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考亭龙舌洲上建考亭新居，起初规模很小，只是买来他人旧屋加以修葺，另外造了一座小书楼——清邃阁，朱熹给《黄子耕》的第七封信中写道：“今且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它时亦可藏书宴坐。”作为晚年定居、著述、拜祀先圣之所，但财力已显不足，朱熹只好向人借贷续工方得告成。此后才将家从崇安五夫的潭溪边的紫阳楼——由刘子羽出资修建的、朱熹家居日常生活之处——迁出，迁居考亭新居，才算朱熹真正的迁家，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潭溪寄居的生涯，也实现了其父、其子的卜居考亭的遗愿。清邃阁的取名，实与朱熹之先父朱松尝以“考亭溪山清邃可以迁居”有关。
  绍熙三年三月，朱熹在住宅之东创建竹林精舍，以供讲学。这是继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之后，朱熹亲自创办的又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规模随学员增多而逐渐扩大。因来求学的生员日见增多，绍熙五年十二月，朱熹又扩建竹林精舍（据陈荣捷《沧洲精舍辨》言，黄榦与陈淳文章皆无言沧洲精舍，只呼竹林精舍，朱熹死后他人改名沧洲精舍。淳祐四年改名考亭书院。后世文章，称呼各不相同）。继续讲学授徒、读书著述。从此之后，这里便成为朱熹晚年讲学的重要场所。与原先的精舍相比，竹林精舍规模比较大，但一样无华丽之称。朱熹以其渊博的知识，大家的风范，强劲地吸引来众多的学者。沧洲精舍，成为闽北乃至东南最有吸引力的一所书院，闽浙赣苏皖湘川粤的学子不远千里负笈而来，一时间群贤毕至，朱熹与士子高朋论道其中，发明义理，对宋代各学派的优点与长处兼采并收，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考亭学派。许多有名的弟子都在此处从游于朱熹门下，而且朱熹许多语录都在此精舍被弟子记载下来。
  考亭书院图绍熙五年正月，朱熹再辞湖南安抚使，不获朝廷批准，只好决定抱老出山，为君王效力。四月上旬离开建阳考亭，在弟子黄义刚、杨至、黄榦等人的陪同下向湖南进发，五月三日到达长沙。八月六日又应诏离开长沙，东走入朝为皇帝侍讲，讲学四十六天又离开朝廷，在十一月二十日回到考亭。十二月，朱熹辞焕章阁待制，拜祠命提举南京鸿庆宫，作《水调歌头》词表露心迹， “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继续隐居在山野里倡导救人心。 卸任后回到考亭的朱熹，继续营建精舍，“精舍功夫渐见次第，远方朋友已渐有来者”。十二月十二日精舍主体成，第二天，朱熹按古礼在新成的精舍里举行庄重的释菜仪式，礼毕，开讲，就着地润的小厅堂对门人邻曲长幼讲授为学之要，贯彻《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强调知行结合、实做力行的教育思想，确定沧洲办学的基本路线，培养有德行与实学的社会所需之人才。
  朱熹书《沧洲精舍谕学者》，谆谆教导学子，讲学内容分四书、六经、史传、辞章、天文历法，讲学依次第进行。讲授与提问、辩论与回答，灵活进行。如在绍熙二年，朱熹给叶贺孙等永嘉学者讲《孟子》，讲仁义，以对抗永嘉学派只强调讲功利。庆元三年，朱熹给曾祖道讲“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给吴振说“《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受学门人多有记录朱熹的讲授内容，并以《语录》的形式流传至今。
  庆元二年（1196年）党祸起，朱熹结束了政治生涯，但仍“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有劝以遣散生徒者，笑而不答。”而杨楫在为朱熹《楚辞集注》作跋云：“庆元已未，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皆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某辈亦不敢窃有请焉。”此跋给出朱熹平时讲授的内容，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局给朱熹造成的精神压力很大，而朱熹的悲愤之情流于《楚辞》的字里行间。
  庆元三年三月，因朝臣权力争夺，政敌较量，反道学势力猖獗，得势的韩侂胄等人采用高压手段，把反对自己而支持赵汝愚的人统统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罪名，定为“逆党”，将赵汝愚、朱熹等人著于“伪学逆党籍”给予无情的打击。他们所开列的庆元党籍名单有：宰执者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者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黻、何异、孙逢吉十三人，余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方、项安世、李埴、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詹体仁、蔡幼学、黄颢、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危仲壬、张致远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周端朝、张衜、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以学术见长的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
