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长期的教育实践大家已经知道，朱熹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岁往老家徽州婺源便有亲朋好友诸子弟随行问学，宽泛而言便由此开始了教育生涯，而真正从事教育活动，是他受命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兼管县学事时，至其生命终结，其间有近五十年的时间，主要就是从事著述与讲学活动，即便是在同安县四年、南康军二年多、浙东一年多、漳州一年多、长沙三个月、御前一个月多的为宦期间，也少不了讲学活动，故曰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这对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教育史而言，朱熹讲学活动就占了近六分之一的时间，可谓不短。就学术思想方面而言，产生于北宋而成于南宋的理学就是以朱熹为核心人物，其长期的讲学活动，使理学成为举世瞩目的思想体系。
  朱熹平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与北宋的胡瑗、范仲淹、王安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及南宋的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人，皆以成就高而被人重视。在这个群体中，除外陈亮，他们身份有双重性，一是学者，一是官员，而从宦往往占据他们许多美好的时光，如范仲淹、王安石、张栻、吕祖谦、叶适等人，使其作为教育家的身份不是非常突出。就二程、杨时、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而言，有书院之属的讲学机构和组织，但讲学时间或长或短，生徒时多时少。唯叶适晚于朱熹出生二十年，在朱熹卒后，其又生活了二十多年，在官场得到更多的磨砺，而其学术地位也凸显出来，但却没有超越朱熹的影响程度。唯朱熹的教育成就与影响，在两宋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家。就范仲淹、王安石、程颢、程颐、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而言，皆未形成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未有几人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而朱熹的讲学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受众之多，也非前列数人所能比拟。后来者就更少堪与比肩。
  二、崇高的敬业精神朱熹曾言：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者也。就是以专心致志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以教育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朱熹具有诚挚的敬业精神，不论在什么状况和环境下都会自觉地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都会凭借自己内心的意识活动认真地对待教育事业。据其门徒杨道夫记载，朱熹说：“某尝言，吾侪讲学，正欲上不得罪于圣贤，中不误于一己，下不为来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与。” 作为敬业的教育者，朱熹以书院为阵地，授受相传，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知识。朱熹登第后五十年，入仕后任地方官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至其生命的终结之前，主要精力都放在著述和讲学上。朱熹讲学不辍，居家则五夫纳徒、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洲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府学、岳麓书院，随政兴学，受教者众，门徒遍布天下。在教学工作中，朱熹诲人不倦，“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黄榦语）可见其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由此产生感召力，吸引来闽、浙、赣、苏、皖、湘、蜀、粤等地的众多学者。
  即使不在学校，身在山野，朱熹也没有忘记教育的作用。乾道六年十二月，虞允文同胡铨荐举诗人朱熹。虞允文乾道七年在相位，朱熹与友人《答张敬夫书》有“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颇闻尚有湖海之气，此非廊庙所宜。愿从容深警切之，使知为克己之学，以去其骄吝之私，更进用诚实沉静之人，以自辅其所不足，乃可以当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锐于趋事而昧于自知，吾恐其颠踬之速也”。朱熹要张栻向虞允文进言，目的非常明确。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类个案纳入朱熹教育的范畴。
  三、众多的校舍建设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与各地学校的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其一生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前一章已经讲述过，朱熹亲自参与同安县学的建设，还亲自创建有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沧洲精舍，修复的书院就有闻名天下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以及倡修湘西精舍，这些校舍建设的成功之举，也是两宋时期其他教育家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在当时财政凋敝的情况下所建校舍是多么的简陋，但为学子提供了就学的场所，并有许多学子在精舍、书院里聆听教导、得到陶铸，其功之高，也非诸人可比。而在《朱子全书》中就有数十篇文章是关涉府学、州学、县学、义学的建设，可见朱熹十分关心作为培养人才的各级学校的建设与完善。对于庞大的士族而言，朱熹在这方面所给予的关注、所倾注的热情、所作出的贡献，也超乎常人之想象。
