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教育生涯，最先开始于何时？今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朱熹文集、朱熹年谱、朱子事状等多种文献中寻找线索与答案。
  朱熹的故乡在徽州婺源，由于朱熹的父亲朱松考取进士受命入闽为官，为朱家人迁移福建闽北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南宋初期，朱熹诞生在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青印溪畔，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地点分别在福建南剑州尤溪、晋江安海、建州政和、浦城、建安、崇安以及京城杭州等地，这又表明朱熹早期随父母过着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活。绍兴十年三月，其父朱松以承议郎、史院编修身份轮对，（宋代京城的侍从以下的职事官，每五天轮一员，上殿面奏时政并提出建议。这是皇帝听取下层官员意见，并对其进行考察的一种制度）反对秦桧执行和议卖国政策，遭秦桧指使党羽弹劾，终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的罪名贬官回闽，此时朱熹十一岁。朱熹自十一岁至十三岁便在建州的建安城南环溪精舍受学于庭下。郁郁不得志的朱松病故后，朱熹入崇安五夫里受学于武夷三先生刘子翚、胡宪、刘勉之。绍兴十七年秋间，朱熹参加科举的第一步——乡贡考试（俗称乡考），当年州考及格，得中乡贡士榜，由州保送到礼部，次年春即以建州乡贡士持文牒进京参加礼部组织的省试，三月底张榜公布成绩，朱熹成绩合格，成为奏名进士，获得参加殿试资格，四月中参加由高宗皇帝的策试——殿试，得中第五甲第九十名，得赐同进士出身，（南宋时规定，一、二、三甲为进士及第，四、五甲者同进士出身）得赐期集费一千七百缗，其后又参加了多项大型活动，金榜题名的朱熹于当年六月才回家。而朱熹登进士第的喜讯早已传回福建建州崇安的五夫里，也很快传到徽州婺源的松岩里。朱熹回婺源的时间朱熹生平有两次回祖籍婺源的经历，第一次是在进士及第后的绍兴十九年即1149年；第二次是淳熙三年即1176年。 对历代参与科举考试者来说，十九岁就能脱却场屋的束缚，这是十分荣幸的事，这对朱熹来说，也是其人生最值得庆贺的事，这又意味着人生将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朱熹决定要回趟陌生而向往的故乡，向列祖列宗的英灵报告喜讯，自己的努力、前辈的栽培和祖上的阴德，终于使自己考中了进士，又可以承父志而再光宗耀祖。
  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岁的朱熹打点行装回婺源省亲访友、祭祖扫墓。朱熹锦衣荣归故里，要做三件大事：一是拜会家乡亲人；二是封识祖坟；三是赎回祖田。朱熹回乡拜见家乡亲友，又在亲朋好友的指引下，对分布在婺源各处的祖墓进行辨识、祭扫，六世祖的墓地分别在连同、官坑、汤村、王桥、镇下、小港，那里分别葬有朱古僚、朱廷隽、朱昭元、朱惟甫、朱震、朱恂，由于朱松兄弟入闽后较少回去祭扫，兄弟先后亡故后，祖墓大多荒废，下一代人将不能识，朱熹就自觉地进行春祭，对他们进行逐一封识。朱熹将父亲的同乡好友张敦颐为其家赎回的田产之租金作为祖墓省扫祭祀之用，宴请了故乡父老。朱熹还谒告家庙，凭吊虹井，游紫阳山，在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的同时，朱熹遍访婺源亲友和乡先丈，特别是到歙县拜见外祖父祝确等人。朱熹的婺源、歙县两县之行，有一大批沾亲带故的人前呼后拥，这些人当中，就有婺源和歙县等地的与之年龄相若者问学于朱熹，这使朱熹得以在新安传播了自己最初的影响。朱熹中进士后，又开始发奋读书，全面读六经、语、孟，读曾巩《曾南丰集》、谢良佐《论语解》、西山李郁《论孟说》等理学著作，晓知大义，学问思想发生转折，至十九年年底往婺源展墓，便开始向新安学子传播已获得的文化知识。因此，绍兴十九年年底的新安之行，可以看成朱熹的教学生涯之开端。
