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乾淳间，朱熹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思想，构建理学体系；而陆九渊却另辟蹊径，把儒家思孟学派的思想与禅宗思想结合起来，构建心学体系。两大体系，皆非无懈可击，也绝非水火不相容。
  朱熹与陆九渊兄弟早年都涉足佛学，都有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朱熹在崇安从刘子翚、道谦、宗杲路径学到一些佛学理论与思想，却被李侗及时提示而扭转过来，走上儒家正统道路；而陆九龄在邵阳从张九成学，儒佛杂糅；陆九渊从佛照德光、宗杲路径学佛理思想，一直前行，发展了儒禅结合的学术思想，生前却不愿意承认自己儒释兼修。实际上，朱熹在《朱子全书》和《朱子语类》、刘清之在《刘清之文集》、周密在《齐东野语》、陈淳在《北溪集》中皆有论及陆九渊的学术源流。
  鹅湖之会最有意义的影响应是确立“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相行。实际上，在庆元六年春，包扬率领众生徒从江西到福建建阳考亭问学，朱熹对在座的学者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朱熹要求学者“须当先知得，方始行得”。学习前人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是人类教育的最基本的常识和最佳的选择。靠个人澄心顿悟，是难能掌握解决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理，也就解决不了许多现实问题。
  鹅湖之会未能消融彼此的差异，反而成为儒学阵营中两大派系划分的分水岭。这次会面与学术交流，未能达成消弭朱陆之间的分歧，却将理学体系中的两大阵营的划分明晰。这在陆九渊生前就已定型。朱熹在给宋宗室赵彦橚的信中就有说明：“子静后来得书，愈胜从前。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而高谈大论，以为天理尽在是也，则其所谓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陆氏似乎有所改变，据孙应时说：“荆门陆先生遂止此可痛，闻其启手足告学子，惟先生之教是从，惜其前此自任之稍过也。”随着陆九渊的辞世，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辩论就戛然而止，分散各处的陆氏学派诸多弟子也就无法全部归附朱熹麾下得到熔炼与改造，他们秉承的顿悟之偏向也就没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以至于后人无论如何努力使之统一都不能实现， 朱熹理学与陆氏心学成为双轨并行延伸。
  在鹅湖之会稍后两年出生的袁甫，是庆元府鄞县人袁燮次子，少服父训，又从杨简学，主陆氏心学，认为朱、吕、二陆皆天生英贤，共同“扶植斯道，忠君、爱亲、敬长，一性灵明，与天地并互万占不可磨灭者，或人之也渐，或人之也勇。勇非无渐，渐非无勇也，顾其所由之门然耳”。《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说朱陆有“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鹅湖群英汇集，是中国哲学史上、教育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促成朱、陆双方的思想修正，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体现了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自此之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就有了理学与心学的概念，也有了程朱理学与后来的陆王心学两大阵营，以及由此之后的门户之见与学术消长。这种学术之分合的趋势，始终存在。
  文末，就用朱熹参会后归崇安过分水关时所写的五言绝句诗作结，也许较妥。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