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已闻长子朱塾在金华患病突然去世，在二月便上了乞宫观札子，归治丧事。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的朱熹，直至五月二十四日，北上回到建阳，暂时寓居在城关的同繇桥头，不欲回崇安五夫紫阳楼居住，打算在建阳考亭买地定居。数年来，母亲、妻子、二女、长子等亲人先后撒手人寰，朱熹认为五夫风水恶薄，紫阳楼不再适合其居住，不复归潭溪之上，生怕睹物伤情，于是就决定择居建阳，实现先父卜居考亭的未遂之夙愿。
  考亭位于建阳城西五里许，北面背负玉枕山，东、南、西三面为麻阳溪，有大片的沙洲，方圆五里无滩濑声，环境十分清幽，是理想的居住、读书之地。朱熹买来别人的老屋旧址，建成新居，绍熙三年六月正式定居于此，与崇儒好学、人才辈出的陈氏家族为邻，甚是有益，致政归里的陈昭远就是朱熹晚年最好的朋友之一。 朱熹定居考亭后，有丘义、丘膺、严士敦、刘淮、方伯起、汪逵、祝康国、卓伯玉、陈昭远等新朋老友时常来会晤。当代名流路过建阳，也常折道来考亭访问宿儒，交流学术思想。除绍熙五年仕宦和庆元三年避难之外，朱熹在此生活了十年时间，直至庆元六年春三月逝世。 在绍熙三年六月之前，朱熹居住在同繇桥（即今童游桥头一带），而其长子灵柩却暂厝于建阳县兴贤里的黄杨庵，至十一月才将亡子安葬于大同北麓天湖，因此，黄杨庵也成为朱熹迁移到新居前的栖隐著述的重要地方。考亭之会绍熙二年九月，朱熹的考亭营建尚未完成，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的赵汝愚入朝为吏部尚书，路经建阳，同朱熹见面，共议政事。
  绍熙三年六月，闽宪辛弃疾来建阳贺考亭新居落成，面论政事。
  绍熙三年十二月，布衣陈亮入闽访问朱熹于考亭，留二十余日。
  绍熙四年正月，辛弃疾从福州来到考亭再访朱熹，恰好陈亮在场，此时的朱熹64岁，辛弃疾54岁，陈亮51岁。朱辛陈三人聚会，是闽浙赣三省代表人物的大聚会，也是当时道德领袖、军事伟才的大聚会。他们对政局、时事、军事等问题进行交流，谈论内容甚多。三人的经世济民的基本思想一致，对整顿收拾君心、军心、民心等问题并无二致，在振兴宋室、恢复中原的大原则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三人的见面是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振奋的。正月初五以后三人才相互握手道别，辛弃疾入朝汇报，陈亮则随辛弃疾北上入都赴考。在此前后，诗人陈亮提笔分别为三人作赞。赞文云： 其服甚野，其貌甚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貌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陈龙川自赞。
  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动。不知须鬓之既斑，庶几胆力之无恐。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挠弗浊，澄弗清，岂自为将相之种！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为天宠也。——辛稼轩画像赞。
  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朱晦庵画像赞。
  三幅画像，三首赞文，为人们勾勒出气质非凡的南宋三大人物之形象。
  当今许多读书人通过诗词的阅读而熟悉辛弃疾、陈亮，却对南宋儒宗朱熹不甚了了，观此应有所启发。现将到考亭与朱熹会面的赵汝愚、陈亮、辛弃疾的资料罗列如下，以便综合考察朱熹与他们的交往经过、思想异同、历史影响等等诸多问题。
  赵汝愚（1140—1196年），字子直，宋宗室，居饶州余干。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及第，授宣义郎，知信州、台州、江西转运判官，升敷文阁侍制。淳熙七年为吏部侍郎。淳熙九年正月劾罢王抃，七月因得罪皇帝而以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府、充福建路安抚使，与朱熹交流甚洽，朱熹荐门人林用中入其幕府，赵汝愚则请朱熹为其父作墓志铭。淳熙十年，朱熹有《与赵帅书》致之，与之论政，谋划闽中附籍、盐法诸事，谢绝动用官帑营建武夷精舍。同年八月，朱熹南下泉州吊唁傅自得，十一月中旬，到福州与其论政，同游近两个月，共谋西湖开浚、闽中盐法、《国朝名臣奏议》编辑等事宜。福州城西古湖疏浚后，陈俊卿等名流作有游记。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加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次年春三月北上经武夷山，与讲学于武夷精舍的朱熹见面论政，盘桓相处。绍熙元年十一月以敷文阁学士、中奉大夫再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朱熹致书与论举子仓、盐法诸事。次年五月，在福州会见卸漳州任北归的朱熹，十月入朝任吏部尚书，过建阳考亭，与朱熹见面论政。