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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日的侍讲生涯，是朱熹人生最不同寻常的经历，也是朱熹作为教育家讲授活动的最高级别。正史没有细说朱熹五十年的教育活动，却载录了四十六日的侍讲生涯。因此，我们也不能不说朱熹最高级别的崇政殿的侍讲活动，以及由此演绎的人生悲剧。
  前面章节已经讲过绍熙五年五月至八月，朱熹在潭州任上只节钺百日，便有奏事的诏命下达。具有定策之功的赵汝愚，应道学朝臣之呼声，在新帝赵扩执政时首先荐举朱熹，而起居舍人彭龟年和礼部尚书黄裳也向赵扩皇帝推举过朱熹，欲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于是绍熙五年七月十一日，尚书省降札命朱熹入朝奏事。八月五日，除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次日，朱熹解荆湖南路安抚使和潭州知府之印绶出城东归。入朝路上难进易退，是南宋朝廷自高宗以来，历孝宗、光宗三代对朱熹不肯轻易应诏进朝为官的总结语。即便是年轻的宁宗亲政，亲自过问并要召朱熹入朝，朱熹也没有立马作出答应，而是一如既往的以退为进，在途观望朝廷的政局变化。朱熹在抚州临川、信州上饶玉山、衢州西安、严州建德桐庐、临安富阳等地均有逗留，一边观望，一边考察，一边讲学，九月底方抵达临安城的国门外，在途舟行车走近两个月时间（八月六日至九月下旬）。
  朱熹在路上写信给蔡元定说：至临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当也。始者犹欲且归里中，俟辞召命予决。今既如此，又得朝士书，皆云召旨乃出上意亲批，且屡问及，不可不来。又云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课程，深有愿治之意。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休，义不可不一往。遂自临川改辕趋信上，以俟辞免之报。
  朱熹能有机会给新任帝王讲课，朝野有识之士皆以为是件大好事。在朝的黄裳对新帝说：“若欲进德修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乃可”，而彭龟年经常向赵扩提到朱熹学问的高深，建议新帝不要只局限于往日在潜邸中讲学的人，应“招徕一世之杰如朱熹辈，方厌人望”。朱熹的弟子汪莘说：“财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间，诸公所不能济者，待先生而济。若惮于为父子深爱之本，而利于为体貌臣工之末，以是为治，未有能久也。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缓，切恐言者已伺其后，是非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恐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在信州，诗人韩淲接待朱熹时作《送潭帅朱晦翁先生赴经筵》，大有推动朱熹赶快入朝之意。而当朱熹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的六和塔待召时，在都下的名士陈傅良、叶适、薛叔似、许及之、蔡幼学、陈谦、项安世、路芾、吴仁杰等人先后与朱熹见面商讨时局政事，希望朱熹入侍讲学能匡扶君心。孔子提出“以道事君”，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去非存是，则君心乃公，公则是仁，君主有公心，则能行仁政，于是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在君主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汉代董仲舒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北宋程颐于嘉祐二年上书劝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纪纲正而天下治”。朱熹是儒家思想精华之集大成者，始终坚持正君心，贯彻“立纲纪，行仁政，肃百官，苏苍生”的治道思想，成为众望所归，这些就足以让世人窥见帝王之侍讲者所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 朱熹十分谦逊，一再辞新命，但新帝有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牢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于是，朱熹仰遵圣训，拜命系衔供职。这是朱熹登第之后入仕以来第一次被召入朝为官，经历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三十余年的磨砺，朱熹总算在垂暮之年得到新帝的垂青，得以亲点为经筵讲官，这是他能伺候皇帝、给帝王直接灌输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绝佳机会。经筵讲论新帝宋宁宗赵扩（1 168—1224年），为宋光宗赵惇之次子，绍熙五年七月甲子于重华宫即位登基。二十七岁的宁宗大有修治之态，开列经筵讲书目录，确定《春秋》、 《礼记》、 《诗》、《书》、《孟子》、《通鉴》、《唐书》、《三朝宝训》、《奏议》、《长编节本》为自己的经筵读本。新帝亲点朱熹与黄裳、陈傅良、彭龟年、黄由、沈有开、李巘、京镗、黄艾、邓驿十人为讲师，设两处讲席，一在朝堂，一在潜邸讲堂。规定二日一讲，讲官轮日赴讲，早讲于殿上，晚讲于讲堂，如是安排，相当紧凑。
