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开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他提出了“庶、富、教”、“有教无类”、“为政教民”等教育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对人性中固有“四端”即仁义礼智的萌芽，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使“四端”不断扩充，最终“人皆可以为尧舜”，并把“明人伦”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明确地提出来。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究教育的本质问题，把孔孟的教育思想发展成为教育哲学。下面从三个方面作些论述朱熹对孔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把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上升为哲学范畴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对象，始于孔子。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所说的“性”，是指人的本性，即自然性；所说的“习”是指人出生后，接受环境教育与学习。孔子这句话是说人生下来各个人的素质基本相近，但由于周围的环境的习染，人的本质即随着发生变化。因此，必须进行教育，才能促进人性向好的方面发展。在这里，孔子明确提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性。但对‘‘性相近”的“性”是善还是恶，孔子尚未明确说明。从他认为人人都有“仁爱之心”的思想来看，是倾向于人性本善的。孟子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明确主张性善，他说：“人无有不善。”并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孟子对此有一段表述，他说：“所以谓人皆有百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善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无“仁、义、礼、智”之心，“非人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性之善”的基本内容。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教育作用就在于对先天的善性进行“存”、 “养”、“扩充”，通过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
  朱熹在总结孔孟以来人性论的基础上，特别是吸取了孟子的“性善论”，苟子的“性恶论”，二程的“性即理”、“人性善”以及张载关于“天地之性”、“性于人无不善”的理论思想，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为性也。”这可说是朱熹对上述两种“性”的高度概括。何谓天命之性？朱熹认为天命之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是天所赋予的，天命之性就是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之性，是“至善”的。天命之性决定人性无不善。他说：“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何谓气质之性？朱熹认为气质之性是从“理也，气杂而言之”，因为“理”与“气”不能分离，必然与“气”相杂而成为“气质之性”。
  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又有种种罪恶？人世间何故又有智愚贤不肖的不同呢？朱熹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又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在他看来，不管是圣贤还是下愚，本然之性实切无二致，“尧舜至于涂人一也”。人世间之所以有种种罪恶，世上之所以有智愚贤不肖的不同，是由于气质、气禀及其不同，是气禀不同而造成善恶、智愚之别。然而“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本然之善可以恢复，气质之性可以改变。这样下愚也可以做到与生知性同。这就要靠教育，他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朱熹还认为学亦能“变化气质”，“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这就确定了教育对人性的作用。 朱熹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为根据，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扩充本然之善，改变气质之性。人性的善端是人生以来所固有的，善端先天就存在于人性之内，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扩充人先天的善端，这就是发展人的善性。发展善性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推及、发展出来。朱熹认为，圣人主要是尽性的问题。他说：“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这就是说，圣人的品德一生下来就是好的，若能尽性，充分发挥先天的“诚”，就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对于贤人，朱熹说“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天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也。”也就是说，贤人通过教育，以至于明，最后达到诚，也可以成为圣人。至于一般人，朱熹则认为要变化气质，他引荀况的话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入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入小人之涂。”就是说，对于中人（指一般人）进行教育极为重要，因为中人处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是不稳定的。通过教育，使中人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正心修身，就可以成为君子，否则，中人就容易堕落成为小人。
  从以上分析可知，朱熹从理本论的观点出发，把“性”归结于理，对由其单纯的人的本质的认识与研究，扩大为宇宙本体意义，而教育的任务就在于恢复“本然之性”，改变“气质之性”，使性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从而，朱熹把孔孟提出的性与教育的关系上升到哲学范畴。
  二、把教育内容模式化孔子极重视政治、伦理教育，“仁”是他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孔子就是用“仁”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教育学生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而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并教育学生要“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丰富发展了孔子政治伦理教育思想，明确提出把“明人伦”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教，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对学生“教以人伦”，使他们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懂得了这套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和伦理规范，他们就会理解统治者行仁政的道理。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以“孝悌为本”的，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孝道”的政治目的。他说：“人人亲自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从上述可见，政治伦理教育在孔孟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朱熹根据《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模式，把孔孟“既重视政治教育，又重视伦理教育”的内容进一步模式化。