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人物有特殊的举动与表现。
  称帝五年无建树而长期被心疾折磨的光宗皇帝，于绍熙五年七月甲子日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扩，顺利地完成了皇权的交接才稳定了悸动不安的心。宁宗登基，庆元纪元开始，朝廷权力集团中却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以外戚韩侂胄为代表的一方，要排挤打击以宗室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方。韩侂胄以密传内旨拥立赵扩为宁宗的功劳，利用皇亲关系逐步登上相位，阿谀宁宗取宠，乘隙窃弄威福，培植党羽，排斥异己，逐杀丞相赵汝愚，斥逐朱熹、彭龟年，斥理学为伪学，请下诏严禁道学，为自己独揽大权逐步扫清道路，却再步北宋元祐党派斗争之后尘，为后世所诟病。
  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二十二日，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击罢右丞相赵汝愚。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上书攻韩侂胄，为朱熹、赵汝愚辩诬，被弹劾罢官，送韶州安置。四月六日，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衜、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伏阙上书，被以“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五月十三日，右正言刘德秀请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在都下的黄榦来信告知朝中变故之见闻。朱熹自念身虽闲退，尚带侍从职名，不敢自默，遂草成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明赵汝愚之冤屈。门人蔡元定入谏，以蓍决之，得遯之家人，遂焚奏稿，自号遯翁。朱熹寄望杨万里一出，入朝劝阻宁宗，但不果。七月十三日，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论专门之学，乞录真去伪。张贵谟上书，指论《太极图说》之非。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下诏，朱熹依旧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但中书舍人傅伯寿行文已有“大逊如慢，小逊如伪”之语，是后，小人始敢直诋朱熹。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二十日，被贬零陵的赵汝愚，过衡阳而病，又为守臣钱鍪所窘，遂服药而卒，天下冤之。朱熹闻讯，作《祭赵丞相文》，往寒泉哭吊，又至赵汝愚女婿家祭奠。刘德秀奏论丞相留正引伪学之徒以危社稷，以去之。朱熹申乞改正已受从官恩数。知贡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伪学之魁，乞毁《语录》。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叶翥等再上奏攻伪学，乞考察太学、州学。六月十五日，国子监上奏乞毁理学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与《语录》在毁禁之列。八月九日，太常少卿胡纮奏论“伪学”猖獗，图谋不轨，请权住进拟伪党。至十月，风色愈劲，无书可读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诸生各散去。而只有少数学者来，如辅广兄弟、万人杰等来问学。更多的是选择离开，“诸人皆为外间浮论攻击，不敢自安而去。”由于先后有胡纮、何澹、刘德秀、刘三杰等人的恶意攻击，降至当年的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劾朱熹，二十六日朱熹落职罢祠就成为现实。