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孔子极重视政治、伦理教育，“仁”是他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孔子就是用“仁”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教育学生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而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并教育学生要“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丰富发展了孔子政治伦理教育思想，明确提出把“明人伦”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教，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对学生“教以人伦”，使他们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懂得了这套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和伦理规范，他们就会理解统治者行仁政的道理。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以“孝悌为本”的，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孝道”的政治目的。他说：“人人亲自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从上述可见，政治伦理教育在孔孟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朱熹根据《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模式，把孔孟“既重视政治教育，又重视伦理教育”的内容进一步模式化。朱熹认为，要实现这一教育模式，应该遵循教学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因此，他把教育内容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在小学教育时期，朱熹认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兵、射、御、书、数之文”。所谓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皆属伦理教育范畴。朱熹还在强调进行小学教育作用时说：“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在大学教育时期，朱熹认为“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概言之，大学教育包括“修己”、“治人”的两个内容。“穷理”、“正心”、“修己”则是个自身修养问题，为内事；而“治人”则是政治活动，为外事。这些都是以政治伦理为具体内容，近则修之于身，远则行于天下。可见，小学和大学的学习内容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它们只是程度的深浅不同，而没有根本的性质差别。朱熹把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写进《大学章句》序言，位于《四书集注》之首，这就使小学与大学的内容具有规定性了。在朱熹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模式，其中修身是本，而修身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孝、悌等伦理教育。因为有了孝、悌，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也就在里面了。朱熹说：“身修则家可教矣，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于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故顺可移于长”。以此出发，朱熹认为学就是学人伦。他在《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后注释说：“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求学如是而已。”《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事也。学者学此而已。”因此，朱熹把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纳入他淳熙七年（1180年）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教条中，并列于首位。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此后，这个揭示被摹写，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之中，使之成为共同遵行的御颁的指导方针。这就使伦理教育有规定性了。
  重“义”轻“利”的教育是修身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朱熹认为：“孟子没而义利之说不明于天下，中间董仲舒、诸葛武侯、二程先生屡明之，而世之学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为者，鲜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谋人之国家，则亦功利焉而已。”他还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并强调“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何谓义利？朱熹说：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这就是说：义是天理、是公，利是人欲之私。所以，“义与利”实际上是公与私的问题。因此，朱熹特别强调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
  他认为公与私是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与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朱熹还在《论语·为政》注中解释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时提出：“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君子和小人的所作所为不同，他们的区分只在公与私之间，相差仅在毫厘之间。朱熹还认为，公与私不仅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而且也是区分仁与不仁的标准。他在《论语·颜渊》“克己复礼”后注释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又说：“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在朱熹看来，进行重义轻利、去私存公的教育，关系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他说：“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能“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挈矣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因此，朱熹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修身之要纳入白鹿洞书院教规中，因而使义与利，公与私的教育具有规定性。
  朱熹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他将伦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将孔孟“既重视政治教育又重视伦理教育”的内容进一步模式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模式，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民族性特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