绍熙四年三月为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次年，兼权参知政事，举荐朱熹入朝，与左相留正大量提拔道学名士，形成道学朝党。因定策立赵扩为宋宁宗有功，晋升宰相，再荐朱熹。庆元元年二月，被韩侂胄授意右正言李沐以其宗姓，谋危社稷加以弹劾，二十二日罢相，改授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再遭弹劾，降职为提举临安洞霄宫。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因监察御史胡纮奏，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谪永州安置。次年正月二十日被守臣钱鍪所窘，服药而卒于衡州。卒后，朱熹作《祭赵丞相文》，刘光祖为作墓志铭。
  赵汝愚为人清正廉洁，品格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尊崇儒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与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胡铨等正派官员或学者名流交厚，能仔细倾听他们抗敌、施政方面的主张和建议，以资政鉴。曾主编《太祖实录举要》、《笃行事实》、《国朝名臣奏议》，著有诗文集。就中兴诸相而言，朱熹认为其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得好，而大义不甚分明，以致被小人所害。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人。儿时才气超群，自少喜欢谈兵论政，下笔至数千言方罢。十九岁时写成《酌古论》，总结汉唐以来许多军事活动的经验教训，作为抗金斗争的借鉴。郡守周葵授以《中庸》、《大学》且爱而荐之，由此结交四方豪杰。其擅谈兵法，又潜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直接上承薛季宣学术，形成永康学派，治学以功利之学为主，成为浙江学术界著名人物。陈亮长期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
  隆兴元年上中兴论，淳熙五年三次上疏，孝宗赫然震动，欲官之，因朝中大臣阻梗，未被采用，筑室于永康龙窟以讲学。淳熙九年正月，闻浙东提举朱熹到武义县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便赶去见面，二人于明招堂讲论数日，相偕至永康龙窟小住而别，成为好友。朱熹称其抱膝长啸之人，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同年，朱熹奏劾唐仲友时，以义胜私，采取相劝不相助的态度，不得罪亲戚唐家、何家，也未为唐、何游说，遭至唐仲友不满，以致相疑进谗。淳熙十年九月寄《水调歌头》贺寿词给朱熹。淳熙十一年以药杀卢氏之诬被缧绁大理狱，次年五月二十五日辩白得释。
  其与朱熹展开学术辩论，辨义利王霸思想，持续四年，至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结束。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五寄词《洞仙歌》贺朱熹五十八岁寿，约朱熹、辛弃疾会于紫溪，未果。淳熙十五年三月北上入都，五月上恢复书，此乃第四次上疏，根据“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的历史教训，指出南宋绝不可能“安坐而久之”，建议朝廷应“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提出运用“奇变”，建立攻守据点，“开今日大有为之略，决今日大有为之机”。以图报仇雪耻，恢复中原失地。
  同年五月下旬，于临安城同前来奏事的朱熹见面论政。绍熙元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辛弃疾、朱熹、叶适、陈傅良、张枃等人大力营救，后经大理少卿郑汝谐申明其冤，被羁押年余于绍熙三年二月方得释。朱熹致书慰问，恳其为朱塾作墓志铭。绍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入闽到建阳考亭访问朱熹，讲学论政，并为朱熹画像作赞语。绍熙四年正月，与北归的辛弃疾会于考亭，三人聚首，随后同辛弃疾入都，赴临安南宫春试。韩淲作《送陈同甫丈赴省》。在廷对时，提出道德性命与文章政事统一而不可偏废的新说，博得道学派主考官和光宗的欢心，因此登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癸丑科进士第一，五月赐陈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礼部进士及第出身，并授予签书建康判官公事。绍熙五年正月，在即将赴任时因大病而逝，其子、婿到建阳考亭求墓铭，朱熹为之书写“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碑文。至宋理宗端平元年，朝廷追谥文毅。陈亮与周葵、吕祖谦、朱熹、韩元吉、叶适、辛弃疾为至交，是位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爱国诗人。