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朝廷命朱熹帅湖南知潭州是有来由的。早在绍熙四年七月，湖南安抚使周必大改判隆兴府，由漕臣何异权摄帅事，这期间正好发生了两湖瑶民不堪忍受朝廷盘剥和豪强欺凌而揭竿起义，攻州掠县，由湖北西南辰州蒲来矢领导的瑶民涌入湖南西部的邵州、武冈一带，造成动乱，引起恐慌，震动朝廷。与此同时，农民起义军也遭到两湖驻军的扑杀、围剿。湖北方面，安抚使王蔺和提刑官陈谦主动出击，湖南方面，漕臣权摄帅事何异与提刑官赵不迂也派兵分头征讨。起义者遭到围剿追杀，其主力队伍因遭到沉重打击而四散，但进入湖南境内的瑶民仍有一定数量，在蒲来矢的率领下据险困守在偏僻的溪洞里，战事已进入后期，只是官军与义军还在旷日僵持。
  荆湖南路安抚使司设在长沙城，安抚使的职责是治民，对全境六州三军（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郴州、邵州、武冈、茶陵、桂阳）的四十县的安全负责。朱熹的接任帅职、郡事，对付瑶民起义的事就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兵刃相向绝非朱熹之所长，也非其所谋略之取向。朱熹召集群僚会谈，听取战事汇报，对局势有了基本掌握，果断采取对瑶民起义者进行招抚的措施。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如下的考虑而做出的： 其一，瑶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的盘剥和地方官员欺侮，使原始淳风未泯的瑶民不堪忍受而造反；其二，瑶民从绍熙四年起事至绍熙五年四月，已遭到两湖军队的围剿，主力已被消灭，只有残余者躲在险要的溪洞中，强攻硬打，取效不佳；其三，借鉴北宋以来朝廷对付瑶民起义多采取征讨与安抚兼施的成功举措，可以收服民心。于是，朱熹在分析全局的情况下，采取攻心战，以招抚诱降瑶民起义首领蒲来矢，不施杀戮，则可以稳定瑶民之心。朱熹一面派邵州通判蔡咸领兵丁进入蒲来矢等人据守的溪洞周围呐喊督捕，以军事力量作为前导，探听实情；一面派智勇两全谙熟瑶情的军校田昪前往劝降，田氏立军令状，带数十员进山入洞谈判，晓谕利害。
  蒲来矢，为湖北辰州人，并非草莽出身，因不堪苛捐杂税之重负，于绍熙四年率领瑶民在辰州溆浦（靠近湖南邵州新化、邵阳）起事，攻打湖北诸多州县，遭到湖北安抚使王蔺、提刑陈谦的镇压，同年底从湖北攻入湖南邵州、武冈等地，遭到漕臣权摄帅事的何异、提刑赵不迂的镇压，至绍熙五年四月，其残部凭借山洞天险，负隅顽抗。朱熹新任湖南帅职，听取诸官情势汇报，综合分析情况后采取招降措施。而军事失利、懦弱少谋的蒲来矢禁不住威吓利诱，不得不带了妻子儿女跟随田昪下山投降。朱熹招降成功，遣散起义瑶民，蒲来矢也得到赦罪不诛，释放之。朱熹妥善处理这一事件，乃其懂得官逼民反的真情，招降蒲来矢、遣散瑶民而不杀戮对平息民愤、安定边陲、缓和民族关系都具有现实意义。
  此事之后，朱熹对军政进行改革、倡修毁坏的潭州城墙，对巩固荆湘上游重镇、屏障东南安宁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吏治方面，朱熹亦有动作，惩治庸官懒吏；提审判杀十八名残害民众的恶棍地霸。又建“谕苗台”、“三闾忠洁侯庙”和“五忠祠”，表彰正义之士，并向朝廷举荐一批有为的地方官。因此，朱熹在任上的主要业绩可以用“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重教化”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