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教学中，孔子非常强调行，他说：“言必信，行必果。”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孔子把行放在教学中的首要地位。此外，孔子还特别强调知识的具体运用。他在《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句话的意思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相反的，孔子认为未学能行的，就是很好的“学”了。如“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竭其身；与朋友，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种主张把知识要运用于实际的认识论和学习理论，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朱熹明确提出“行重知轻”，并说：“知而不行，则前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然而，朱熹把力行看做明理之路，“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又把行看做检验“知之真不真”的标准，“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这是朱熹对孔子重行的发展。 从上述可知，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教育方法，并把他们的教育方法条理化、理论化，从而上升为方法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教育民族性特征，对中国，乃至韩国、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