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淳熙九年，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的朱熹弹劾贪官唐仲友不果，回到武夷山下建精舍讲学。淳熙十五年正月初有旨趣入朝奏事之任江西提刑官，朱熹坚辞不就，又不得不入朝奏事，三月十八日起程，在路上观望不前，当五月四日王淮罢相后，遂决意入都奏事。朱熹登延和殿遂上《戊申封事》，提出六项急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皇帝感其忠心，念其德政，除朱熹为兵部郎官，却遭林栗的借故弹劾而离朝。
  淳熙十六年五月，宰相留正和任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的王蔺先后亲自写信给隐居于武夷山中的朱熹，请他出山任职，十一月尚书省再下札子，改除朱熹知漳州，朱熹于十二月领旨拜命。绍熙元年三月上旬，朱熹由崇安五夫南下，在女婿黄榦的陪同下，至四月二十四日到达福建最南边的漳州任所。
  在此之前，朱熹也曾到过漳州。早在绍兴二十五年，朱熹从泉州同安南下，过漳州境入粤东北，往梅阳拜见宗杲。第二次是在朱熹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满四考，离任之前，因差至漳州，与故交王维则、陈知柔游，当时王维则为龙溪知县，陈知柔为漳州府学教授。陈知柔，聪颖孝悌，刻志坟籍，进士及第，与秦熺同榜，独不攀附秦桧父子。授台州判官，后历建州、漳州府学教授，皆有政声。朱熹早在陈知柔任建州教授期间就认识、崇敬其学术人品。在其为漳州教授期间，将先贤名言刻在教授厅的墙上以宣扬传统文化。朱熹为作《漳州教授厅壁记》。而朱熹在同安作《送王季山赴龙溪》诗：故人千石令，便道此之官。契阔三秋永，逢迎一笑欢。田园知不远，谣俗问非难。已想躬元默，鸣弦亦罢弹。王季山就是王维则。这是朱熹仕漳前发生的故事，这已表明朱熹与漳州的缘分匪浅。朱熹担任漳州知州，也是朱熹第三次出山。此次南下，故地重游，离绍兴二十三年首次踏上仕途出任同安主簿，时间已过去三十七年。后来朱熹因长子朱塾在婺州金华突然病逝，闻噩讯后提出辞呈而归，于绍熙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辞职名，二十九日离开漳州。朱熹在漳州任太守的一周年官涯生活，最令人瞩目的是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在教育与教化方面，尤为后人所乐道。
  为官著政声：就福建属地而言，漳州地处福建最南边，地广人少，往来人员少，便于施政。实际未然。朱熹上任前就明确要把更革积弊、为民兴利除害作为自己的施政大纲，到临漳城后便发布州县官牒，令州县官员聚厅议事办案，以杜绝管理贿赂为奸。五月初发布漳州晓谕词讼榜，整治词讼，将许多年来累积未决的案件分门别类，一日集诸同官，各分几件去定夺，很快就解决了许多陈年积案。朱熹又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减轻百姓负担。六月申诸司行经界，条具经界利害，详细陈述行经界之法。发布晓谕居丧持服遵礼律事，整顿礼教。八月颁布劝女道还俗榜、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劝谕榜，整顿风俗。九月奏劾漳浦县尉黄岌不纳军粮、营私废职罪状。十月罢毒民之鬻盐，蠲子斗，折豆钱，减轻百姓负担，又措置州县财政收入。次年又委派长泰县主簿方壬决龙岩、漳浦狱。二月里，发布劝农文，颁告行经界、禁科罚诸事宜，收到良好效果。孙应时耳闻消息后致朱熹书中有“仁声先路，固已消伏嚣犷，条流纲纪。拊驯两月，伏望公堂穆然，不妨左诗右书之乐。”革弊措经界：南宋社会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有权势者占据大量优良的土地而隐瞒不交租或少交税，而弱势者要么背负沉重的负担，要么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社会问题持续存在，并时有恶化产生局部暴动，其根源就在于土地资源的占有与偷漏税。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新丈量土地面积，明确土地归属关系，按田地品质分类，确定税收缴纳份额，合理摊派税收，征收强权豪民隐瞒的税利，确保农民既得利益，增加州县财政收入，充实国库，以满足国家机器运转，对抗辽金、西夏的侵略，巩固南宋江山与政权。
  由于泉州、漳州、汀州位于闽西南，皆未曾行经界，故朝廷欲三州同步进行，三州守臣分别为颜师鲁、朱熹、祝櫰。颜师鲁为漳州龙溪人，持经界二利三害说，朝中枢密使王蔺不支持经界，丞相留正亦为泉州人，同意漳州行经界，却不支持泉、汀州经界，地方豪右富家则煽摇人心，中伤诽谤，如是则使得泉、漳、汀三州经界不能如期执行。
  朱熹赴任之前，已有心理准备要在漳州更革时弊，他向门生黄东了解社会积弊；他到实地考察，了解属县龙溪、龙岩、长泰和漳浦土地多寡与官员能力强弱问题；他向朝廷反映问题；他向漕司借调人员；他向门生刘爚、蔡元定、黄杲、郑可学、范念德、杨元礼、林成季、刘弥正、游九言、蔡渊等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前来协助经界打理，得到龙溪知县的支持；他向民众发出重新丈量土地的信号。所有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可是，由于遭到权势者的阻挠，得不到朝廷高官的赞同，特别是宰相留正阳主经界而阴沮抑之，在朱熹离开漳州后的九月，就有漳州进士吴禹圭上书言经界扰人，故朝廷诏寝其事。一场轰轰烈烈准备了一年多时间的经界之举，还是胎死腹中，成为朱熹从政最没有收获的遗憾，也成为后世探讨不完的课题。