  这是朱熹平生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巨大的政治迫害，有些门人迫于当时情势也不敢问学，相继离开考亭。
  庆元三年清明节前，朱熹在部分门人的陪同下离开考亭，前往政和扫墓，之后应门人林用中、余隅等人之力请，并由林夔孙等人护送、李友直陪同前往古田杉洋等地避难，足迹涉及建安、宁德、长溪、罗源、连江、福州、闽清、古田、剑浦（时为七月中）、顺昌、将乐、泰宁（时为中秋节前后）、邵武，当年十月初回到建阳考亭。十月八日汪逵到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请朱熹为其所藏字画作跋。当月朱熹招陈文蔚来建阳教诸孙。作为一位不断探求真知的教育家，无书可教是很难受的事。庆元三年被贬斥的蔡元定致信朱熹，劝散遣诸生，朱熹认为不妥，有言“众至之患，贤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诸生见教，何耶？此亦任其去来，若有患难，虽杜门齰舌，亦未必可免也”。因此，朱熹仍欲重操旧业，只是精舍来者不多，日益萧条。
  庆元四年六月，朱熹再入五夫避居，诸生遂皆散去，今则其室皆虚。秋后，从学者所剩无几，精舍就更显冷寂。
  庆元五年秋冬， “精舍朋友往来不常，早晚颇有讲论之乐。”此际，有黄义刚、林夔孙、黄榦等人受学。
  庆元六年春，包扬携子包恢及众生徒来考亭问学，使得原先就热闹起来的精舍又充满了生机，而此际已接近朱熹生命的结束。三月九日前，有蔡沈、林夔孙、陈埴、叶贺孙、徐寓、方伯起、刘成道、赵惟夫、范元裕、朱在、祝穆兄弟等受学，这些人也成为朱熹生命终结的见证者。
  在考亭沧洲精舍受学的门人，主要有蔡元定、蔡沈、陈淳、陈刚、陈光泽、陈萃、陈华、陈履道、陈文蔚、陈希真、陈希周、陈朝瑞、陈仲卿（疑为陈昭远二子）、董铢、度正、辅广、范念德、范瑄、范元裕、方士繇、符叙、傅定、胡安之，黄榦、黄义刚、黄柟、蒋叔蒙、李伯诚、李蕃、李燔、李方子、李煇、李季札、李梦先、李儒用、李唐咨、李维申、李文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友直、李约之、李之翰、梁谦、廖德明、廖晋卿、林补、林成季、林赐、林恭甫、林贯之、林恪、林夔孙、林蒙正、林宪卿、林学履、林学蒙、林亚卿、林仲参、林子渊、刘成道、刘砥、刘砺、刘黻、刘居之、刘君房、刘席、刘源、刘子寰、陆深甫、吕焕、吕焘、吕炎、欧阳谦之、潘履孙、潘时举、潘植、钱木之、丘膺、任忠厚、邵汉臣、沈僴、石洪庆、苏实、苏宜久、孙稽仲、孙自任、孙自新、孙自修、谭君、汤泳、陶安国、滕璘、滕仲宜、滕仲宣、万人杰、万人英、汪德辅、汪正甫、汪逵、王过、王汉、王壬、王岘、魏瑛、翁易、吴昶、吴伦、吴仁甫、吴雄、吴泳、吴振、吴知先、吴雉、袭盖卿、向士伯、萧景昭、萧增光、辛适正、徐来叔、徐琳、徐容、徐文卿、徐寓、许闳、许俭、严世文、杨道夫、杨复、杨楫、杨若海、杨骧、杨至、叶贺孙、叶武子、叶湜、游敬仲、游开、游倪、余宋杰、余无兢、余正甫、袁子节、曾极、曾兴宗、曾祖道、詹淳、詹体仁、张仁叟、张以道、赵崇度、赵崇遵、赵唐卿、赵惟夫、甄述祖、郑南升、郑师孟、周标、周朴、周季宏、周季俨、周介、周李卿、周良、周明仲、周明作、周僩、周震亨、周庄仲、朱飞卿、朱季绎、朱在、祝穆、祝癸等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曾在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受学的人，也有在闽、浙、赣、皖、湘等其他地方听讲过的学者。朱熹自京城归来，“庆元初先生自讲筵归，日与诸生论学于竹林精舍，命叔重（门生董铢）长其事，然后即先生而折衷焉。” 新老学者聚集在考亭，构成十分壮观的新儒学讲授之图景。
  他们年龄不同，学识不同，仕履不同，地域不同，但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共同的目标，纷纷奔向考亭，投奔理学大师朱熹，而以聆听教诲为荣。当然，因怕庆元党禁的政治迫害，有一部分学生另择师门，也有的隐姓埋名，没有留名于考亭书院史上。据《四朝闻见录》作者叶绍翁言，朱熹门人詹体仁的学生真德秀于宋宁宗庆元五年（1 199年）登进士第，迫于当时严酷的庆元党禁的政治压力，不敢从浦城到邻县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登门受学于晦翁门下，而仅得私淑于朱夫子，以为憾事（但其终能力明正学，卒后与蔡元定、黄榦、刘爚祀于建阳考亭书院的朱子祠里，却是幸事）。
  晚年的朱熹，精神上经受了失子和庆元党禁的双重打击，意志却没有消沉，除外出讲学，还在黄杨庵、沧洲精舍里著述，虽坦言“某便是被这事（著述）苦”，甚至身患足疾、目疾，也不忘著述，先后完成《孟子要略》、《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二卷、《楚辞音考》、《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韩文考异》十卷等，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庆元六年三月九日，五十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朱熹与世长辞。但朱熹所创立的考亭学派没有就此终结，朱熹物色若干弟子以绪传，对高弟与女婿黄榦的期望最殷，在绍熙五年甲寅作成竹林精舍时就有书信致之，有“他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后来又在考亭为女婿筑屋而居，且在易箦前一日致书黄榦曰：“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黄榦不负重望，于闽江浙鄂等地讲学，传播朱熹思想，培养人才，特别是绪传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成为朱熹与元代新儒学之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