庆元二年十二月，朱熹在给好友方士繇的信中说：“熹忽闻有镌职罢祠之命，尚未被受，不胜惶恐……”朱熹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在给蔡元定的信中有“只恐窜谪，不得共讲评耳。”随后的庆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落职罢祠的省劄下到，朱熹上谢表。六十八岁的朱熹虽然没有被流放异乡，但一代儒宗就此沦为平民，也就是完全失去了体面的政治保护，可任人摆布，他甚至做好随时被行遣之准备。
  在赵汝愚失势之后，朱熹被免职夺俸，其弟子蔡元定被收押遣送道州管制，连建阳县令储用也受牵连降官两级。更甚者，有人请求朝廷将朱熹斩首示众，以号令天下。许多与朱熹交往的人，闻风心悸，被迫与朱熹脱离关系，一些门生为避嫌，立即改换门庭，更名他师，过门而不入也就可想而知。在黑云压城的严峻情势下，朱熹感到心力交瘁，寂寞感油然而升。好在还有几位忠心耿耿的门人服侍左右，认真读书，使逆境中的朱熹感到稍许宽慰。而来自朝中、州府官员的迫害与威胁却日益增加，朝臣提出约束官员、士人仕进，要求各人申明“不是伪学，如是伪学，甘伏朝典”。朱熹虽然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士友往来论学，不停著述《仪礼》，但“年来此道为世排斥”，朱熹处于“齰舌”时期，自然无力回应与反击政治迫害，只能被动地承受煎熬，甚至不敢为人题跋、作记，“以例不敢为人作文字”，连书信中也反复交代“切勿为外人道也”，也不敢刊印书籍，生怕连累士友，更生祸害。特别是蔡元定被谪，朱熹致信中特别交代“言语诸事，更宜谨密”。这些书信，还是可以看出朱熹心有余悸。
  当然，也有一些立场坚定的门人，“遣之不去，亦姑任之”，毅然留下来陪护朱熹，但这些学者的学识不如蔡元定、黄榦等人，不能进行深层次的学术探讨，使朱熹感觉“此间块处，有疑无所讲，殊觉愦愦”，刹不住车的朱熹企图寻找更强的学侣。而一些门人，包括被谪的蔡元定无不为导师的处境担心，强烈要求朱熹暂避风头，或出外散心以排除心头郁闷。庆元三年清明节前，朱熹由门徒陪护下离开考亭往政和展墓，顺便到闽东游走。朱熹写信告诉远在舂陵的蔡元定“近至政和……”“《律书序》客中不暇检寻，须俟还家，即为整葺，后便奉寄也。”又“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讲论，想亦不觉度日也。”又言“直卿又以忧归，前日到顺昌吊之。”因此，有理由说朱熹在三月间，从政和直下闽东，到宁德、长溪、福鼎、连江、福州、闽清、古田一带走动，当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富沙坤峡之野店，朱熹为随行的度正作《跋张敬夫与冯公帖》，可能还到小桥与赋闲于家的史学家袁枢会面，其后到延平，八月七日走顺昌，宿筼筜铺，再走将乐、泰宁、邵武，回建阳考亭，此时“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长进，只前日永嘉一二人来，稍可告语，今已去矣。”“精舍阗然，时有一二，亦不能久。” 关于富沙坤峡之地名与方位，需要在此特别说明，富沙即建州，此有典籍可考。《五代史·闽世家》中载王曦之之弟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封富沙王。嘉靖《建宁府志·建置沿革》亦载：“五代晋高祖天福六年以建州为镇安军，王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富沙作为建州的别称，可谓由来已久。在嘉靖《邵武府志·名宦》陈岩条下云：“按纲目，岩，建州人，《闽中记》云富沙。”下注小字曰：“富沙即建州。”如是，大家便可知道富沙是建安、建州、建宁府的代称。但坤峡却不为人所熟知。
