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其一，提出了“学、问、思、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孔孟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孔子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里明确提出了学习中的博学、切问、近思的问题。孟子亦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里提出从“博”到“约”，也就是说，求学问要博览群书，而且能够详尽地解说它。然后通过自己思考，将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用简约的语言说出它的精神实质。孔子在《为政》中进一步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与思相结合，但是，孔子所说的这种思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他在《卫灵公》中又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反对那种未具备应有的知识，而去苦思冥想、异想天开的做法。这就揭示了思与学的辩证关系。
  朱熹对孔子和孟子上述教学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可见，朱熹所说的博学包括各门各类知识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学与思的关系又怎样呢？他说：“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这里进一步说明了熟读与精思互为促进的关系。朱熹还把“辩”引进教学，作为一种去伪存真，分析综合的过程。他说：“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辩得始得。”从而，朱熹把上述思想概括成了一个公式：“学、问、思、辩，所以穷理也”，作为“为学之序”纳入《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个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教学或学习过程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性，反映了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是寓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的。
  其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孔子在教育实践中，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具体动用了“因材施教”教学法。《论语》记载孔子师弟的问答辞很多，常常是几个人问同一问题，孔子的回答却不相同。如《先进》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答以：“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另一个叫西华的学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问老师孔子。孔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显然，孔子是根据学生不同的思想性格特点进行教育。冉有畏懦一点，孔子鼓励他遇事要打破顾虑，勇往直前，故叫他“马上去实行”。子路鲁莽一些，孔子告诉他遇事要多考虑，多商量，慎重进行。故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实行呢？”又如同样问孝，孔子回答却不一样，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意思是说，无论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僭越，这才算是孝）；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孔子针对武伯不关心父母冷暖疾病而说的）；子游问孝，孔子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生活还注意照顾，于是就提出要加强对父母的恭敬。）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对于上述不同同答，朱熹作了如下注释：“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些解释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再如，关于什么叫“仁”的问题，孔子答子贡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答颜渊说是“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说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司马牛说是“其言也讱”，答樊迟说是“爱人”，答子张则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为仁。这些都说明，孔子对学生教育，是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而因材施教的，但孔子并没有作出“因材施教”的概括。
  孟子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教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式有五种，有的像及时雨一般润泽万物似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习的。这五种便是孟子提出的“因材旋教”教育方式。此外，孟子还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就是孟子的“不教之教”。战国儒生所著《学记》亦有类似的记述：“学者有四失（毛病），教者必知之。人之学者，或失则多（博而不精），或失则寡（知识面窄），或失则易（把学习看成太容易），或失则止（有畏难情绪）。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有针对性进行教育，才能救其失。
  朱熹在上述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把孔孟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特点进行教育作了理论概括，他在《论语·先进》注文中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并把孔子首倡的“因材施教”作为一条教育原则提出来，从而把唯物论的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引进了教学。
  其三，提出了“重行知轻”。在教学中，孔子非常强调行，他说：“言必信，行必果。”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孔子把行放在教学中的首要地位。此外，孔子还特别强调知识的具体运用。他在《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句话的意思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相反的，孔子认为未学能行的，就是很好的“学”了。如“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竭其身；与朋友，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种主张把知识要运用于实际的认识论和学习理论，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朱熹明确提出“行重知轻”，并说：“知而不行，则前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然而，朱熹把力行看做明理之路，“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又把行看做检验“知之真不真”的标准，“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这是朱熹对孔子重行的发展。 从上述可知，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教育方法，并把他们的教育方法条理化、理论化，从而上升为方法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教育民族性特征，对中国，乃至韩国、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