著有《孟子提要》、《经书发题》、《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三先生论事录》，刊印《程氏易传》、《杨氏中庸解》，有《龙川词》、《陈龙川文集》存世。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坦夫，号稼轩，齐州历城人。卓萦奇才，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领兵到济州俘叛徒张安国，绍兴三十二年奉表归宋。历官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坚决主张抗金，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轺车每出，必著能名；制阃一临，便收显绩。乾道六年应诏入对，在都下与张栻、吕祖谦同游。淳熙二年，任江西提点刑狱，曾镇压赖文政领导的茶商起义。淳熙五年七月为湖北转运副使，先归上饶。八月，与从崇安来迎接刘珙灵柩的朱熹见面于上饶，告之“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之怪事，未引起朱熹太大关注。之后赴任湖北转运副使，与张栻同僚。重阳节在江陵游龙山，作诗《寿朱晦翁》遥寄五夫，祝贺朱熹生日，推朱熹为唐尧以后儒家圣人之一。淳熙七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为整顿乡社，创建飞虎军。同年年底除江西安抚使，与南康知军朱熹共同修举荒政，通书往来，相互借鉴成功之举。淳熙八年被台臣王蔺劾罢，归上饶，在带湖建新居，朱熹入都奏事路过访其于新居。淳熙九年九月，与卸浙东提举任归乡路过上饶的朱熹相会，并与韩元吉、徐安国等人游南岩，作诗唱酬。淳熙十五年四月初，朱熹进京奏事路过信州，在其间逗留，两人相晤，面论“天理”等诸多问题，接受朱熹“明理克己、向里用心、克服轻躁之病”的建言与忠告。绍熙二年底，起任福建提点刑狱，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次年二月始赴任，经建阳考亭与朱熹见面论政，采用朱熹的“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的建议，取得许多成绩。同年六月，朱熹考亭新居落成时，辛弃疾特地前往祝贺，并与朱熹讨论经界、钞盐诸政事。当年十二月召入朝为太府卿，绍熙四年正月，北上经过建阳与朱熹、陈亮聚首于考亭，随后与陈亮北上入都，过上饶，留带湖山居，陈亮作《辛稼轩画像赞》。绍熙四年八月摄福建路安抚使，九月过建阳与朱熹会，游武夷山，作《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将朱熹称为“山中有客帝王师”。辛弃疾在福建为帅，仿照朱熹社仓法，在福州建备安库，倡修福州州学，有政绩，绍熙五年七月却遭台臣黄艾以用钱如泥弹劾，遂丐祠归上饶，筑居于“期思堂”。绍熙五年八月底朱熹自湖南安抚使离任东归至上饶，与之会见讲论。庆元四年，官复集英殿修撰、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朱熹致书以“克己复礼”相互勉励。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卒后，填词致哀。至嘉泰三年，辛弃疾再起任浙东安抚使，推广闽中治法，消弭鬻盐之害，得朝廷称赞。开禧三年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追谥忠敏。著有《稼轩长短句》、《辛稼轩诗文钞存》等传世。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赵汝愚、陈亮、辛弃疾三人先后到过考亭，与朱熹讲论，显然与一般的学者之论学不同，他们的面论，多侧重于政局、时事，是要拿出平生学问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大交流。我们不能忽略他们见面与讲论所产生的影响，故于文中用较多篇幅做了介绍。考亭精舍·竹林精舍·沧洲精舍朱熹在考亭龙舌洲上建考亭新居，起初规模很小，只是买来他人旧屋加以修葺，另外造了一座小书楼——清邃阁，朱熹给《黄子耕》的第七封信中写道：“今且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它时亦可藏书宴坐。”作为晚年定居、著述、拜祀先圣之所，但财力已显不足，朱熹只好向人借贷续工方得告成。此后才将家从崇安五夫的潭溪边的紫阳楼——由刘子羽出资修建的、朱熹家居日常生活之处——迁出，迁居考亭新居，才算朱熹真正的迁家，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潭溪寄居的生涯，也实现了其父、其子的卜居考亭的遗愿。清邃阁的取名，实与朱熹之先父朱松尝以“考亭溪山清邃可以迁居”有关。
  绍熙三年三月，朱熹在住宅之东创建竹林精舍，以供讲学。这是继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之后，朱熹亲自创办的又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规模随学员增多而逐渐扩大。因来求学的生员日见增多，绍熙五年十二月，朱熹又扩建竹林精舍（据陈荣捷《沧洲精舍辨》言，黄榦与陈淳文章皆无言沧洲精舍，只呼竹林精舍，朱熹死后他人改名沧洲精舍。淳祐四年改名考亭书院。后世文章，称呼各不相同）。继续讲学授徒、读书著述。从此之后，这里便成为朱熹晚年讲学的重要场所。与原先的精舍相比，竹林精舍规模比较大，但一样无华丽之称。朱熹以其渊博的知识，大家的风范，强劲地吸引来众多的学者。