  坤峡指的又是哪儿？查闽北数方志也未得。但在1981年12月由福建省建瓯县地名办公室编的《建瓯县地名录》中，收集有将门峡、尾坑峡、西漈峡、席上峡、凤冠峡、莲花峡、后溪林峡、石狗峡、饭子峡、马安峡、乌鸦峡等十一个峡名，唯有将门峡在当地百姓读音中要读成将军门峡，将军门快速连读，其音与坤相近。而该峡位于当今地图上的小桥镇与玉山镇之间，也就是说，其地理位置在建瓯通往古田的交通道上。该峡地势较高，海拔864米，常有云雾缭绕，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度正于庆元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与朱熹过富沙坤峡，留宿荒郊野店论学，随后又别于坤峡，此后朱熹又行至延平、顺昌、泰宁、邵武。可见，在清明节之后，朱熹离开考亭。由于史料欠缺，朱熹如何会出现在坤峡，就有待考证。以笔者所见，当是清明后，朱熹在门生的陪同下走闽东，七月由古田走玉山，过坤峡，与度正分别。度正北归，朱熹西下。
  本次行走路线，最有可能的是：建阳考亭→政和→（周宁）→长溪境内（福安、福鼎、赤岸、潋水、桐山、松山）→宁德→罗源→连江石门→长乐→福州→闽县→闽清→古田→建安（玉山→坤峡→小桥→南雅）→南剑州延平→顺昌→将乐→泰宁→邵武→建阳考亭。 在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和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合编的《考亭紫阳朱氏总谱》中，有明确记载朱熹于三月离开考亭，到闽东避难、讲学之内容，但言“在女婿黄榦的护送下”却失考。黄榦于庆元三年正月至吉州庐陵仲兄官所省母，与吴伯丰、李宝之等人商量修《礼书》之事宜，逢母卒，七月与其兄扶丧东归，八月与朱熹见面于顺昌。闽东许多县志中也有相关的内容记载朱熹的避伪行踪，当有所本，而具体到达的时间先后、长短，于各志中未予梳理，于叙述上或有所出入，国内专家已有辨别，拙作《朱熹在福建的行踪》亦有论及。据《西园桐山高氏宗谱·艺文》记载，林湜给友人张泳的书信《与张潜夫书》云：窃陪元晦先生游赤岸，未及月移辙潋水，湜从；移辙桐山，湜从；闻天台、雁荡奇胜，就永嘉，湜从；通老、敏仲、国楹、昙伯拜别而返，独松山山水幽致，差强人意，从之回石门，涉横阳。文中的赤岸、潋水、桐山、松山，皆为当时长溪境内之地点，石门在连江，故此松山非浙江境内之松山县，横阳亦不当是浙江平阳县。说明在闽东行走已见南折之趋势，似未就永嘉。因未得原文，对其解读会有偏差。
  朱熹在庆元五年给林湜的信中提到：“中间虽幸夤缘再见，然苦葱葱。”又提到闽东的杨楫来考亭续学和“德修崎岖远谪，令人动心。”德修为刘德修，即刘光祖。刘光祖庆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撰《涪城学记》，遭张釜弹劾落职，贬谪房州。朱熹的信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庆元五年前，朱熹与林湜有见面，见面的地点就是在闽东。
  清代乾隆年间出版的《宁德县志》就将朱松和朱熹父子作为流寓中的贤达来看待的。其言：紫阳朱子，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于闽，至长溪，主杨楫家，讲学于石湖馆、龟龄寺、石堂等处。
  从游者甚众，而杨楫、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其最著者也。
  庆元三年，朱熹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虽政治上遭受迫害与打击，但其外出游历时，仍迷恋于宁德的奇丽、静馨，尽享林泉乐趣，登龟山禅寺后白云亭，欣然作诗云：亭挹小南屏，遥联御经阁。四时发清兴，还尔林泉乐。
  此诗曾刻于白云亭上，今亭已废。
  根据《长溪县志》记载，长溪县的法华寺和下浒的文星坪，以及南宋淳祐年间划到福安县二十八都的考亭，曾是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学之地。朱熹被时势所迫，第二次到长溪，因有众多追随者相伴左右，行动、生活等方面都有人照顾，但他却不敢声张，也不做长时间的逗留。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精编本《中国名胜词典》 （2001年版）第579页记载：太姥山旧名太母山，又名才山。在福鼎市南，东南临海，海拔917米，周围20公里。相传尧时有老母种兰山中，晚逢道士羽化仙去，故以太母名之，后又改为太姥。