  淳熙三年四月，四十七岁的朱熹偕四十三岁的高弟蔡元定在参加三衢与浙东著名学者吕祖谦会谈之后，北上婺源展墓。在路上，朱熹与蔡元定反复研读《近思录》（该书由朱熹与吕祖谦所辑录），探讨学问，交流心得，彼此受益良多。朱熹也明确了自己的学问目标，要追求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敬义夹持，明诚两进，敬知双修。这次北行婺源，至六月初才返闽，其间有机会和时间向新安士子进行讲学，传播儒家思想。
  朱熹在婺源的讲学活动朱熹第一次回徽州故里，与婺源、歙县一带有名的儒学先辈和诗人如俞靖、洪撙、张敦颐、滕洙、董琦、程鼎、李缯等人广泛接触，叙说科举考试经过，讲论诗词歌赋，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在故里收了第一批弟子。时隔二十多年后，朱熹再回老家时，又有许多人从游受学。朱熹两次婺源之行，先后收新安弟子多人，如程洵、程先、程珙、程永奇、程端蒙、滕璘、滕珙、李季子、汪晫、吴昶、汪莘、许文蔚、谢琎、董铢、董景房、汪清卿、张珍卿、赵师端兄弟等，这些人先后执礼受学，即统称朱熹的新安门人，亦即汪佑所说朱熹“淳熙丙申再至，则西山蔡氏从之游。其时思返故庐，迟留数月，教泽所振兴起，郡从执礼者三十人”，其中婺源程洵、滕璘、滕珙、李季子，绩溪汪晫，歙县吴昶，休宁程先、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琎等人学有造诣，称为高弟。
  朱熹第一次在故里的讲学，显然不同于在课堂上常规的授课，现有的文献也未提供朱熹正式上私塾讲堂的佐证。按推测，朱熹在众多的歆羡者面前所讲论的不外乎介绍读书与记诵方法，自身参加科举考试的经验，以及新近读书的收获，属于沙龙聚会式的宽泛的散论，但朱熹是用程学开导新安学子，引领他们重视义理的钻研，这对徽州朱子理学派的建立，起了前导的作用。
  最典型的是朱熹的表弟程洵，他是程鼎的儿子，刻意专攻诗文，与朱熹结识时，其“文字只今多可喜”，给朱熹留下很好的印象。程洵做诗文，套路学步北宋眉州苏轼，而朱熹的以往所学，则尊崇河南程颐，二人承袭前人的脉络不同，行文属对的风格不同，如此则有美文与义理的不谐调性，为此，二人展开了关于诗学的学术讨论，这个讨论还延续到朱熹回到闽北之后，朱熹还写信给他的表弟，要求其回归到钻研正统的儒学路径上来，以阐发文章义理为务，不要经年徒习美文，耗费时光，难济于世。北宋时期，苏轼、王安石、程颢、程颐诸人的学识皆高，苏氏重文学、王氏重政学、程氏重理学，三氏之学，各领风骚，而学派倾向带上政治色彩之后，彼此之间的倾轧却很深。朱熹受父亲朱松、武夷三先生的教育，偏好讲义理的程学，对苏王之学带有排斥倾向，认为苏轼为文肆意洒脱，而理不正，不足为法，应以《论语》、《孟子》、《离骚》、《诗经》为本、出入陶柳门径的诗教，为诗作文蕴涵义理，则为可取。徽州歙县人祝直清，也是朱熹的表弟，绍兴二十年春，与朱熹交游，面论程学，得到朱熹的器重。徽州婺源人汪次山，为汪绍裔孙，绍兴二十年春与朱熹交游，请朱熹作《四友堂记》，以纪念其祖上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之功。次山叩问读经之法，并向朱熹征求让自己的孩子读《周礼》入手治学的意见，朱熹作《答汪次山书》给予回复，要?治学必须先究本经，参以注疏，累年读书穷理，循序渐进，当有成就。
  朱熹第二次回老家是在淳熙三年夏，师徒二人于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婺源。朱熹与擅长风水术的蔡元定奔走山间，寻访祖墓故地，征询蔡元定的意见，又通过地方官恢复修葺了婺源始祖的墓园。完成此大任务之余，朱熹的精力则投入讲学活动。
  与第一次回故乡相比，年届中年的朱熹，既有仕途的磨砺，也有学术的成就，更多的是教育的经验，其社会影响力已被朝野所重视。在婺源任县宰的张汉，早已久闻朱熹盛名，率领县学诸生热情延请朱熹入县学讲学，朱熹辞之。朱熹虽然没有登坛讲学，但不会轻易放弃给新安学子传授进学圣域的机会，在与徽中士子交游的同时，学子多来执经问学，且随其资禀，诲诱不倦。虽然未见文字详细记载朱熹登堂讲座的具体内容，但从此前朱熹的攻读儒家经典著作来看，朱熹的讲学内容甚丰富，重点还是讲求穷理修身。朱熹把带来的《二程文集》、《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经说》和《司马氏书仪》、《高氏送终礼》、《吕氏乡仪乡约》等书籍赠送给县学，朱熹在参观县学之后，还作《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这些表明朱熹十分重视学校的图书建设。
