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有文献记载的朱熹门人有四百八十八人，他们或从政，或从教，或政教相兼，主动承担起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也使朱熹的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如门人林用中、黄榦、刘爚、胡安之、陈埴、李燔、陈宓、黄义勇、张洽、林学蒙、蔡念诚、邓绹、辅广、赵师端、钟震、黎贵臣、吴雄、刘清之、陈文蔚、袭盖卿、蔡沈等，以及大批再传弟子如真德秀、蔡模、王柏、赵复等，皆有从事办学和教育活动。朱熹生平对教育的一贯重视，直接影响了门人的志向。朱熹与门人论胡瑗之学甚盛，又惋惜其学无传，认为乃因由门徒受学后都去做官，死后便已。实际上就是借鉴了胡氏的教育活动没有培养后续的教师的失败之举。就这一方面而言，朱熹远比教育家胡瑗高明了许多，他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根本。而朱熹的门人受其正面影响，大都能从现实出发，主动承担起接引后学的历史重任，耕耘于教坛，将书院教育推广到闽浙赣皖湘川等，使程朱理学不断向前迈进。
  在庆元党禁期间，朱熹的门人黄榦在福州设馆讲学，庆元五年在新河开斋学，朱熹感到欣慰，遣孙朱钜、朱钧往学，有书信询问到学者数量、资质情况，但反复强调立定规矩，接引后人，相互勉励，交相磨切，使后生辈稍知以读书修己为务，少变前日浅陋儇浮之习，非细事也。朱熹把教育看成是件大事而不断培养后续力量，诸门生安于乡野，勇于承担起教育的重任，真正体现了薪火相传。
  综上所述，朱熹作为教育家是全面的，而其历史地位的反映，我想用古今帝王对其崇敬来表述会更具代表意义。
  宋理宗赵昀平时喜欢诵读朱熹的著作，且有感慨。宝庆三年三月庚戌，工部侍郎朱在，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 “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朱在又言：“先臣《四书》印本，所在不同。”帝回顾，宣谕曰：“卿先卿《四书》注解，有补于治道，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 清康熙皇帝玄烨读朱熹的著作，感慨更多，有言“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康熙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更“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且亲笔御书“学达性天”称颂朱熹，垂示后人。
  降至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对朱熹也是敬佩的。早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就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对朱子理学思想也相当钦佩。可以说朱子理学思想的精华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终身以书为伴的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并评点《四书集注》、《楚辞集注》以及《朱子语类》。毛泽东与萧子升信中谈朱熹著作的体会，与罗章龙岳麓山赫曦台凭吊咏叹朱熹与张栻，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与张治中论朱熹祖籍，到庐山开会重提朱熹的治政与功绩，还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1972年将朱熹所著的《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地位之隆。
  （本文发表于《教书育人》2008年第七期，标题、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