  四、缜密的教育制度两宋时期，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为培养各类人才确实作了贡献。胡瑗、范仲淹、王安石、程颢、程颐、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数人，被确认为两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培养人才。在这些人当中，独陆九渊不以教育制度为然，在槐堂书屋讲学期间，从不用学规、学则来约束学生。其门生杨简在《象山先生行状》中说：“先生既授徒，即去今世所谓学规者，而诸生善心自兴，容体自庄，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观而化。猗欤盛哉！”胡瑗在湖州州学定有学规，但朱熹屡欲寻访而未得。吕祖谦从事讲学活动，所订的规章，也得朱熹重视，但相比而言，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影响最大、最久远。加上朱熹淳熙十四年冬对门人董铢程端蒙二人制订的小学《学则》作跋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推广，便有了从小学到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规章制度。朱熹的教育思想之核心就是道德教育，这个首要的任务贯彻于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把《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和《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学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写入学规中，贯彻于教学活动中。
  若将两宋官办学校的规章制度与朱熹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朱熹的高明在于引导加约束，做到宽中有严，远非官方所订的规章制度偏于对学子的惩罚所能比拟。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践履力行，知行并举，不分事物大小，有理存焉皆宜究，大到广袤无垠的宇宙，小到洒扫应对，皆有学问，不当随意错过。故朱熹的教育，不是追求功利的应试教育，而是人生教育与知识教育不相脱离的综合素质之教育。
  五、完善的教育体系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既强调小学教育，也重视大学教育，还对学前教育、女子教育和特长教育给予关注。既重视文化知识的授受，也强调对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重视；既重视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探讨，也重视对自然学科知识的钻研、掌握及应用。
  朱熹在《小学·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熹的大学教育，是指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人所接受的教育。小学教育，注重在事，大学教育则注重在理，事理分明，便能明辨是非，才能有所作为。
  实际上，在朱熹的书院教育过程中，许多人进士及第，走上仕途，中途又回到朱熹的身旁不断求教，还有一些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还偕同子孙向朱熹问学，这些表明，朱熹的教育已确立为终生教育的模式。朱熹始终提倡实学济世，反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仅仅只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朱熹“平居教学者，皆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朱熹门人杨楫跋《楚辞集注》语）但从《朱子全书》和《朱子语类》的内容可以看出，朱熹讲授的内容，几乎涉及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各个领域，如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农业、商业、医学等，而且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六、实用的教学教材在宋代，官立小学的课程一般是识字、诗赋和经术，学生随年龄和学制的变化依次学习这些课程。私立小学，有的使用与官立小学一样的教材，有的则使用非官方的由著名学者编写的教材。
  朱熹在同安主簿任满归崇安五夫后便办家塾，大约在隆兴元年，编成《论语训蒙口义》、《训蒙绝句》、《训学斋规》等。朱熹亲自编纂蒙学教材，其中有儿童启蒙教材《小学》六卷、《童蒙须知》一卷、《训蒙绝句》五卷。三本书实际上构成了朱熹的小学教材体系，③作为塾馆课徒之用。《近思录》、《四书集注》等书，则是作为精舍讲学之用，而朱熹所撰的《经筵讲义》，顾名思义则是给皇帝讲授时所用的教材。
  朱熹格外重视儒家经典的文本整理和义理化的解释，将义理之学与章句训诂之学结合，使《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体大精深、影响至远的典籍，为南宋以来八百年的官方定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并居于五经之先的地位，以至于数百年来，非专门研究者以外，人们似乎只知《四书》而不知有《五经》。
  当然，朱熹自幼熟读经史，大凡儒家的基本经典差不多都经过其整理，故称其著作甚多，虽然许多书不是作为教学教材之用，但可以将它们视为教学参考书。
  七、大胆的辟释排老朱熹早年同多数宋代士大夫一样好佛老，具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国”的思想，但是现实社会却是赃吏恣奸、富豪横行、百姓穷困、民生凋敝，儒释道兼修，往往就是为自己的退缩寻找借口，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的现实问题。从学延平李侗先生后，朱熹逃禅归儒，走上钻研儒家经典著作和自觉修养儒家思想的道路。在给门生的讲授过程中，朱熹自我承认早年无书不读，包括对释老二氏著作的研读，但发现其说之非以后，便将释老之书搁起，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的钻研，于是终身致力于焉，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所谓儒释道兼修，批评本朝士大夫们浸淫异端之说——援道入儒、援释入儒，以纠正那些或贪生或畏死的思想之流毒。