  徽州婺源人李缯（1117—1193年）字参仲，号钟山，从学于尹焞门人吕广问。曾出入释老，求之者数年，知其说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厌科举之习，隐居不仕。绍兴二十年春，朱熹到婺源祭扫祖坟期间，与之交往，讨论诗学。朱熹评论其诗文“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学者所难及”。淳熙三年夏，朱熹再回老家时，李缯率其子李季子从游。李氏父子同朱熹朝夕论诗讲道，还邀请朱熹和蔡元定来到他的私立学校——钟山书院——参观、讲学。李缯喜好佛学，朱熹却着力排佛，二人对佛学的态度与见解不一致，朱熹批评禅家异端，也批评江西金溪陆九渊不立文字的心学，对李氏及同时随游者都有影响。朱熹新安弟子资料介绍 《安徽通志》记载：屏山书屋，在婺源县屏山，朱子归省祖墓时所建。《通志》所言屏山书屋，为朱熹淳熙三年六月上旬所建的小书屋，作为这次归省故里的纪念，也是朱熹讲学于故里的标志性建筑物。后人建徽州婺源的晦庵书院和安徽歙县紫阳书院，也是用来纪念1149年和1176年朱熹的两度讲学。朱熹第二次在故乡的讲学，真正把朱学之风吹入了皖南，从而在皖中形成了一个以新安弟子为核心的朱学学派支脉。在此有必要对新安籍的承传弟子进行考察。
  程洵（1133—1196年），字允夫、钦国，号克庵，晚号学林逸民，程鼎之子，朱熹表弟及门人，徽州婺源人。绍兴二十年春，与初次回故里的朱熹交游。朱熹多方诱导启迪，程洵自此“欲尽弃举业，一意学问，以求进于圣贤之域”，其后讲论诗文，书信往来进行学术交流。淳熙三年四月十二日，朱熹再次回到婺源时，其陪同左右，请表兄易其斋名，将“道问学”斋更名为“尊德性”。后来程洵在家乡开堂讲学，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朱熹之门。朱熹称道其著文“意格超迈，程度精当，虽诸老先生犹抚手降叹”。淳熙十四年十一月，程洵与程端蒙、董铢同到武夷精舍问学。程洵曾登仕，为衡阳主簿，庆元元年官吉州庐陵县录事参军。次年九月，与新使不协，被御史中丞何澹以“伪学之流”弹劾，罢归婺源，不以为惧，且以能与朱熹同道为荣，写信告诉朱熹说：“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朱熹答书曰：“今日方见吾弟行止分明，”赞其学以致用，坚贞不屈。同年九月八日病逝，当朱熹闻知噩耗，悲痛不已，作《祭程允夫文》以祭之。汪幼凤为之作传，称其为朱熹高弟子。程洵著有《尊德性斋小集》。
  程端蒙（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其先饶州鄱阳人。初以江介为师，博求师友，以自开益，遂以词艺名荐。淳熙三年夏于婺源见朱熹并从游受学，乃朱熹在婺源时及门弟子。其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旨，退即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固守力行抑邪兴正，后成为新安朱子学第一人。
  淳熙七年三月，程端蒙续学于南康军，同朱熹等人游星子县落星寺，同年端午时，又同陈彦忠、俞季清、魏愉、朱在等人陪朱熹游庐山五乳峰下的法云寺。后以乡贡补太学生，在学宫，反对何澹一贯提倡不要忠义名节之论调，以对策不合而愤归，创办蒙斋书院以授徒。淳熙十四年十一月与程洵、董铢到武夷精舍问学，被朱熹称为是任重道远而用志专一的学者，同年编成《性理字训》，尚著《毓蒙明训》等。其与董铢制订小学《学则》，深受朱熹称赞并作《跋程董二生学则》加以推广。淳熙十五年，与黄榦、蔡元定、董铢、滕璘兄弟等人助朱熹修订《四书集注》。其不幸于绍熙二年十一月早逝，朱熹作《程君正思墓表》，称其为人“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绍熙三年九月，朱熹为其画像作赞文，将其纳入道学人物之列。