  在此介绍一下皇帝亲点的讲师团成员： 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隆庆府普城人。青年时拾遗还珠成美谈。与张栻门人陈概游。登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第，任巴州通江尉，后任兴元府录事参军。经四川制置使推荐，应召对论蜀兵民大计。光宗登基，迁升国子博士，进秘书郎。绍熙元年，皇子赵扩被封为嘉王时，调充嘉王府翊善，承担为嘉王侍讲之职，次年，任起居舍人。绍熙三年，任中书舍人。常为国事奏疏皇上，并掌修记言之事。绍熙四年，因辅翼太子和经筵讲经上得到光宗皇帝的当面激赏，荐举朱熹。宁宗即位，累官礼部尚书兼侍读，与起居舍人彭龟年极力向赵惇、赵扩皇帝推举朱熹出任宁宗侍讲。
  黄裳著有《王府春秋讲义》、《兼山集》。卒后，楼钥作《黄裳墓志铭》。朱熹闻其死，颇伤之，以为是郁闷而死。
  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府瑞安人。早年师事郑伯熊、薛季宣，入太学，与张栻、吕祖谦友善。宋孝宗乾道八年（1 172年）进士及第，官泰州教授，由参知政事龚茂良荐举为太学录。淳熙初为福州通判，遭弹劾落职，归里隐居讲学，主张经世致用，成为永嘉事功学派的奠基人。淳熙间与朱熹往来，多与学术争辩，朱熹视之为畏友。淳熙十四年六月免奏事，冬赴广西桂阳军任。次年得叶适向宰执荐举。淳熙十六年迁提举湖南常平茶盐公事，除湖南转运判官，将永嘉学风带进湖湘，张栻弟子多向其学而兼有事功学术倾向。后改提点浙西刑狱，过阙，留为吏部员外郎。
  绍熙三年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起居舍人，明年，兼权中书舍人，建言调和光宗与孝宗的两宫矛盾。绍熙五年九月三十日与永嘉名士叶适、薛叔似、许及之、蔡幼学、陈谦等人见朱熹于杭州西湖边六和塔，同年闰十月，为中书舍人兼侍讲，特上书以言“朱熹为三朝故老，难进易退，不可多得”，反对宁宗内批将朱熹骤罢外补。十一月再荐朱熹入史院，不允。十二月九日遭御史中丞谢深甫以“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的罪名弹劾，出朝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削秩罢宫观，庆元三年列为庆元党籍。其杜门韬晦，榜所居室为止斋。嘉泰三年，为宝谟阁待制，卒，谥文节，叶适作《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楼钥撰《陈公神道碑》、蔡幼学为作行状。
  陈傅良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建隆编》又名《开基事要》、《西汉史钞》、《汉兵制》、《备边十策》、《周礼说》、《诗解诂》、《待遇集》、《读书谱》及《止斋先生文集》等。
  彭龟年（1142—1206年），字子寿，号止堂，临江军清江人。七岁而孤，事母尽孝。性颖异，读书能解大义。及长，得程氏《易》读之，至忘寝食，从朱熹、张栻质疑，而学益明，终成理学名家。其登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郑侨、张构同荐，除太学博士。以侍御史林大中荐，为御史台主簿。绍熙三年，改司农寺丞，进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绍熙四年夏，劝光宗朝重华宫，与父赵昚重修旧好，都人欢悦。寻除起居舍人，以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绍熙五年奉命出使金国，十二月归，则上书《论韩侂胄干预政事疏》。终不为容，除外任离朝，请祠。庆元二年，以吕棐言落职；已而追三官，勒停，名列庆元党籍。嘉泰元年，复元官。起知赣州，以疾辞，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开禧二年，以待制宝谟阁致仕，卒，谥忠肃，楼钥为作《忠肃彭公神道碑》。其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
  彭龟年著有《内治圣鉴》、《光宗圣政》、《止堂训蒙》、《经解》、《祭仪》、《五致录》等，汇为《止堂集》，真德秀作《跋彭忠肃文集》。
  黄由（1150—？年），字子由，自号盘野居士，黄云之子，平江府长州人。自幼好学，年方十二三岁便教授群童读书，二十岁入太学，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丑科状元，授绍兴府通判，当时大旱，赈灾有绩，升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后奉命出使金国，回国后升任将作监、嘉王府赞读。