以“峰、石、洞、雾”四绝称雄。山有五十四峰、四十五石、二十四洞、十岩、九泉、三溪、二岭、一谷。其主体为摩霄峰，高耸云端，晴天登此可观海上日出。峰峦奇特怪石嵯峨。据传，太姥山兴盛于唐宋，山南北有36个寺院。国兴寺创建于唐代，至今尚存唐代石塔、石柱和碑刻。玉湖庵相传为宋朱熹草堂遗址，并传朱熹曾在璇矶洞（今观音洞）内疏注《中庸》。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王秀试主编的《福建省地图册·福鼎市》（2005年版）中，有“冷城（潋城）尚存朱熹讲学处石湖书院遗址”，而冷城在秦屿镇北部，今为杨楫祠。《福鼎县志·学校》，杨爽记云：杨楫常从朱晦翁游。朱熹寄迹长溪，楫履赤岸延至家，乃度其居之东立书院。在嘉靖版《福鼎县志·流寓》中有：朱熹，字元晦，绍兴十八年进士，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长溪，主杨楫家，讲学石湖观，从游者甚众。《福鼎县志·名胜》中有：石湖书院诗刻，朱子题“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十字镌于石。石湖书院，今废。
  上述出现玉湖庵、石湖书院，皆涉朱熹讲学之事。从县志等古代文献记载来看，朱熹是到过闽东福鼎的。朱熹在古田书院讲学作为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朱熹终生离不开书院、不中断讲学。朱熹来到古田，主要立足点是溪山书院和蓝田书院，由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余隅、余范等众门人侍候，生活起居得到关照，同时也得到友人的帮助与保护。而在两书院周围，还有螺峰书院、浣溪书院、魁龙书院、兴贤书院、擢秀书院、谈书书院等，故朱熹仍能受聘讲学于多所书院，继续宣扬儒家学说。在远离朝廷、州府官员的视野里，朱熹仍做低调的讲学活动。
  在古田县城北有溪山书院，始建于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历年来培养出众多人才，是一所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书院。庆元间由朱熹门人林用中、林允中兄弟所主。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避地至此，讲学其间，并书其匾曰：溪山第一。
  在古田杉洋有由南唐建阳令余焕所创建的蓝田书院。庆元三年朱熹题写“蓝田书院”四个大字，当时书院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择丁已春三月吉旦立石以纪。
  杉洋是个古村落，一名蓝田，坐落于闽东古田县大东山区的谷地之中。历史上，从宁德沿海至闽北的古道沿村而过，理学家朱熹到蓝田书院讲学，而使儒学风行乡里，由此誉为“先贤过化之乡”。清乾隆辛丑暮春，县令万友正作《重修蓝田书院序》，言杉洋为余、李两姓聚族而居之地，为紫阳过化之乡，重文习礼。乾隆四十七年夏六月，福建全省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珪作《蓝田书院碑文》、《重修蓝田书院记》，其中言：“相传庆元间紫阳文公尝至此。”其信息来源于余氏后人余席珍。
  在杉洋《李氏宗谱·李昂传》载：我与余偶辈亲。朱夫子遭伪学之毁，来蓝田书院讲学，荐吾为堂长……为院执行《学规》，学风昌盛，桃李满园，听学供课，学业正统。费银充裕而省之。而余偶在《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中云：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
  在古田杉洋横路坂，有朱熹门人余隅、余范读书处。庆元间余隅所主。朱熹书匾“擢秀斋”及题对联“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后人将余氏读书处取名为擢秀书院。
  朱熹与门人黄幹等讲学于古田九都螺坑村的螺峰书院。
  兴贤书院，在古田县东三十五都龙津境内。余范所主。朱熹书匾。浣溪书院，在古田县八都五代附马魏鹏祠堂之北，朱熹书匾。