  在《朱子全书》中，收载大量的申状文书、公告榜文、与人书信关涉到漳州的经界，这些文字记载，为后人研究朱熹的经界思想、措施以及失败的原因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办学出成果：朱熹在衰世中用于拯救人类灵魂的最佳措施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整顿学校教育、砥砺士风上。在佛老泛滥的漳州荒远之地整顿学校，就是振兴儒学、推广教化。朱熹知漳州时已年过花甲，但办学热情丝毫不减当年，一上任就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革漳州“俗未知礼”的方略，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
  朱熹还重视各属县的教育，绍熙元年七月，请长泰县主簿方壬主县学事，朱熹将方壬所条陈的讲说、课试、差补等十事令诸邑皆仿此，规范教学。通过官办州县两级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使漳州学风为之一新。
  绍熙二年正月初二，朱熹出《漳州延郡士入学牒》，延聘黄樵、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陈淳、徐寓八人入郡学执教，为师表率。朱熹整顿郡学，“而张教授与旧职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学，僚属又有乞留旧有官学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变色厉词曰：‘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贤否，风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学校底里，遂欲留意学校。所以采访乡评物论，延请黄知录，以其有恬退之节，欲得表率诸生。又延请前辈士人同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识些向背，稍知为善之方，与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朝廷教养作成之意。不谓作之无应，弄得来没合杀。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虽不肖，深为诸君耻之！’”郡守亲自整顿郡学，更换教师，收效还是很好。朱熹本人则定期赴校视事讲学，为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每五日一诣学，为诸生讲说”，“每旬二日必领学官下州学，六日下县学”。学校不但习文，还有习武。朱熹还创办“受成斋”，“教养武生员，练习骑射”。
  朱熹工作之余，还与同僚、门徒、士人登临漳城西北屹然高耸的临漳台芝山，看见山中建有开元、法齐、泽众三大古刹，欲在山麓建一座讲学书舍，去职之前虽未成，却题留对联：十二峰送青排闼，从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此愿后来在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由郡守危稹实现之，建书院名为龙江书院。
  朱熹在白云岩向随行的士子讲《大学·诚意章》，手书“与造物游”，题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至明代，漳州乡绅为纪念朱熹，将白云岩前落辟为紫阳书院，并在前面建一座“百草亭”，亭中立一道“紫阳夫子讲经处”石碑。著名闽学者黄道周曾在崇祯七年入郡就芝山之正学堂为讲舍，也在紫阳书院为诸生讲学，所编写的讲义称《榕坛问业》，其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大约左袒考亭而益加骏厉。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这与朱熹晚年的讲学路线相一致，大有一脉相承之感。
  朱熹知漳州，也有长期的打算与宏伟的办学计划。他拟“移贡院，扩州学”，以贡院之地建“东诸斋”，要“移行衙于马棚”，以衙址建“西诸斋”。学校规模宏大，要求“仿都城太学规划”。朱熹的宏愿虽因变故提前去任而未果，但崇儒重教之风，却在漳州留下深刻影响。
  培根育人才：朱熹在漳州所作的努力，就是大力培养人才，如陈淳、陈思谦、陈寅伯、陈寅仲、黄杞、黄樵、李唐咨、林易简、林宗臣、石洪庆、施允寿、宋闻礼、王遇、赵唐卿、朱飞卿以及永嘉的徐寓、徐容、叶贺孙，建宁的杨道夫，瓯宁的童伯羽，建阳的刘叔文，莆田的郑可学、方大壮，仙游的朱鲁叔，长乐的黄查，晋江的杨至、杨履正，同安的王力行，南安的李亢宗，永春的陈易等一大批人，皆受业于朱熹门下。其中杨士训年龄最小，石洪庆年龄最大，但不论年龄大小，皆亲聆教诲，学业各有长进，其中又以陈淳最得朱熹喜欢。朱熹多次对人夸奖说：“此番南来，我为吾道得一安卿而欣喜。”陈淳不负师望，传播理学，影响尤为显著。
  陈淳是漳州蓬州村人，以聪明好学为漳州守臣朱熹所赏识，得晦翁亲授“根原”二字。朱熹告诉说： “凡阅义理，必穷其原。”陈淳听后，心窍顿开。后来往复论学探奥，深得真传，著有《北溪字义》、《严陵讲义》、《礼诗》、《女学》等。
  由于朱熹的教育取向有别于科举取士，对厌倦举业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有一天，朱熹“词讼讫，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询问，乃是要来从学。居泉州，父母遣学举业，乃厌彼，要从学。”朱熹让他回去请示父母，得到父母同意再来学。