  绍熙五年，因助光宗扶赵扩即位，深得赏识，权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当年八月初，受新帝之命，给朱熹拟告词云：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帷，详延学士。眷儒宗之在外，颁召节以趣归，径登从班，以重吾道。尔发六经之蕴，穷百氏之源。其在两朝，未为不用，至今四海，犹谓多奇。擢之次对之班，处以迩英之列，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于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岂惟慰满于士论，且将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师垣有赖。试望之于冯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贾傅于长沙，自当接以前席。慰兹渴想，望尔遄驱。
  黄由的笔端，流露出新帝的求师渴望，自然打动了朱熹。朱熹入朝后，与黄由为同班侍讲，又在史馆共事。当朱熹受内批去朝，黄由则与同僚饯别于杭州西湖灵芝寺。庆元三年十二月，黄由在吏部任上，反对王沇乞置伪学之籍，遭殿中御史张严奏论而罢黜，降为杂学士奉祠，列为庆元党人之一。嘉定初年，知绍兴府，进浙东安抚使，官至正奉大夫，三年，入为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卒后，追赠太子少师。
  沈有开（1134—1212年），字应先，常州无锡人。先后从张栻、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游，也问学于朱熹，有书信往来。由处州教授累迁太学博士，与诸生讲学罢，杜门读书，不事请谒。淳熙十六年为太常博士，与朱熹、留正交情深厚，同年六月，谏劝右相留正大力拔用道学名士，被留揆采纳。绍熙间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赞读兼兵部郎。嘉王赵扩即宁宗位时，沈有开迁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讲，遭谢深甫弹劾，与宫观主管。庆元三年列为庆元党籍而遭受打击。后复起知徽州、太平州，连疏求去，诏加直龙阁致仕。家居又十年而卒。叶适为作墓志铭。
  李巘，字献之。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赐同进士出身。四年，为太常寺主簿。五年，迁国子监丞兼国史院编修官。累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光宗绍熙四年，官至翰林学士兼嘉王府侍读。
  京镗（1138—1200年），字仲远，隆兴府豫章人。登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第。两试县令有声。孝宗即位，锐志恢复，其言宜徐图之，擢监察御史。淳熙十五年二月，出使汴京，以高宗之丧请求金朝罢宴息乐，归擢为工部侍郎。
  宁宗新立时，京镗为刑部尚书任签书枢密院事。其早入韩侂胄门，奉行侂胄风旨，多次献谋，排挤宰相赵汝愚，指道学为伪学，并以“汝愚乃宗姓，诬以谋危社稷也”为名加以打击。庆元二年二月拜右丞相，庆元六年拜左相，专唯韩侂胄之命是听，毫无建树，后以年老乞归。卒，著有《松坡集》。
  黄艾（？—1198年），字伯耆，号止堂，兴化军莆田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及第。绍熙元年八月以秘书丞参加轮对，面请行经界。绍熙五年时擢左司谏，权工部侍郎兼侍讲。同年闰十月十九日因讲问逐朱熹之骤，恳恳再三不已，帝不听。除中书舍人，官终刑部侍郎。著有《尚书讲义》、《止堂集》。
  邓驿（？—1198年），字千里，南剑州沙县人。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沙县志》作四年登第），官右司谏，悫直敢言，不避权幸。绍熙二年三月，因论事罢逐离朝，以朝散大夫到漳州接朱熹太守之任。绍熙四年任江东提刑。绍熙五年拜中书舍人兼侍讲，在闰十月十九日内批罢朱熹经筵侍讲后，面奏宁宗，乞留朱熹。庆元元年三月奉帝命书告词予朱熹。吕祖俭疏留赵汝愚，并谕朱熹等不当逐，太学生杨宏中以救汝愚坐编管，其皆封还录黄，缴奏言祖俭罪不至贬。语侵侂胄，安置诏州，未几以集英殿修撰知泉州，进文华阁待制。庆元三奉祠归，次年卒。
  不难看出，这个成员组中，朱熹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新除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京镗为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 157年）进士，为刑部尚书任签书枢密院事兼侍讲。黄裳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绍熙四年辅翼太子，宁宗即位，累官礼部尚书兼侍读。彭龟年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除起居舍人，以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绍熙五年奉命出使金国，十二月归，侍讲。陈傅良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绍熙三年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起居舍人，后为中书舍人兼侍讲。黄艾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绍熙五年时擢左司谏，权工部侍郎兼侍讲。邓驿为宋孝宗淳熙二年（1 175年）进士，绍熙五年拜中书舍人兼侍讲。李巘为宋孝宗淳熙二年（1 175年）赐同进士出身，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黄由为宋孝宗淳熙八年（1 181年）辛丑科状元，任将作监、嘉王府赞读。绍熙五年，权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兼侍讲。沈有开亦为进士出身，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赞读兼兵部郎兼侍讲。这些时代的精英，历官中外，影响甚大，其中的黄由、沈有开、陈傅良、黄裳等人，还曾任嘉王府赞读，已在潜邸对赵扩进行了前期教育。就道德学问而言，这十人之中，能被朝野共同推重的唯数当代儒宗朱熹。