  朱熹在庆元三年讲学于谈书堂。据古田大甲乡谈书村《林氏宗谱·艺文》载云：“地经过化便是名山，此玉田东路之所以异于他乡，虽西魏无可驾乎其上。浣溪书院独具形胜，东则如程际兴贤书院，三阳（今杉洋）则东西斋如蓝田书院、擢秀书院，而吾乡之谈书堂遂并驱诸名区而馨闻古今矣！原为真人肇基，绩额曰‘觉真堂’。至宋朱文公履题，云：‘红溪载雨’，更而题之曰‘谈书堂’。墨汗淋漓，草木润三春之色；砚池活泼，山川择一管之妍，先贤足迹，片土芬芳……”后人改建为谈书书院以纪念朱熹。
  据说，还有白沙的魁龙书院、杉洋夏庄的凤林书院、鹤塘程际的际水书院、溪边的蓝溪书院、东店的芝山书院、院前的雷峰书院、鹤塘的进贤书院等，都留有朱熹的足迹。而是否全发生在庆元三年，则有待考核，因为此前朱熹从福州回归闽北，也有经过古田的可能。朱熹的闽东籍门生与友人朱熹的闽东籍门人有多位，古田籍的有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林大春、林师愚、余隅、余范、程若中、程深文、蒋康国等，长溪籍的有杨楫、高松、黄幹、杨复等，宁德籍的有郑师孟、龚郯、陈骏等。他们在当地具有坚实背景、享有较高的地位，在老师处境艰难中，想方设法加以保护。
  林用中是朱熹的得意门生，从绍兴二十七年年底开始问学于朱熹，其通悟修谨，嗜学不倦，甚得朱熹称赏，先后推荐给尤溪石知县、闽帅赵汝愚。绍熙五年闰十月，朱熹去国，移杭州西湖灵芝寺时在侧。庆元初退居古田以讲学，仍与朱熹往来论学，探讨义理之学。终身不求仕进，讲学之余，多资朱熹著述活动，自著有《草堂集》。
  林允中，字扩之，用中之胞弟。乾道八年九月与用中一同向朱熹问学于崇安五夫紫阳楼，朱熹为之作字序。后又从学于寒泉精舍。与朱熹等人游五夫开善寺，朱熹作《次林扩之开善避暑韵二首》。 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福州古田人。淳熙间追随朱熹到南康军。庆元三年春间问学朱熹于建阳考亭，命作沧洲精舍堂长。伪学禁严，仍与傅定等人从朱熹讲论不辍。四月随朱熹往古田避难。庆元六年又到考亭问学，三月朱熹过世时仍在考亭。嘉定七年（1214年），以特奏名授县尉。后在隆兴府东湖书院教授弟子，江万里曾拜其为师问学。著《书本义》、 《中庸章句》、《蒙谷集》。
  林大春，字熙之，号慥斋，福州古田县人，林用中的老师。乾道四年十一月到崇安五夫向朱熹问学。其家世崇尚理学，戒子弟不得用浮屠法，故其家子孙皆以文行世。
  林师愚，字鲁山，福州古田人。乾道四年六月，到崇安五夫向朱熹问学，笃志好学，深得朱熹称许。朱熹有书信致之。其父林师鲁，字熙之，号芸谷，林择之早年的老师。曾从游于朱熹门下，讲论精辟，品行纯笃。朱熹作《送林熙之五首》诗，又有《答林熙之书》。
  余隅，字占之，号克斋，福州古田县人。乾道九年七月从学于朱熹，问学甚敏，与林用中齐名。在其先祖余焕所建的蓝田书院内立夫子庙，请朱熹书匾，自己作记。淳熙八年就教朱熹于九江濂溪书堂，同年闰三月，与朱熹等人同游南康寻真观。随后，朱熹卸任南康太守时畅游庐山，与清江刘清之等人陪同。归则主擢秀书院，庆元三年邀请朱熹到古田避难讲学，有《克斋文集》。
  余范，字彝孙，福州古田县人。乾道九年七月从学于朱熹，朱熹称余占之机敏、余彝孙淳静，皆可喜也。庆元三年，在古田问学于朱熹，并主兴贤书院，延请避庆元党禁迫害之难的朱熹来书院讲学。
  程若中，字宝石，自号槃涧居士，福州古田县人，朱熹门人。庆元间问学于古田。嘉定中特奏名。其躬行无伪，礼度不违。子孙侍侧，虽盛暑，衣冠肃然不怠。著有《槃涧集》。
  蒋康国，字彦礼，号鼎山，福州古田人，登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第。官从政郎、饶州司法参军。朱熹门人，受学于古田溪山书院，彼此多有讲论，朱熹著《楚辞集注》，多质之。
  林蒙正，福州古田人，在古田与朱熹游，庆元五年六月十六日到建阳考亭访朱熹，朱熹为其所藏朱松《与净悟书》作跋。
  黄幹，字尚质，福州长溪人。朱熹门人，庆元三年四月于古田蓝田书院师事朱熹，朱熹避伪学之禁至长溪，尝主其家。朱熹死后，尚质同杨复一起从事讲学，弘扬程朱理学。著有《梅鉴》、《四书纪闻》、《五经讲义》等。