朱熹认为，要实现这一教育模式，应该遵循教学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因此，他把教育内容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在小学教育时期，朱熹认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兵、射、御、书、数之文”。所谓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皆属伦理教育范畴。朱熹还在强调进行小学教育作用时说：“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在大学教育时期，朱熹认为“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概言之，大学教育包括“修己”、“治人”的两个内容。“穷理”、“正心”、“修己”则是个自身修养问题，为内事；而“治人”则是政治活动，为外事。这些都是以政治伦理为具体内容，近则修之于身，远则行于天下。可见，小学和大学的学习内容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它们只是程度的深浅不同，而没有根本的性质差别。朱熹把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写进《大学章句》序言，位于《四书集注》之首，这就使小学与大学的内容具有规定性了。在朱熹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模式，其中修身是本，而修身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孝、悌等伦理教育。因为有了孝、悌，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也就在里面了。朱熹说：“身修则家可教矣，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于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故顺可移于长”。以此出发，朱熹认为学就是学人伦。他在《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后注释说：“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求学如是而已。”《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事也。学者学此而已。”因此，朱熹把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纳入他淳熙七年（1180年）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教条中，并列于首位。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此后，这个揭示被摹写，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之中，使之成为共同遵行的御颁的指导方针。这就使伦理教育有规定性了。
  重“义”轻“利”的教育是修身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朱熹认为：“孟子没而义利之说不明于天下，中间董仲舒、诸葛武侯、二程先生屡明之，而世之学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为者，鲜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谋人之国家，则亦功利焉而已。”他还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并强调“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何谓义利？朱熹说：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这就是说：义是天理、是公，利是人欲之私。所以，“义与利”实际上是公与私的问题。因此，朱熹特别强调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
  他认为公与私是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与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朱熹还在《论语·为政》注中解释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时提出：“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君子和小人的所作所为不同，他们的区分只在公与私之间，相差仅在毫厘之间。朱熹还认为，公与私不仅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而且也是区分仁与不仁的标准。他在《论语·颜渊》“克己复礼”后注释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又说：“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在朱熹看来，进行重义轻利、去私存公的教育，关系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他说：“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能“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挈矣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因此，朱熹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修身之要纳入白鹿洞书院教规中，因而使义与利，公与私的教育具有规定性。
  朱熹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他将伦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将孔孟“既重视政治教育又重视伦理教育”的内容进一步模式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模式，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民族性特征的形成。
  三、把教育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孔子和孟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孔子的教学法，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孟子的教学法，如“不教之教”、学贵“自得”、从“博”到“约”等。这些典型事件或语言，深刻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故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一直为人们所传诵、遵循。朱熹在自己长达五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孔孟的教育方法，并将其上升为方法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学、问、思、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孔孟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孔子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里明确提出了学习中的博学、切问、近思的问题。孟子亦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里提出从“博”到“约”，也就是说，求学问要博览群书，而且能够详尽地解说它。然后通过自己思考，将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用简约的语言说出它的精神实质。孔子在《为政》中进一步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与思相结合，但是，孔子所说的这种思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他在《卫灵公》中又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反对那种未具备应有的知识，而去苦思冥想、异想天开的做法。这就揭示了思与学的辩证关系。
