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乾隆《泉州府志·学校》序中有曰：“学校之设，以培养人才而固邦本，广以习之，优以奖之，拜圣亲师，罽以约束之。历代以来，制寖备矣。泉自常衮倡学，欧阳詹应其选，迨后来朱紫阳过化之区，蔡文庄诞生之地，跻于前哲配享庙廷，所谓瓜瓞之绵，其后愈大者也。”可见朱熹的教化之功，大矣！ 在今泉州市区北门模范巷第三医院内，有抬匾式石坊表横梁，上刻有行楷“小山丛竹”、“晦翁书”字样。朱熹在淳熙元年甲午（1174年）四十五岁时方用“晦翁”之字，以“晦翁书”三字看，此为朱熹中晚年的墨迹，最大的可能是淳熙间旧地重游时所题。
  朱熹早在离开同安主簿任之前，曾数至泉州郡城，抵则必登城隍庙后小山，称其山川之美，山上有亭，亭边种竹，朱熹称小山丛竹亭，与同游者讲学论道于其中。①这是朱熹在担任同安主簿兼管学事期间讲学活动的延伸。由于朱熹讲学的方式方法不同寻常，讲问内容超越举子应试范围，对培养学者独立思考、人生信仰、价值取向有莫深的影响，许多人喜欢听其课，朱熹受聘讲学的机会也多，特别在类似赋闲的等待继任者的时间内，朱熹讲学于泉州城周围的书堂、精舍之属，将其早期思想传授给泉州的士子们。
  明代嘉靖年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小山丛竹亭，更名“过化”，且镂刻朱熹遗像以崇之。清康熙四十年，通判徐之霖于府城隍庙旁建书院——小山丛竹书院，并亲自撰《重兴朱夫子小山丛竹亭记》。
  朱熹平生至少有三次到永春县。第一次是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十二月，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期间，曾奉泉州府檄往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一带公干，顺便访永春县令黄璃，主动向其学习戢吏奸、恤民隐的为官之法。第二次是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九月。当年七月朱熹任同安簿三年秩满，八月在泉州府等候朝廷批书之际，游历泉州府永春县，到永春岱山岩、大剧铺等地访问同年进士苏升，与故交陈知柔登环翠亭。第三次是在淳熙十年初冬间朱熹再游永春，访同年进士陈光，得与陈知柔讲①参见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晋江县志》、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
  学于怀古堂，登临环翠亭，赋诗唱和，其乐融融。朱熹喜欢游山水，交名流，其往游永春访贤问儒，乃为第一要义。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晚春，二十七岁的朱熹奉檄从同安往外邑体究公事，即出差到德化县，在《朱子语类》卷49、卷104中均有此次外出的记载。
  朱熹奉檄走外邑体究公事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六年春三月，而诗中讲一官今是五年期，从绍兴二十三年算起，朱熹仕泉南满五年应是在绍兴二十七年，实际上此“五年”为虚指。这段时间，是朱熹尊延平李侗先生之意，苦读儒家经典著作《孟子》的时期，是在泉南佛国觉醒而始弃佛崇儒的关键时期。五代至北宋时期，古典经学衰微没落，给佛教和道教的复兴繁盛留下广大的文化空间。北宋诸帝王对佛老的提倡，更是助长了佛老思想的蔓延与浸润，使得人们精神委靡，对江山沦陷、二帝蒙辱而不思报复，登上帝王宝座的赵构日夜都怕谈恢复、迎二帝归，一旦迎回二帝便会动摇自己主宰江山的统治地位，而攀附于赵构的群小也怕失去荣华富贵的享受，于是高唱儒佛道兼修并行，士大夫们心醉神迷于佛老说教，以佛道文化作为儒文化的两翼，在沉闷的空气中悠悠飞翔，而伴随的是人心败坏，社会退化，弊端百出，民不聊生。朱熹师事武夷三先生后，曾有出入佛老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同安为官期间，面对现实生活，开始渐渐相信不是提倡贪生畏死的佛老之学，而是提倡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柱。这一觉醒，对于朱熹来说十分重要。他任县簿兼主学事，所以将许多精力花在整顿县学教育上，希望通过振兴儒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而改变社会现状。朱熹曾多次到晋江石井（今安海）寻访其父旧事，拜访父执，与当地的名流耆士讲论经义，勉劝镇人为学，把良好的为学风气带到了安海，而使民沾其德，咸知向学。
  绍熙二年（1191年）四月底，朱熹辞任漳州太守归，北过晋江，端午节在洛阳下生院为叶仲微、叶德符父子慕堂诗作跋。其时既有大批的追随者，也有当地士子问学，故说朱熹对泉南、对安海的教育是有重大的贡献。于是后来有人建石井书院、立朱祠作为纪念朱松、朱熹、朱在祖孙三代的重要场所。