  朱熹除在学校的课堂里讲授知识、培养人才外，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如龙溪县知县翁德广，在刑狱、词讼、财赋方面的才能不凡，将一县治理得很好，深得朱熹赞许。翁德广为建宁府瓯宁人，进士及第。淳熙年间以朝奉郎知龙溪县，勤事爱民。其天资刚直，才气老成，不为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恳恳爱民之实，朱熹称其有如古循吏，故在绍熙二年二月撰《荐知龙溪县翁德广状》，予以荐举于朝。
  又如长泰县主簿方壬，有实学，能断案，深得朱熹赏识。方壬为兴化军莆田人。淳熙间游太学，往返过闽北，必登门造访朱熹，至则必留月余，问学求理，进士及第后出仕。绍熙元年七月在漳州长泰县主簿任上，漳州太守朱熹请其兼主县学事，朱熹则大力推广其所进讲说、课试、差补等十事。次年二月，朱熹委派其到龙岩、漳浦断狱，理冤惩恶。
  印书倡教化：朱熹撰写、编次、注释、校刊多种著作在漳州刊印，成为他在知漳州期间从事教育活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一生用力注释最精的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将四本注释后的书合编在一起刊印，就成为《四书章句集注》（称四子），经其手整理过的《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称四经），以及《礼记解》、《近思录》、《小学》、《家仪》、《乡仪》、《献寿仪》等书，也在临漳郡斋或学宫刊印。朱熹在答宋泽之的信中说“临漳所刻诸书十余种”，其中既有自己的著作，也有前人的著作，如蔡襄的《献寿仪》等。
  朱熹出版图书的目的和意义，重在教民化俗。出版图书的另一目的就是为广大士子提供最好的读本。朱熹在漳州讲学，要求学者学习《四书集注》要循序渐进，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漳州士子都把《四书集注》作为必读之本，学习《四书》由此成为风气。
  绍熙二年，朱熹在给临江军清江人张洽通信时送去“临漳‘四子’、‘四经’各一本及新近修改而刊行的《大学章句》，以广其教化之功。” 《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后来又作了局部修改、补充完善，用力极深，故能逐步取代《五经》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降至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正式规定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朱熹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各级学校的必读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影响中国教育达数百年之久。
  教化功不灭：来到漳州任知州的朱熹，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儒，虽然在任时间不长，为官临漳只有一年，但其个人魅力、政治才能、教育影响，对漳州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朱熹改革弊政，倡导教育，端正风俗，禁止停棺，劝谕息讼，劝谕女道还俗，奏免无名赋税等，这些措施，都收到良好的效果。特别是朱熹崇尚儒教、摈斥释老，大力倡导教育，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使郡民由“好佛”而“崇儒”，由“嬉顽”而“习礼”，使得地处僻壤的社俗民风也趋向严整。朱熹离任后，漳州父老于芝山之阳建祠，祀颂其德政，就表明朱熹施政，惠及于民。《漳州府志·民俗》中就有“宋紫阳朱子来守是邦，抚养训诲，正以礼法，冠婚丧祭，有所遵循，于是民安于职业，士重乎节谊，男女远嫌，名分昭著，争斗不施，讼狱衰息。”称其教化之功。
  在朱熹离开漳州之后，其门人陈淳谨尊师训，于庆元元年、三年先后向郡守赵伯逷、傅伯成上章反映当地民俗风情，论民俗、淫戏、淫祀，请得令行禁止，以正风化。降至清代有漳浦人蔡世远也在敷布朱熹思想，继续教化民众，醇化民俗。
  可以说，朱熹在漳州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传给下一代，并代代相传，如宋代有陈淳等人，元代有王吉才，明代有陈真晟、蔡烈、周瑛、林雍，清代有蔡世远、庄亨阳、王履亨、王化等，都是博学多才，颇具影响的朱学学者。而历代漳州科举鼎盛，漳州士子屡提到“漳民独蒙大儒周岁之泽”，把朱熹知漳看做漳州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南宋之后，漳州文化发达，便有“海滨邹鲁”之美誉，朱熹的教化之功可谓大矣。
  就是名在罪籍五十年的高登，也因朱熹上书奏请而得到朝廷的褒录。高登乃漳州漳浦县人，少游太学，值靖康之祸，尝与陈东诣阙上书，力陈蔡京、梁师成、李彦、王黼、童贯、朱勔六贼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遭到当权者打击，流放容州，囚禁蒙冤屈死他乡。朱熹知漳州期间，从其家人得知死之原委，提出为其平反，绍熙二年二月上《乞褒录高登状》，并建议朝廷褒扬其忠节，以率后人。当年七月，诏故容州编管人高登复元官，乃赠承务郎。此举也唤醒人们的良知，要伸张正义。
  以是，在漳州龙溪、长泰、平和、漳浦、海澄、诏安等地皆立朱子祠，供奉朱熹，以缅怀其对士民的教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