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难进易退，是南宋朝廷自高宗以来，历孝宗、光宗三代对朱熹不肯轻易应诏进朝为官的总结语。即便是年轻的宁宗亲政，亲自过问并要召朱熹入朝，朱熹也没有立马作出答应，而是一如既往的以退为进，在途观望朝廷的政局变化。朱熹在抚州临川、信州上饶玉山、衢州西安、严州建德桐庐、临安富阳等地均有逗留，一边观望，一边考察，一边讲学，九月底方抵达临安城的国门外，在途舟行车走近两个月时间（八月六日至九月下旬）。
  朱熹在路上写信给蔡元定说：至临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当也。始者犹欲且归里中，俟辞召命予决。今既如此，又得朝士书，皆云召旨乃出上意亲批，且屡问及，不可不来。又云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课程，深有愿治之意。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休，义不可不一往。遂自临川改辕趋信上，以俟辞免之报。
  朱熹能有机会给新任帝王讲课，朝野有识之士皆以为是件大好事。在朝的黄裳对新帝说：“若欲进德修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乃可”，而彭龟年经常向赵扩提到朱熹学问的高深，建议新帝不要只局限于往日在潜邸中讲学的人，应“招徕一世之杰如朱熹辈，方厌人望”。朱熹的弟子汪莘说：“财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间，诸公所不能济者，待先生而济。若惮于为父子深爱之本，而利于为体貌臣工之末，以是为治，未有能久也。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缓，切恐言者已伺其后，是非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恐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在信州，诗人韩淲接待朱熹时作《送潭帅朱晦翁先生赴经筵》，大有推动朱熹赶快入朝之意。而当朱熹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的六和塔待召时，在都下的名士陈傅良、叶适、薛叔似、许及之、蔡幼学、陈谦、项安世、路芾、吴仁杰等人先后与朱熹见面商讨时局政事，希望朱熹入侍讲学能匡扶君心。孔子提出“以道事君”，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去非存是，则君心乃公，公则是仁，君主有公心，则能行仁政，于是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在君主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汉代董仲舒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北宋程颐于嘉祐二年上书劝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纪纲正而天下治”。朱熹是儒家思想精华之集大成者，始终坚持正君心，贯彻“立纲纪，行仁政，肃百官，苏苍生”的治道思想，成为众望所归，这些就足以让世人窥见帝王之侍讲者所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 朱熹十分谦逊，一再辞新命，但新帝有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牢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于是，朱熹仰遵圣训，拜命系衔供职。这是朱熹登第之后入仕以来第一次被召入朝为官，经历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三十余年的磨砺，朱熹总算在垂暮之年得到新帝的垂青，得以亲点为经筵讲官，这是他能伺候皇帝、给帝王直接灌输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