  朱熹于绍兴间仕于同安、淳熙间吊唁泉州友人、绍熙间官于漳州，皆经过惠安之境。惠安城北门外有泗州，其位于主要交通干线。据史料记载，从云峰山到泗州山都是极为兴盛的佛教圣地。泗洲山麓有座著名的德济庵，该庵始建于唐朝咸通年间，因“有僧得浮木，夜有光，刻为佛像，立精庐奉之”。其后屡有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以至有前后三殿、拜亭、制药司、织做司等建筑群，鼎盛时比丘尼达99人。庵堂依山傍石，后有天然石洞，洞内石壁刻有诗文；上有观音岩，岩上雕刻观音像。山顶巨石有“天开岩”及“山海奇观”等巨幅手书石刻。
  绍熙二年正月，朱熹以丧嫡长子之痛请求辞官，四月底得旨允许辞官回家。有资料表明，廖德明与陈易、郑可学、周弼、蔡念诚等人同期随从朱熹北归，闻朱熹论学问传授之次第。五月在惠安泗州，聆听朱熹论儒释之异，即“儒理实，佛理空”。自从佛教进驻中土，便快速滋长起来，与本土文化进行较量与领地的争夺，遭到儒家学者的普遍性批评而时有收敛，但在南宋，由于士大夫们推波助澜，帝王不断分封各地已故高僧之头衔，各地名山遍立寺院，达官贵人沉迷佛事，庶民也燃香点烛虔诚膜拜，整个社会风气低迷。
  朱熹秉承二程辟佛之说，平生常与学者论儒释之异，以警醒受学者。魏以降，儒家学说受到佛道的挑战，儒释道三家之学开始了互相排斥到逐步融合的进程。至唐宋时期，道学影响减弱，而佛学影响由于帝王和许多读书人的介入与鼓动，则成扩张之势。士大夫崇佛之风日益浓烈，特别是许多人出入佛老，美其名曰儒释道三者兼修，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儒者谈禅论道，释老广交上层社会，大有与儒学争夺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之势。朱熹的前辈、同辈中也不乏佛老的信徒，故早年研读释老之书的朱熹，在受李侗的指教后，主动将二氏之书搁起，潜心于儒家学说以明为人之大本，为后来大力辟佛、特别是辟禅奠定基础。朱熹的排佛思想，在乾道、淳熙间不断与人论辩、不断反思、不断总结自己学问的过程中达到高潮，并写进《四书集注》中的相关章节里。
  朱熹的排佛思想还形成一个体系，朱子学专家束景南先生总结说该体系包含有三个内在层次：一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迷信，他是视为愚妄彻底否定，佛教以世俗宗教迷信所宣扬的一切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极乐世界、吃斋礼佛、念经成佛等等，他都一概摈弃：二是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他是作为异端从总体上排斥，即他所说的“大本不同”，但在个别观点上同儒说相合或部分相合的则加以改造吸收，如静坐之于主敬，禁欲之于人欲，论性之于论心，论心之于论意之类；三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哲学，他是注重吸取其缜密的思辨方法，用来表述和论证儒家的命题、观点与思想。朱熹辟佛斥道，更深一层的意义，恐怕是对北宋诸帝王大力提倡佛道进行的批判。没有统治者大力提倡培植，佛道就不会无限制地扩张、渗透，民心不会丧乱，士大夫也不会贪生惧死，北宋也不会轻易被灭亡。南宋帝王不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依然秉承祖宗遗旨，甚至将和议确立为国策，帝王将相贪生怕死而求苟安，士林中弥漫着贪惰恶习，志士恢复大计屡遭打压，士气由此而一蹶不振，亡国之势已露端倪。
  朱熹过惠安，参观庵寺，见佛事鼎盛而人易被其玄说所迷，而发辟佛之说。在《朱子语类》卷第126论释氏中，廖德明记录：“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包扬则记曰：“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错。”以空而言，客观存在的、人眼所见的，皆为空，人活着有何意义？佛存在又有何意义？这种学说，很容易导致人的思维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所以，朱熹不能不在教导士子时反复论说儒佛之异。庆元二年二月，朱熹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为向浯《遗戒》作跋，仍在倡导抵触佛教为亡者设道场的末俗之陋。
  朱熹是儒家思想的卫道者，其倡人伦、守礼法，要求人们诚心正意，要求人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志有为，而不似道家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的一味贪生，也不似僧徒将自身看成是个寄生的臭皮囊的虚无幻灭，其教人从日常生活中体认天理之所在，把握好人活世上的方向，让人脚踏实地地生活在现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