  那么，朱熹对新登基的赵扩讲什么内容呢？ 绍熙五年十月二日，朱熹进入国门，四日以带原官职奏事。十月十日，朱熹正式拜新命。朱熹要将自己数十年钻研儒家思想之所得“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敦厚崇礼”作为“帝王之学”传授给新帝。他是怀着“务积诚意，以感悟上心”的心情，尽职尽责地讲论《大学》。
  朱熹于十月十四日入经筵开讲，讲《大学》；十月十八日晚讲，二十三日早讲，闰十月一日晚讲，三日早讲，四日晚讲，十九日晚讲，一共七次，新帝也掌握了“求放心”的“圣学要领”，对朱熹亦有褒奖和施加恩赐，封朱熹为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选入史院任实录院同修撰。朱熹说：“上可与为善，愿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 然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继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朱熹，限制君权太急，讲书之余，尝“奏乞令后省看详封事”、“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并要求皇帝“下诏自责”。中国古代君主具有专制特权，皇权的恶性膨胀，必然会招致对民权的扼杀、国家的败亡。朱熹阐释《尚书·洪范》“皇极”一词，说“‘皇建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朱熹不仅要求宋宁宗求放心，也曾对高宗、孝宗、光宗皇帝所拥有的君主专制进行过批判，努力限制皇权的恶性膨胀，要求人君以自身建立道德标准并以此教化民众，使天下子民皆不敢循其私欲，而必须遵从君主的道德教化，最后达到人性的完善，否则就会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导致一个王朝精神大厦的倾覆。但这种限制君权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年轻的宁宗皇帝的强烈不满。朱熹身为三朝故老，海内名儒，人望所归，在这四十六天的经筵讲授里，适时面奏机密、干预朝政、排击近习。也就是说，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纠合在一起，更招致韩侂胄等一批争势弄权之徒的嫉恨，必然被反对派所不容，排击出朝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过于倚重韩侂胄的宁宗便在权臣的怂恿下于甲寅冬甲戌（绍熙五年闰十月十九日）内批朱熹除宫观以退闲休讲。
  这一突然之举，将热衷于格君非、正君心的朱熹的美好设想打乱了，提前终止了帝王师的在朝生活。朱熹就此被逐出国门，举朝失色，物论纷纷。期间虽有丞相赵汝愚、给事中楼钥、舍人邓驲、起居郎刘光祖、中书舍人兼侍讲陈傅良、工部侍郎兼侍讲黄艾、吏部侍郎兼侍讲孙逢吉、监察御史吴猎、登闻鼓院游仲鸿、史院校书郎项安世等人设法挽留，但势力方盛的韩侂胄还是有效地遏制了众多朝臣的挽留之举。
  此时，朝廷存在韩赵两派的权力之争。在朱熹离开国门后，庆元政治风暴来临，韩侂胄采用离间手段，让宁宗对赵汝愚的行为产生怀疑，赵彦逾又列一个“当日贤者”的名单，说是汝愚的党羽，四十三岁的新贵韩侂胄是新皇后的姐夫，利用新帝的宠信来打击排挤异己，由赵汝愚荐引的彭龟年、吴猎、刘光祖、陈傅良等人均遭贬斥。后来演化为党禁之祸，共有五十九名大臣、官员和学者被定为伪学逆党遭受沉痛的打击，可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之《庆元党禁》以及美国贾扬志的《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在此不细说。
  朱熹虽然担任宁宗皇帝的侍讲时间很短，但其灌输的儒家正统思想对赵扩皇帝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庆元党禁之后，特别在开禧北伐兵败韩侂胄被杀之后，被理学家群体进言而警悟的宁宗，还是内省自己轻易内批朱熹退闲的错误之举所造成的恶果，开始对理学思想有所重视，逐步恢复了朱熹的名声以冀收拾涣散的民心，但为时已晚。后来人们研究宋代历史、赵宋王朝命运以及用人机制，无不在此事件面前深思。

①韩淲：《涧泉集》卷4，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论语·先进》。 ③《孟子·尽心下》。 ④《孟子·离娄上》。 ①《朱子大传》，第917页。②《朱子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