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对象，始于孔子。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所说的“性”，是指人的本性，即自然性；所说的“习”是指人出生后，接受环境教育与学习。孔子这句话是说人生下来各个人的素质基本相近，但由于周围的环境的习染，人的本质即随着发生变化。因此，必须进行教育，才能促进人性向好的方面发展。在这里，孔子明确提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性。但对‘‘性相近”的“性”是善还是恶，孔子尚未明确说明。从他认为人人都有“仁爱之心”的思想来看，是倾向于人性本善的。孟子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明确主张性善，他说：“人无有不善。”并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孟子对此有一段表述，他说：“所以谓人皆有百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善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无“仁、义、礼、智”之心，“非人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性之善”的基本内容。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教育作用就在于对先天的善性进行“存”、 “养”、“扩充”，通过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
  朱熹在总结孔孟以来人性论的基础上，特别是吸取了孟子的“性善论”，苟子的“性恶论”，二程的“性即理”、“人性善”以及张载关于“天地之性”、“性于人无不善”的理论思想，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为性也。”这可说是朱熹对上述两种“性”的高度概括。何谓天命之性？朱熹认为天命之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是天所赋予的，天命之性就是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之性，是“至善”的。天命之性决定人性无不善。他说：“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何谓气质之性？朱熹认为气质之性是从“理也，气杂而言之”，因为“理”与“气”不能分离，必然与“气”相杂而成为“气质之性”。
  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又有种种罪恶？人世间何故又有智愚贤不肖的不同呢？朱熹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又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在他看来，不管是圣贤还是下愚，本然之性实切无二致，“尧舜至于涂人一也”。人世间之所以有种种罪恶，世上之所以有智愚贤不肖的不同，是由于气质、气禀及其不同，是气禀不同而造成善恶、智愚之别。然而“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本然之善可以恢复，气质之性可以改变。这样下愚也可以做到与生知性同。这就要靠教育，他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朱熹还认为学亦能“变化气质”，“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这就确定了教育对人性的作用。 朱熹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为根据，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扩充本然之善，改变气质之性。人性的善端是人生以来所固有的，善端先天就存在于人性之内，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扩充人先天的善端，这就是发展人的善性。发展善性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推及、发展出来。朱熹认为，圣人主要是尽性的问题。他说：“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这就是说，圣人的品德一生下来就是好的，若能尽性，充分发挥先天的“诚”，就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对于贤人，朱熹说“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天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也。”也就是说，贤人通过教育，以至于明，最后达到诚，也可以成为圣人。至于一般人，朱熹则认为要变化气质，他引荀况的话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入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入小人之涂。”就是说，对于中人（指一般人）进行教育极为重要，因为中人处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是不稳定的。通过教育，使中人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正心修身，就可以成为君子，否则，中人就容易堕落成为小人。
  从以上分析可知，朱熹从理本论的观点出发，把“性”归结于理，对由其单纯的人的本质的认识与研究，扩大为宇宙本体意义，而教育的任务就在于恢复“本然之性”，改变“气质之性”，使性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从而，朱熹把孔孟提出的性与教育的关系上升到哲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