  沧洲精舍，成为闽北乃至东南最有吸引力的一所书院，闽浙赣苏皖湘川粤的学子不远千里负笈而来，一时间群贤毕至，朱熹与士子高朋论道其中，发明义理，对宋代各学派的优点与长处兼采并收，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考亭学派。许多有名的弟子都在此处从游于朱熹门下，而且朱熹许多语录都在此精舍被弟子记载下来。
  考亭书院图绍熙五年正月，朱熹再辞湖南安抚使，不获朝廷批准，只好决定抱老出山，为君王效力。四月上旬离开建阳考亭，在弟子黄义刚、杨至、黄榦等人的陪同下向湖南进发，五月三日到达长沙。八月六日又应诏离开长沙，东走入朝为皇帝侍讲，讲学四十六天又离开朝廷，在十一月二十日回到考亭。十二月，朱熹辞焕章阁待制，拜祠命提举南京鸿庆宫，作《水调歌头》词表露心迹， “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继续隐居在山野里倡导救人心。 卸任后回到考亭的朱熹，继续营建精舍，“精舍功夫渐见次第，远方朋友已渐有来者”。十二月十二日精舍主体成，第二天，朱熹按古礼在新成的精舍里举行庄重的释菜仪式，礼毕，开讲，就着地润的小厅堂对门人邻曲长幼讲授为学之要，贯彻《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强调知行结合、实做力行的教育思想，确定沧洲办学的基本路线，培养有德行与实学的社会所需之人才。
  朱熹书《沧洲精舍谕学者》，谆谆教导学子，讲学内容分四书、六经、史传、辞章、天文历法，讲学依次第进行。讲授与提问、辩论与回答，灵活进行。如在绍熙二年，朱熹给叶贺孙等永嘉学者讲《孟子》，讲仁义，以对抗永嘉学派只强调讲功利。庆元三年，朱熹给曾祖道讲“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给吴振说“《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受学门人多有记录朱熹的讲授内容，并以《语录》的形式流传至今。
  庆元二年（1196年）党祸起，朱熹结束了政治生涯，但仍“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有劝以遣散生徒者，笑而不答。”而杨楫在为朱熹《楚辞集注》作跋云：“庆元已未，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皆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某辈亦不敢窃有请焉。”此跋给出朱熹平时讲授的内容，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局给朱熹造成的精神压力很大，而朱熹的悲愤之情流于《楚辞》的字里行间。
  庆元三年三月，因朝臣权力争夺，政敌较量，反道学势力猖獗，得势的韩侂胄等人采用高压手段，把反对自己而支持赵汝愚的人统统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罪名，定为“逆党”，将赵汝愚、朱熹等人著于“伪学逆党籍”给予无情的打击。他们所开列的庆元党籍名单有：宰执者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者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黻、何异、孙逢吉十三人，余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方、项安世、李埴、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詹体仁、蔡幼学、黄颢、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危仲壬、张致远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周端朝、张衜、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以学术见长的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
  这是朱熹平生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巨大的政治迫害，有些门人迫于当时情势也不敢问学，相继离开考亭。
  庆元三年清明节前，朱熹在部分门人的陪同下离开考亭，前往政和扫墓，之后应门人林用中、余隅等人之力请，并由林夔孙等人护送、李友直陪同前往古田杉洋等地避难，足迹涉及建安、宁德、长溪、罗源、连江、福州、闽清、古田、剑浦（时为七月中）、顺昌、将乐、泰宁（时为中秋节前后）、邵武，当年十月初回到建阳考亭。十月八日汪逵到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请朱熹为其所藏字画作跋。当月朱熹招陈文蔚来建阳教诸孙。作为一位不断探求真知的教育家，无书可教是很难受的事。庆元三年被贬斥的蔡元定致信朱熹，劝散遣诸生，朱熹认为不妥，有言“众至之患，贤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诸生见教，何耶？此亦任其去来，若有患难，虽杜门齰舌，亦未必可免也”。因此，朱熹仍欲重操旧业，只是精舍来者不多，日益萧条。