  杨复，一名璹，字志仁、茂才，号信斋，福州府长溪人。绍熙四年就学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长期跟随朱熹，与黄幹等同门相友善。以考索精核闻，补齐礼书之祭礼部分，成《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礼》，作《文公家礼仪节序》。因禁伪学，退隐。真德秀帅闽，于郡学筑贵德堂以处之，又主讲于沧洲精舍，闽士多就学焉。著有《祭礼》、《仪礼图解》、《家礼杂说附注》等。卒，黄勉斋、真西山、林聪皆有赞。
  杨楫（1142—1213年），字通老，号悦堂，杨惇礼之孙，福州长溪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及第。其性刚介有守，不苟合。历官莆田县尉，闽帅程叔达移县括逃田，楫历疏其不便以报，叔达虽从而心不乐，秩满上府，叔达怒曰：尉格帅命乎？楫徐徐陈对，无所屈。罢去，漕使林析谓叔达曰，以一尉敢与帅辩，大是奇事。遂荐之，累官司农寺簿、国子博士，转少卿，后出任湖南提刑、江西运判，黄榦作《复江西漕杨通老楫》。其为朱熹门生，淳熙间在武夷精舍就学，绍熙间至庆元元年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续学。庆元三年，延请朱熹讲学于石湖书院。其参与朱熹的《礼书》编纂。嘉定四年在同安郡斋刻印朱熹的《楚辞集注》。嘉定六年卒于官，祀于学，黄榦作《祭杨通老文》。其著有《奏议》、《悦堂文集》。
  高松（1154—1211年），字国楹，高融之子，福州长溪桐山人。少游陈傅良之门，不专事科举之学。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读书益多，闻见益广，华枝蔓叶，自然消落，以是不合于俗。同学多先达，而其则于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始登第，又洊丁艰，益肆力于学。寻授台州教授，启迪有方，一时州缙绅皆出入其门，故例撰讲章。晚从朱熹学，陈傅良有《送长溪国楹从学朱元晦》诗云：洛学今无恙，东南属此翁。从游虽已晚，趣向竟谁同。一第收良易，遗经语未终。归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据传庆元三年党禁期间，朱熹曾避地长溪，在桐山双髻山之龟峰最高处一览轩讲学，松与杨楫等人，皆侍学于侧。其病卒后，叶适铭其墓。
  郑师孟，或作思孟，字齐卿，号存斋，福州府宁德人。家贫力学，六经注疏，皆手自抄录。庆元间问学朱熹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古田蓝田书院等，提问关于“集注举横渠说之意”及问“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等内容。黄榦奇其才，嘉其志，遂妻以女。著有《洪范讲义》，以发明朱子皇极之义蕴。
  龚郯，字昙伯，号南峰，龚茂光之长子，兴化军莆田人，居宁德。早克恢家学，绍熙四年到建阳考亭拜师求学，成朱熹门人，不务口耳，一意躬行，与陈骏友善。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庚辰科刘渭榜特奏名进士。在七都南山下建立六经讲堂。晚年则与同门友杨复论理气先后之说，甚有造诣。有诗文杂著行世。
  陈骏，字敏仲，号仁斋，陈成父之父，福州府宁德人。登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第，除大冶丞。从学于朱熹，与黄幹、杨复相友善，庆元间仍随朱熹游，接朱氏之正脉。著有《论语孟子笔义》、《毛诗笔义》等。
  林湜（1132—1202年），字正甫，号盘隐，林师中之子，福州府长溪人。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及第。历官富阳尉、晋江知县、南剑州通判等，为太常寺丞，与叶适、詹元善同事，绍熙元年迁监察御史，论劾甚锐。出为浙东提刑，移江西转运判官，进直龙图阁、吏部郎中。因不满韩侂胄专权，力请外补，以直宝文阁任湖北转运副使，不久免职，庆元元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祠官任满后，曾一度起知泉州，为韩侂胄党羽所阻，复主管冲佑观，后以龙图阁致仕。与朱熹同游。朱熹被谪，士讳其学皆远嫌，湜执礼不变，未殁数月，犹走书问疑义，嘱子介录其文。嘉泰二年卒，其子介请叶适作《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公墓志铭》。著有《盘隐类稿》。
