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绍熙五年，患心病不能打理朝政的宋光宗赵惇传位给儿子赵扩。二十七岁的赵扩仓促登基，立为宁宗。新帝以为“欲进修德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经黄裳、彭龟年等人举荐，将赴任潭州才三个月的朱熹从湖南安抚使任上召入京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是朱熹生平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京官，入侍经筵四十六日，宁宗在新贵韩侂胄的挑拨离间下就以“悯卿耄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为名，内批朱熹差遣宫观，罢去侍讲，将朱熹赶出了京师。大约在绍熙五年闰十月二十六日朱熹归闽，时有林用中、余大猷、吴南、赵善期、王汉、李杞、喻仲可、朱耀卿、陈秀参等人随行。经钱塘曇山再访郑次山（郑涛）园亭。在曇山仙人洞石壁题留“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宜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上述人物皆为从学者。 朱熹于十一月十一日到玉山县，县宰司马迈率领诸生迎接朱熹一行，并邀请朱熹到县庠宾位讲座。朱熹登坛为县学诸生演讲，“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县宰当即录下讲义，寄给朱熹，经整理后，再由县令刻印发行。今将《玉山讲义》录下： 先生曰：“熹此来得观学校鼎新，又有灵芝之瑞，足见贤宰承流宣化，兴学诲人之美意，不胜慰喜。又承特设讲座，俾为诸君诵说，虽不敢当，然区区所闻，亦不得不为诸君言之。盖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大学问。诸君肄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须有疑。今日幸得相会，正好商量，彼此之间，皆当有益。” 时有程珙起而且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之，非圣贤所说，性字更不必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发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义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义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 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著便仁，何也？” 先生曰：“说中说极，今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但至孔门，方说仁字，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耳。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须更于自己分上，实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说过，无益于事也。”先生因举《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谓性者，适固已言之矣。今复以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职。朝廷所命之职，无非使之行法治已，岂有不善？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尧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气禀清明，自无物欲之蔽，故为尧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学者知性善，则知尧舜之圣，非是强为。识得尧舜做处，则便识得性善底规模样子。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其势至顺而无难。此孟子所以首为文公言之，而又称尧舜以实之也。但当战国之时，圣教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闻是说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复致疑于其间。若文公则虽未能尽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与进善之萌芽也，孟子故于其去而复来迎而谓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盖古今贤愚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笃信力行，则天下之理虽有至难，犹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为之不难乎？然或气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则其势虽顺且易，亦须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后可以复其初。故孟子又引《商书》之言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则虽本甚易而反为至难矣。’此章之言虽甚简约，然其反复曲折，开晓学者最为深切。诸君更宜熟读深思，反复玩味，就日用间便著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贤圣教人，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
  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工，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记得昔日参见端明汪公，见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显而未尝少有自满之色，日以师友前辈多识前言往行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则自近世名卿鲜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诸君视之，文人行耳，其遗风余烈尚未远也。又知县大夫，当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至忠洁公扈从北狩，固守臣节，不污伪命，又以忠义闻于当世，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倘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道义风节乎。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诸君留意以副贤大夫教诲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讲徒为空言，则区区之望也。” 朱熹在《玉山讲义》中表彰的温国文正公，即司马光；端明汪公，即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年），字圣锡，原名汪洋，乃汪涓之弟，信州玉山人。幼年聪慧，五岁能读书应对，语惊众人。因家境贫寒，常从他人处借书，过目不忘。从名儒喻樗、吕居仁、张九成、胡安国等游。十八岁时登绍兴五年（1 135年）乙卯科进士第一，宋高宗皇帝赐名应辰，授镇东军签判，深得宰相赵鼎的爱惜，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八年，上书反对议和，以言事忤秦桧，出通判建州。秦桧为相，汪应辰遭受迫害并被流放岭南十七年。桧死，始得复召入朝，为吏部郎官。绍兴三十年后升为秘书少监。绍兴三十二年十月，以左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权户部侍郎调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路经建安，读朱熹诗文，叹为远器，与朱熹相见，即与陈康伯、陈俊卿、凌景夏向朝廷举荐朱熹。隆兴元年四月召朱熹到福州，讨论北伐用兵等事宜。隆兴二年二月、四月，两次邀请朱熹到福州讨论和战问题及论辩儒佛。当年五月准备入朝奏事，七月由福州北上，过崇安与朱熹见面，入朝后，除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状荐举朱熹自代。乾道三四年间官益州太守。乾道四年六月，应诏入朝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因勇于任事，敢于兴利除弊而得罪权贵，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仍屡遭弹劾，遂以病为由，力请致仕。著有《二经雅言》、《唐书列传辨证》、《文定集》等。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病卒，谥文定。
  而在座听讲主动提问者程珙，字仲璧，号柳湖，为饶州德兴人程端蒙之族孙，早在淳熙三年在婺源执礼拜师问学于朱熹。同朱熹有书信问答，朱熹作《答程珙》书。其主讲于柳湖书院，传播理学，与董铢、王过齐名。著有《易说》。
  明代叶公回校订之《朱子年谱》云：朱熹“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此乃先生晚年教人亲切之训，读者宜深味之。” 当代著名学者束景南先生评价《玉山讲义》“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约明晰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