  庆元四年六月，朱熹再入五夫避居，诸生遂皆散去，今则其室皆虚。秋后，从学者所剩无几，精舍就更显冷寂。
  庆元五年秋冬， “精舍朋友往来不常，早晚颇有讲论之乐。”此际，有黄义刚、林夔孙、黄榦等人受学。
  庆元六年春，包扬携子包恢及众生徒来考亭问学，使得原先就热闹起来的精舍又充满了生机，而此际已接近朱熹生命的结束。三月九日前，有蔡沈、林夔孙、陈埴、叶贺孙、徐寓、方伯起、刘成道、赵惟夫、范元裕、朱在、祝穆兄弟等受学，这些人也成为朱熹生命终结的见证者。
  在考亭沧洲精舍受学的门人，主要有蔡元定、蔡沈、陈淳、陈刚、陈光泽、陈萃、陈华、陈履道、陈文蔚、陈希真、陈希周、陈朝瑞、陈仲卿（疑为陈昭远二子）、董铢、度正、辅广、范念德、范瑄、范元裕、方士繇、符叙、傅定、胡安之，黄榦、黄义刚、黄柟、蒋叔蒙、李伯诚、李蕃、李燔、李方子、李煇、李季札、李梦先、李儒用、李唐咨、李维申、李文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友直、李约之、李之翰、梁谦、廖德明、廖晋卿、林补、林成季、林赐、林恭甫、林贯之、林恪、林夔孙、林蒙正、林宪卿、林学履、林学蒙、林亚卿、林仲参、林子渊、刘成道、刘砥、刘砺、刘黻、刘居之、刘君房、刘席、刘源、刘子寰、陆深甫、吕焕、吕焘、吕炎、欧阳谦之、潘履孙、潘时举、潘植、钱木之、丘膺、任忠厚、邵汉臣、沈僴、石洪庆、苏实、苏宜久、孙稽仲、孙自任、孙自新、孙自修、谭君、汤泳、陶安国、滕璘、滕仲宜、滕仲宣、万人杰、万人英、汪德辅、汪正甫、汪逵、王过、王汉、王壬、王岘、魏瑛、翁易、吴昶、吴伦、吴仁甫、吴雄、吴泳、吴振、吴知先、吴雉、袭盖卿、向士伯、萧景昭、萧增光、辛适正、徐来叔、徐琳、徐容、徐文卿、徐寓、许闳、许俭、严世文、杨道夫、杨复、杨楫、杨若海、杨骧、杨至、叶贺孙、叶武子、叶湜、游敬仲、游开、游倪、余宋杰、余无兢、余正甫、袁子节、曾极、曾兴宗、曾祖道、詹淳、詹体仁、张仁叟、张以道、赵崇度、赵崇遵、赵唐卿、赵惟夫、甄述祖、郑南升、郑师孟、周标、周朴、周季宏、周季俨、周介、周李卿、周良、周明仲、周明作、周僩、周震亨、周庄仲、朱飞卿、朱季绎、朱在、祝穆、祝癸等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曾在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受学的人，也有在闽、浙、赣、皖、湘等其他地方听讲过的学者。朱熹自京城归来，“庆元初先生自讲筵归，日与诸生论学于竹林精舍，命叔重（门生董铢）长其事，然后即先生而折衷焉。” 新老学者聚集在考亭，构成十分壮观的新儒学讲授之图景。
  他们年龄不同，学识不同，仕履不同，地域不同，但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共同的目标，纷纷奔向考亭，投奔理学大师朱熹，而以聆听教诲为荣。当然，因怕庆元党禁的政治迫害，有一部分学生另择师门，也有的隐姓埋名，没有留名于考亭书院史上。据《四朝闻见录》作者叶绍翁言，朱熹门人詹体仁的学生真德秀于宋宁宗庆元五年（1 199年）登进士第，迫于当时严酷的庆元党禁的政治压力，不敢从浦城到邻县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登门受学于晦翁门下，而仅得私淑于朱夫子，以为憾事（但其终能力明正学，卒后与蔡元定、黄榦、刘爚祀于建阳考亭书院的朱子祠里，却是幸事）。
  晚年的朱熹，精神上经受了失子和庆元党禁的双重打击，意志却没有消沉，除外出讲学，还在黄杨庵、沧洲精舍里著述，虽坦言“某便是被这事（著述）苦”，甚至身患足疾、目疾，也不忘著述，先后完成《孟子要略》、《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二卷、《楚辞音考》、《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韩文考异》十卷等，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庆元六年三月九日，五十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朱熹与世长辞。但朱熹所创立的考亭学派没有就此终结，朱熹物色若干弟子以绪传，对高弟与女婿黄榦的期望最殷，在绍熙五年甲寅作成竹林精舍时就有书信致之，有“他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后来又在考亭为女婿筑屋而居，且在易箦前一日致书黄榦曰：“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黄榦不负重望，于闽江浙鄂等地讲学，传播朱熹思想，培养人才，特别是绪传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成为朱熹与元代新儒学之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