  程先，字傅之，号东隐，程全之子，徽州休宁人。力学好古，痛父死节，守墓不仕，隐居邑之东山。淳熙三年，适逢朱熹来婺源老家展墓，便偕子程永奇拜朱熹为师，朱熹示以圣学大要，深信之。时年已七十余，不能从，遣永奇事朱熹入闽。卒后，谥履正。方回为其作墓表。著有《东隐集》。
  程永奇（1151—1221年），字次卿，号格斋，程先之子，徽州休宁人。朱熹门人，淳熙三年夏拜师晦庵而受教，受父命侍师归闽而受学，逾年而归。绍熙间续学于建阳考亭，问难究诘，所造益邃，朱熹手书持敬明义之说百余言勉之，逾年而归，归则以敬义名其堂。后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卒后，叶秀发为其作《格斋先生程君永奇墓志铭》。著有《经书疑义》、《格斋稿》等。
  程珙，字仲璧，号柳湖。淳熙三年在婺源执礼拜师问学于朱熹。绍熙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朱熹受玉山县宰邀请到怀玉山登台讲学时，其在座听讲，并有提问。同朱熹有书信问答，朱熹作《答程珙》书。其主讲于柳湖书院，传播理学，与董铢、王过齐名。著有《易说》。
  滕璘（1150—1229年），字德粹，号溪斋，滕洙之长子，徽州婺源人。淳熙二年，受父命致信朱熹，请来婺源讲学。次年夏，为朱熹回老家婺源的及门弟子之一，与其弟滕珙俱从朱熹游，造诣深邃，举于乡，入太学。自后与朱熹通书，悉蒙见答，训迪备至。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及第，授从政郎，历官鄞县县尉、四川制置司干官、鄂州州学教授、隆兴府判官等职。淳熙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到武夷精舍问学，请朱熹作《跋滕南夫溪堂集》。次年，与黄榦、蔡元定、程端蒙、滕珙、董铢等人助朱熹修订《四书章句集注》。绍熙四年七月到建阳考亭，请朱熹为其父作墓志铭。后来韩侂胄当国，有朋友劝其拜访韩侂胄，或许能得任用。其说：“彼以伪学诬一世儒宗，以邪党锢天下善士，顾可干进乎！”后知嵊县，多有德政，朝廷欲将其调入京师，终因不肯听命于韩，以病辞归。官至朝奉大夫、浙东帅司参议官，致仕。其慈祥廉洁，隐处有博雅堂、清心亭，相羊自乐。绍定二年六月卒后，真德秀为其撰《朝奉大夫赐金鱼袋致仕滕公墓志铭》。其为朱熹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朱门高弟，《朱子语类》中载其所录条目甚多。在继承和发展朱熹的“为学以变化气质为功”思想有一定的成就。著有《溪斋类稿》。 滕珙，字德章，号蒙斋，滕洙之次子，滕璘之弟，徽州婺源人。朱熹门人，淳熙三年，其奉父命与璘同受学于回婺源展墓的朱熹。后入太学，登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第，授迪功郎，仕宁国府旌德县主簿。次年，与诸同门友助朱熹修订《四书章句集注》。闻先辈吕公诲为官有政声，修葺其旧厅，冠以“景吕”。绍熙二年十月寄《景吕堂诗》给朱熹求和诗，朱熹为之作跋。朱熹为其父作墓志铭，称二子皆有声州县间，又称珙廷对甚佳。其官至庐州合肥令，有仁政。
  后来，滕珙取朱子语录、文集分类编次成《经济文衡》一书，《前集》皆论学，《后集》皆论古，《续集》则兼二集所遗而补之。每一论必先著其缘起，次标其立论之意，条分缕析，条理秩然。
  李季札，字季子，号明斋，李缯之子，徽州婺源人。淳熙三年三月见朱熹于婺源钟山书院，受学之，为朱熹及门弟子。庆元元年十月十二日，到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续学，录有语录，请朱熹为其父作墓志铭。朱熹作《跋李参仲行状》，并书《有宋钟山先生李公之墓》。其平生与朱熹多有问答，能恪守师训，为护卫师门有功之人，方岳有诗《过李季子丈》曰：易在床头注未成，晦庵往矣与谁评。深衣静对山逾好，语录重抄眼尚明。春晚有诗供杖屦，日长无事乐锄耕。家风终与常人别，只听芭蕉滴雨声。著有《近思续录》、《字训续编》等。
