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鹅湖之会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会，因朱陆存在的分歧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弭，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后，朱熹、吕祖谦、二陆分手，各偕弟子而归。
  鹅湖之会，总的来说是求同存异的大结局，但“异”却更加凸显出来，在这群年强气盛的学者中，原先互不相让的态度虽有改变，但这个焦点一直存在并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使得鹅湖之会成为日后划判理学与心学两大派系的里程碑。
  事后，吕、陆、朱三方都对鹅湖之会发表见解，兼及人物的评判。吕祖谦认为讲学读书是百代为学通法，对朱熹的教人之法予以肯定，对陆九渊的简易工夫未予以肯定。《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就总体来说，作为当时的领袖人物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朱熹认为“讲论之间，深觉有益”，对陆氏指责“支离”之病也有反躬自责，认为以往解经守章句，推衍文义，未得本旨。当然，朱熹对自己的态度也作了自我反省，认为自己与陆氏兄弟针锋相对，“犹有伤急不容耐处”，在给好友张栻的信件中说“伤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为苦，而未能革”。这里再次体现了刘子翚“不远复”的教诲，对朱熹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朱熹指出“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陆九渊兄弟没有及时反省自己，至淳熙五年春夏间，陆九龄才给朱熹写信，对自己在鹅湖之会的偏激态度作了反省。这是经过认真思考与检讨，才发现自己为学方法有偏差。后来，淳熙六年陆九龄访吕祖谦，对自己有所检讨，态度有所改变。吕祖谦写信给朱熹说“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难得也”。但是陆九渊对发明本心之说仍很自信，这在《象山语录》中保留甚多。朱熹给吕祖谦的书中说：“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只此气象却是不佳耳。”至淳熙七年三月，朱熹从江西朋友和陆氏弟子万人杰等人处获知陆九渊“教人读书讲学”，表明陆氏肯向讲学上理会，对诵读经典著作已有实际的行动，不再认为读书无助于对圣贤思想的掌握与理解。于是朱熹致书与之论学，后来的淳熙八年春二月才有陆九渊率弟子入南康军访问朱熹、讲学于白鹿洞，给朱熹留下新印象“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但陆九渊的“旧日规模终在”，不承认自己近乎禅说，却认为诸生错理解了，也就是说陆九渊一直走自己的路线，保持其心说不改。亦即李方子《紫阳年谱》中所云鹅湖之会后“子寿从朱子之说，而子静卒不变”也。有数年时间，朱熹与陆九渊思想交流尚好，但在转向从学于朱熹的陆氏弟子曹建亡故后，哀痛之中的朱熹于淳熙十年五月作成曹立之墓表中有“苟心之所未安，虽师说不屈从”，陆九渊的门徒包扬对此“甚不以为然”。淳熙十一年二月，朱熹将《墓表》寄给陆九渊看，征求陆氏意见，陆九渊回复说：“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历亦有未得实处”。后来“陆学者以为病己，颇不能平”。由此产生门户对立之争，表明朱熹与陆九渊关系恶化。至淳熙十五年春，朱熹看到陆九渊所作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甚为不满。随后的三月十八日，朱熹应诏入都奏事，口占一绝云：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
  该诗传到陆九渊的耳里，陆九渊则喜形于色，曰：“元晦至此有觉矣，是可喜也！”可见，学术上的争议、分歧，并没有影响两人对社会积极干预的共识。在随后的四月中，朱熹滞留玉山候命，见到刘尧夫带来的陆九渊论无极太极书后，新一轮的争论又开始了，又有书信往来讨论无极太极，至淳熙十六年春正月，朱熹致书陆九渊，结束太极论辩。而朱熹对门人说：“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包扬）未可以轻议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