  《朱子语类》卷125论老氏、卷126论释氏，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中有《释氏论上、下》，朱熹鲜明的态度、大胆的举动以及精辟入里之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特别是他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从伦理、哲学、历史、实际、经典等方面回击，且对本朝士大夫如李沆、王曾、杨亿、刘安世、吕公著、张商英、谢良佐、杨时、游酢、汪应辰等被佛老引去而提出批评，这对儒学的存续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儒道二家思想倾向而言，二者也存在根本的冲突，儒家思想面对现实而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主张虚无和消极出世，儒道二者思想根本不可能合为一体，人也不可能积极入世又兼得消极出世。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其直指内心的顿悟修养之法和善恶轮回之说，对华夏民族的影响力不可不谓很大，特别是对没有文化知识的百姓或困于读儒家经典著作的人，既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又有巨大的威慑力，僧侣于名山胜景中广植庙宇，开坛讲经，吸引了大批的善男信女，直接与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直接威胁儒学的生存。朱熹给湖湘学派领袖张栻的信件中表示担忧：“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学，而怪妄之说亦复蜂起，其立志不高、见理不彻者，皆为所引取，甚可虑也。”故朱熹的辟佛之说、辟佛之举是有现实意义的。正因为朱熹的大力辟佛，使儒学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朱熹长期与陆九渊兄弟的学术探讨以及后来及时对陆氏子弟的教育和改造，挽救了江西金溪的陆氏心学阵营，使其免于遁入空门的危险境地，才使中国宋明理学有陆王心学一脉的流传，也使程朱理学一脉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 有两个典型例子： 福州府长溪人林一鹗，与朱熹交往，有落发之愿，示及诸贤诗卷，朱熹阅后作《长溪林一鹗秀才有落发之愿示及诸贤诗卷因题其后二首》砭之：闻说当机百念休，区区何更苦营求。早知名教无穷乐，陋巷箪瓢也自由。贫里烦君特地过，金襕谁与换鱼蓑？它年云水经行遍，佛法元来本不多。
  宁海一释子正因，顷深于禅，且有实行。已忽省念人伦天分，不应绝灭，遂屏其书，归心程子之训，欲还冠巾。而母老无家，姑寄食一墓庵以为养。其人未四十，言语气象殊非苟然者。孙应时从学子王定处得知后，写信告诉朱熹，希望“先生记此人，终成就之，乃一奇事”。在漳州任太守的朱熹复信说：“宁海僧极令人念之，亦可属之端叔兄弟（金华潘友端、潘友恭）否？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穽，足使闻者悚动，所系实不轻也。” 前者乃朱熹劝阻秀才剃度出家，后者乃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的朱熹要拔年未四十的释子于陷阱以复人伦，足见朱熹中晚年辟佛之举非虚言也。
  八、不断的薪火相传有文献记载的朱熹门人有四百八十八人，他们或从政，或从教，或政教相兼，主动承担起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也使朱熹的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如门人林用中、黄榦、刘爚、胡安之、陈埴、李燔、陈宓、黄义勇、张洽、林学蒙、蔡念诚、邓绹、辅广、赵师端、钟震、黎贵臣、吴雄、刘清之、陈文蔚、袭盖卿、蔡沈等，以及大批再传弟子如真德秀、蔡模、王柏、赵复等，皆有从事办学和教育活动。朱熹生平对教育的一贯重视，直接影响了门人的志向。朱熹与门人论胡瑗之学甚盛，又惋惜其学无传，认为乃因由门徒受学后都去做官，死后便已。实际上就是借鉴了胡氏的教育活动没有培养后续的教师的失败之举。就这一方面而言，朱熹远比教育家胡瑗高明了许多，他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根本。而朱熹的门人受其正面影响，大都能从现实出发，主动承担起接引后学的历史重任，耕耘于教坛，将书院教育推广到闽浙赣皖湘川等，使程朱理学不断向前迈进。
  在庆元党禁期间，朱熹的门人黄榦在福州设馆讲学，庆元五年在新河开斋学，朱熹感到欣慰，遣孙朱钜、朱钧往学，有书信询问到学者数量、资质情况，但反复强调立定规矩，接引后人，相互勉励，交相磨切，使后生辈稍知以读书修己为务，少变前日浅陋儇浮之习，非细事也。朱熹把教育看成是件大事而不断培养后续力量，诸门生安于乡野，勇于承担起教育的重任，真正体现了薪火相传。
  综上所述，朱熹作为教育家是全面的，而其历史地位的反映，我想用古今帝王对其崇敬来表述会更具代表意义。
  宋理宗赵昀平时喜欢诵读朱熹的著作，且有感慨。宝庆三年三月庚戌，工部侍郎朱在，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 “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朱在又言：“先臣《四书》印本，所在不同。”帝回顾，宣谕曰：“卿先卿《四书》注解，有补于治道，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 清康熙皇帝玄烨读朱熹的著作，感慨更多，有言“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康熙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更“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且亲笔御书“学达性天”称颂朱熹，垂示后人。
  降至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对朱熹也是敬佩的。早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就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对朱子理学思想也相当钦佩。可以说朱子理学思想的精华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终身以书为伴的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并评点《四书集注》、《楚辞集注》以及《朱子语类》。毛泽东与萧子升信中谈朱熹著作的体会，与罗章龙岳麓山赫曦台凭吊咏叹朱熹与张栻，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与张治中论朱熹祖籍，到庐山开会重提朱熹的治政与功绩，还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1972年将朱熹所著的《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地位之隆。
  （本文发表于《教书育人》2008年第七期，标题、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