  吴昶（？—1219年），字叔夏，号友堂，徽州休宁人。朱熹门人，淳熙三年夏，朱熹归婺源省先茔，昶首执礼馆下受学，因随杖履，获闻伊洛至论。庆元二年党禁中，与吴泳一起徒步入闽，到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续学，就正所学。其师朱熹而友洪迈、程大昌。曾以征荐为郡校书。著有《吴氏书说》、《易说》、《史评》、《吴友堂诗文集》等。
  汪莘，字叔耕，号方壶，汪革之弟，徽州休宁人。曾问学于朱熹。绍熙五年九月应诏上封事三疏，极论时政六事，归，写信向在都下的朱熹告辞。徐谊帅江东，高其行，欲以遗逸荐，不果。筑室柳塘上，自号方壶居士。嘉定间下诏求言，遂三叩阍，论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不报。宝庆三年卒。著有《归愚集》、《柳塘集》、《方壶存稿》等。
  许文蔚，字衡甫，号环山，徽州休宁人。年幼家贫，力勤苦学。淳熙三年受学于婺源，时朱熹归老家，与论陆子静顿悟之非。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余复榜进士出身，治《易》。为通州教授，改海陵丞。时有旨审察，因耻于干进，杜门不出六年。嘉定初始赴调，差户部架阁，除国子录。历国子博士、秘书郎、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中，后卒于家。程珌作《许郎中墓志铭》。 谢琎（1162—1238年），字公玉，号竹山，东晋谢安之后人，徽州祁门人。朱熹弟子，淳熙三年执礼受学于婺源，与朱门弟子杨复、黄榦、郑性之、赵汝腾同游。其笃志理学，言行淳正。宁宗嘉泰初以诸生佐邑令林士谦兴学建庙。屡试不验，以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特奏名，授迪功郎，为龚州助教，阐紫阳之道。绍定二年致仕归里，与同邑张柏府、李榆垣、方岳友善，在虚直楼讲学，传播理学，扶植纲常。卒，方岳作《挽谢公玉》诗，汪克宽表其墓。著有《语录》、《日录》，后人辑为《竹山遗略》。
  董铢（1152—1214年），字叔重，号盘涧，董琦之仲子，饶州鄱阳人。早年励志于学，既冠，从乡儒程洵游。淳熙三年夏于婺源投朱熹门下从学，由此成为朱熹门人。淳熙十四年十一月与程洵、程端蒙同到武夷精舍问学，次年，与黄榦、蔡元定、程端蒙、滕璘、滕珙等人助朱熹修订《四书集注》。后又在考亭竹林精舍续学。庆元间，朱熹在考亭与诸生论学，延聘其为堂长管理事务。后来之学者，朱熹必命铢与辩难，然后折中之。曾讲学于德兴九都，建盘涧书院，广收学子。与学友程端蒙合撰《学则》。朱熹跋称：“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晚年于嘉定间中进士，曾官金华县尉，转从事郎以殁。卒后，黄榦作《董县尉墓志铭》。著有《性理注解》、《易书注》等。
  汪清卿，字湛仲，号复庵，徽州婺源人。淳熙三年夏，朱熹归故里省墓，常住其家，讲学于其家之敬斋。朱熹嘉其事亲孝至，匾其斋曰“爱日”，手书《敬斋箴》以铭。淳熙七年三月往南康访南康知军朱熹，与朱熹等人游星子县落星寺。与朱熹书信往来，朱熹作《答汪清卿》书。
  徽州婺源人张珏之子张珍卿，也是朱熹门人，淳熙三年夏，在婺源执礼拜师学习。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两次回故里婺源的讲学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时间跨度大，从绍兴十九年的第一次到淳熙三年的第二次，朱熹从一个新科进士到当代大儒，科举的成功到学问的成就，尤其在思想上的成熟，对新安学子的影响甚为深远，直接影响到新安理学的形成。
  新安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有过重大影响的学派，其奠基人是集大成者朱熹。继朱熹门人之后，宋代胡炳文、元代胡一桂、胡方平、陈栎、元末明初汪克宽、明代程敏政、程瞳等皆为理学名家。后世论新安之理学的传衍，屡屡追述这些门人的受学与传播，自然将朱熹推为理学的开创者之一。

① 参见 《歙县金石志》卷 ，汪佑 《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 ① 参见 《朱子全书》、《徽州府志》。 ① 洪嘉植：《朱熹年谱》。 ②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