根本。” “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熹不仅把《四书集注》作为书院的基本教材，而且为之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程序，要求“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经筵讲义》则是朱熹为宁宗皇帝赵扩讲学时所编写的教材，后来成为宋末至元、明、清时期各类学校与书院的教材。
  朱熹为“小学”和“大学”所编写的教材，就内容上说是古代社会伦理纲常那一套东西，但他重视教材建设的思想在教育事业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是值得今天教材改革所借鉴的。
  三、重视塑造完美个体人格的思想中国古代一般是把当时社会要求于人的理想性的规范作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人格。例如孔子把“仁”作为他的社会哲学的最高范畴，也同时把仁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体现。他强调“为仁由己”，就是强调个人的自觉。朱熹继承、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教育思想中这一优良传统。他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表现在教育上则是仁。朱熹认为“仁”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他说：“民于水火，所赖以生，不可一日无，其于仁也亦然。”又强调“而仁在己”。朱熹在知南康军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一套“学规”，就全面地反映出其以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思想，追求以“仁”为核心的教育最高境界。“学规”中的“五教之目”是总纲。其内容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总纲之下，他又立“言忠信，行笃敬，惩坌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世之要；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 “学规”从“教”与“学”两方面着眼，把当时历史条件下，作为道德主体的应有品格的主要内容，都概括进去了。
  朱熹所要培育的个体人格是典型的“自律型”人格。其特点是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个人立身、处世注重气节、操守，要求自重、自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致力于自我完善，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放纵自我。这种“自律型”人格模式比现代西方流行的以个人或“自我”为本位的“自由型”人格模式，在今天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朱熹对他的学生说：“人之气禀，极多般样，或有余于此，不足于彼。”例如，“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他认为，教育的职责就是补其漏，解其蔽，打破物欲的隔塞，“左提右挈，原始要终”，由“尊德性，道问学”，而“致广大，极高明”，引导人达到至美、至善的人格境界。诚然，朱熹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性，但他把完美的人格塑造看做教育的第一要义，对我们今天教育工作，正确地处理德育、智育的关系，克服重智育，轻德育的不良倾向，还是有启示意义的。
  朱熹的教育思想之所以把完善人格的塑造作为第一要义，是针对当时学风、世风的弊端而发。他说：“《诗》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则’。今世学者，往往有物不能有其则。《中庸》曰：‘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此数句乃是彻头彻尾。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都昏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朱熹说完美的人格模式先验地存在于人，这并不正确；但他主张人格教育应当着重于对受教育者进行启发诱导并帮助他除去种种“嗜欲”的蔽障，使其自己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价值，这则是可取的方法。
  四、重视“学者”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的思想首先，朱熹的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学者”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他说：“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元中。”又说：“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恰如磕睡，强唤醒，唤之不已，终会醒。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这是从教育者方面说的，所谓“唤醒”，就是唤醒“学者”的自觉性，使之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使之主动地去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从“学者”方面说，朱熹则强调“立志”。他说：“为学须先立志。志须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又说：“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强饮食之，终无益也。”而朱熹认为“立志”，就是“以圣贤为己任”。他说，“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殊不知，“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既然，圣贤的天赋禀性与常人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圣贤作为自己的理想呢？朱熹认为一个没有作圣贤志向的人，是不可能做一个真正求学的人。读书要有一定的目的性，要有一定的志向，要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朱熹还认为，大志既立，则必须从近处、小处做起，下切实、切己的工夫，决不要好高骛远。在他看来，“成己”、“成物”，如洒扫大厅、大廊，亦只是如洒扫小室模样，扫得小处干净，大处亦然。如一味地好高骛远，消极地等待机会，就会使所立之志最后落空。
  其次，朱熹认为，学贵有恒。他以撑上水船和母鸡抱卵为比喻说：“为学还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无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紧，放退一步，此船不得上矣”。“如鸡抱卵，看来抱得有甚暖气，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如果急于求成，“把汤去烫，便死了”，反之，“若抱才住，便冷了”。只有锲而不舍，“逐个零碎积将去”，“日改月化，便有长进”。他又说：“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的工夫，方得。”而那些先天“气质不善”，甚至是“陷溺已深”的人，只要“痛加工夫”，做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有希望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最后，朱熹认为学者的主体性还表现在正确处理“持敬”与“穷理”的关系上。在朱熹看来，“理不是在前面别为一物，即在吾心。人须是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方可。譬如修养家所谓铅汞、龙虎，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心。”既然“心具万理”，穷理就不必外骛，不必把自然和社会的种种事物作为客体来认识，而只须向内用功，反求诸己，“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就大功告成了”。这就把“学者”的主体性几乎拔高到了哲学本体论的层面，怎么“体察”呢？就是“以虚心静虑为本”，就是以“虚心观理”，也就是“持敬”，下一番“涵养”的工夫。他说：“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持敬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工夫时频频体察，久而自熟。”这里，如果说“持敬”是“虚心静气”，“收敛身心，不凭地放纵”，是合理的。如果用“持敬”来代替社会实践，认为向内用工，反求诸己，就可以解决“穷理”的全部问题，显然是错的。在“持敬”与“穷理”问题上，朱熹主张以“持敬”为主导，为根本，反对急功近利，躁进轻浮，要求“学者”埋头理会，勿求速效，还是有道理的。
  从“持敬”着眼，朱熹还特别强调“为学要专一”。他认为，专一必须以“博学”为基础，在博学中求专一。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只是“不可杂而无统”。博而有统，不仅对专一无害，而且只有博学，才能贯通。因为“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个土窟子，谓水专在是”，“须是博洽，涉历多，方通”。这里就把“专一”与“博学”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以上论述体现了朱熹的辩证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重视学术研究同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朱熹一生七十一载，其中四十多年是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即使在为官的几年中，他也不忘治学与从教。他在同安任主簿时，创办县学；在知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在知潭州任上，振兴岳麓书院；在知漳州的一年间，扩建州县学，刊刻了“四子书”。他为官，每到一处，往往是白天处理公务，夜里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在祟安、建阳家居赋闲时，更是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先后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培养了大批在学术上成绩卓著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据统计，朱熹本人所著述的著作，就达一百四十余种之多，其理学水平达到当时最高峰。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朱熹合研究、讨论、著述、躬行四者为一的教育方式。整部《朱子语类》就是他与弟子们一起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答疑解惑的记录。这部语录记录了朱熹与九十多位门人的讲学问答。朱熹的许多著作也是同学生一起合著的。据《宋史·道学·蔡元定传》载：“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经》、《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如《易学启蒙》一书，他嘱蔡元定写初稿《论易》，然后经过共同研究，删改、润色，几年后才成书，他同黄榦合著有《仪礼经传通解》等。到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把自己手稿百余段交付给蔡沈。蔡沈经过十二个寒暑，写成现在传世的《书经集传》。朱子门人通过与导师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等活动，加深了对微词奥义的理解，并融会贯通，获得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还提出“学即行”这个颇有创意的命题。他说：“学即行也，所谓所以学者，将以行之也。”朱熹曾自称他的书院教育，是讲论时少，而践行时多。他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要用你自去理会，自去理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所以，朱熹要求读书要“反求诸身，一一体察”，“不可专在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知”与“行”的关系如何呢？朱熹认为：“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这就指明践行重于认识。又说：“《书》曰：知之非难，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这里着重强调工夫全在践行上，朱熹在充分肯定践行为重的同时，也较全面地论述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知与行功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两者不可偏废。” 由上述可知，朱熹的研、教、学、行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朱熹及其弟子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大概也同这种教育方式密切相关。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其中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远不止上列诸端，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其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有待于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