  朱熹对孔子和孟子上述教学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可见，朱熹所说的博学包括各门各类知识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学与思的关系又怎样呢？他说：“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这里进一步说明了熟读与精思互为促进的关系。朱熹还把“辩”引进教学，作为一种去伪存真，分析综合的过程。他说：“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辩得始得。”从而，朱熹把上述思想概括成了一个公式：“学、问、思、辩，所以穷理也”，作为“为学之序”纳入《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个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教学或学习过程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性，反映了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是寓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的。
  其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孔子在教育实践中，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具体动用了“因材施教”教学法。《论语》记载孔子师弟的问答辞很多，常常是几个人问同一问题，孔子的回答却不相同。如《先进》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答以：“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另一个叫西华的学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问老师孔子。孔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显然，孔子是根据学生不同的思想性格特点进行教育。冉有畏懦一点，孔子鼓励他遇事要打破顾虑，勇往直前，故叫他“马上去实行”。子路鲁莽一些，孔子告诉他遇事要多考虑，多商量，慎重进行。故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实行呢？”又如同样问孝，孔子回答却不一样，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意思是说，无论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僭越，这才算是孝）；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孔子针对武伯不关心父母冷暖疾病而说的）；子游问孝，孔子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生活还注意照顾，于是就提出要加强对父母的恭敬。）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对于上述不同同答，朱熹作了如下注释：“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些解释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再如，关于什么叫“仁”的问题，孔子答子贡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答颜渊说是“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说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司马牛说是“其言也讱”，答樊迟说是“爱人”，答子张则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为仁。这些都说明，孔子对学生教育，是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而因材施教的，但孔子并没有作出“因材施教”的概括。
  孟子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教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式有五种，有的像及时雨一般润泽万物似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习的。这五种便是孟子提出的“因材旋教”教育方式。此外，孟子还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就是孟子的“不教之教”。战国儒生所著《学记》亦有类似的记述：“学者有四失（毛病），教者必知之。人之学者，或失则多（博而不精），或失则寡（知识面窄），或失则易（把学习看成太容易），或失则止（有畏难情绪）。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有针对性进行教育，才能救其失。
  朱熹在上述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把孔孟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特点进行教育作了理论概括，他在《论语·先进》注文中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并把孔子首倡的“因材施教”作为一条教育原则提出来，从而把唯物论的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引进了教学。
  其三，提出了“重行知轻”。在教学中，孔子非常强调行，他说：“言必信，行必果。”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孔子把行放在教学中的首要地位。此外，孔子还特别强调知识的具体运用。他在《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句话的意思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相反的，孔子认为未学能行的，就是很好的“学”了。如“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竭其身；与朋友，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种主张把知识要运用于实际的认识论和学习理论，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朱熹明确提出“行重知轻”，并说：“知而不行，则前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然而，朱熹把力行看做明理之路，“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又把行看做检验“知之真不真”的标准，“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这是朱熹对孔子重行的发展。 从上述可知，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教育方法，并把他们的教育方法条理化、理论化，从而上升为方法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教育民族性特征，对中国，乃至韩国、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①《论语·阳货》。①《孟子·告子上》。②《孟子·公孙丑上》。③《孟子·告子下》。 ①《中庸章句》注文。②⑥⑦ 《孟子集注》。③《朱子语类》卷5。④《论语集注·述而》注文。⑤《大学章句》序。 ①《论语集注·卫灵公》注文。②《中庸章句》。③④ 《中庸章句》。⑤《朱子语类》卷108。 ①《论语·学而》。②《论语·颜渊》。③《论语·卫灵公》。④《论语·雍也》。⑤《孟子·滕文公上》。⑥《孟子·离娄上》。①《大学章句·序》。②《朱子全书》卷76。③《大学章句·序》。 ①《大学章句》注文。②《朱子语类》卷20。③《论语集注·学而》注文。④《孟子·滕文公上》。⑤薛应旂：《宋元通鉴》，明天启元年吴门大观堂刊本。 ①《朱子全书》卷54。 ②《朱子语类》卷13。 ③《孟子集注·梁惠王上》注文。 ④《论语集注·里仁》注文。 ⑤《论语集注·为政》注文。 ⑥《论语集注·公冶长》注文。 ⑦《论语集注·子路》注文。 ⑧《大学章句》注文。 ①《朱子全书》卷15。②《论语·学而》。③《论语·为政》。④《论语·述而》。⑤《孟子·离娄下》。⑥《论文·子张》。 ①《孟子·离娄下》。 ②《朱子语类辑略》。 ③《学规类编》。 ④《朱子语类》卷8。 ①对于上述不同同答，朱熹作了如下注释：“告懿子，告①《论语·为政》。 ①《论语·为政》注文。②《论语·雍也》。③《论语·颜渊》。④《论语·阳货》。⑤《孟子·尽心上》。⑥《孟子·告子下》。①《论语·子路》。②③ 《论语·学而》。③《朱子语类》卷9。④《朱子语类》卷54。 ①《朱子语类》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