  上述健在众人，在朱熹晚年到闽东时皆以各自的影响力护卫着遭受打击的当代大儒，陪伴朱熹度过心灵的疾苦期，慰藉老人的寂寞之心。 朱熹长期生活、讲学于福建，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对福建的文化教育影响和贡献最大。闽东各地有多位学者长期从学于朱熹门下，闽东又是朱子过化之乡，虽然逗留的时间有限，但其亲自登台讲学、传播儒家思想，也可以说对闽东的文化教育有巨大的影响。朱熹对闽东的影响，还体现在理学的后继有人。
  张泳，字潜夫，号省斋、墨庄，福州长溪人。锐志濂洛之学，家居授徒，多有显者。林湜曾将从游朱熹之事写信告之。庆元中，严禁伪学，会大比，试天下之言性论策问伪学，张泳力抵邪说，主朱熹之说，有司读其文大奇之，叹为冠场而不敢录。有文集若干卷。
  李鉴，字汝明，号一斋，福州府宁德人。曾从黄幹、杨复游，为朱熹二传弟子，得闻敬义之旨，与龚郯创六经讲社，推明师说，诱掖后进。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及第，累官广东提举。其平易近民，通晓军事。著有《诲鉴》、《和鸣集》。
  黄应辰，字应之，号居斋，福州府宁德人。弱冠举于乡，绍定五年（1232年）特奏名。其资性训雅，六经子史无不淹贯。入六经讲社，得闻朱晦翁、黄勉斋之学，遂绝意仕进，不以富贵分心。著有《经史定疑》、《居斋集》。
  陈普（1244—1315年），字尚德，号石堂、慎斋，福州府宁德人。生于乱世，家境贫困，少有大志，励志发奋，苦读不辍，精通经史，学识超群。为朱熹二传弟子韩翼甫的门人及女婿。宋亡，元初三辟本省教授，不起。筑室于宁德石堂山著述讲学，开门授徒，四方及门者众，人称陈霍童。受聘主云庄书院，又留讲于鳌峰书院、饶广书院、初庵书院。晚居莆中十八年，造就益众，如韩信同、杨琬、余载、黄裳等。陈普潜心探研朱熹理学，以朱子学为宗，其学以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而后已。延祐二年卒。著有《周易解》、《孟子纂要》、《尚书补微》、《四书句解钤键》、《学庸指要》、《仪礼注释》、《朱子武夷棹歌注》、《四书五经讲义》、《浑天仪论》、《咏史诗断》、《石堂先生遗稿》等。
  韩信同（1252—1332年），字伯循，号古遗，元代福州路宁德人。性颖异，工文赋，陈普门人，朱熹的四传弟子，其究心于濂洛关闽之学，曾主持建安云庄书院，以四书六经为课试，四方受学者众。其极力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提出应为科举定本，为朝廷所采纳。著有《四书标注》、《三礼易经旁注》、《诸史类纂》、《书集解》、《古遗小集》等。
  经过朱熹、其门生及再传弟子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闽东地区的理学发展，影响深远。

① ② 樵川樵叟：《庆元党禁》，中华书局年版。 ② 李心传：《道命录》，商务印务馆年版。 ③ 《勉斋集 ·与晦庵朱先生书第七》。 ① ② ⑤ 李心传：《道命录》，商务印务馆年版。 ③ 《朱子全书》卷 。 ④ 《朱子全书》卷 。 ⑥ 《朱子全书 ·朱文公文集 ·续集 ·答黄直卿书第二十五》。 ⑦ 元脱脱等撰：《宋史 ·朱熹传》，中华书局年版。 ① 《朱子全书 ·与方伯谟书第二十一》。 ② 《朱子全书 ·续集 ·答蔡季通书十五》。 ③ 《朱文公文集 ·别集 ·答孙季和书》。 ① 《朱子全书 ·答刘季章书》。 ② ③ 《朱子全书 ·续集 ·答蔡季通书》。 ① 这是年月间所考，与年月出版的拙作 《朱熹在福建的行踪》所言路线不一致。 ① ② 民国版 《古田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 ① 此黄幹应区别于黄榦。可参阅陈荣捷 《朱子门人》及施景西 《朱熹高足 “二黄干”考》。 ① 梁克家撰 《淳熙三山志》作罗源人，特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