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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同安为宦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可视为其从事学校正规教育之开端。
  南宋时期，朱熹在泉州同安工作生活了四年，在担任县主簿期间，兼管县学事。兼管县学，本来只是职权分工，相当于当今的县级领导分管教育，属行政管理者，不一定要亲自从事具体的教学活动，但青年朱熹没有高高在上，只行使管理者职权，而是让自己参与管理，介入教学活动，教育事业视为自己重要的使命，故其在教育事业上甚有作为，甚有建树，为日后长期从事教育、培养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学人如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高令印先生就将同安县视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因此，后人不能不回顾历史，从朱熹的教事活动寻找某些答案。
  一、朱熹仕宦同安的时间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秋七月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十月的四年多时间，是朱熹首次出任地方末吏的时期，也是朱熹平生连续仕宦最长的峥嵘岁月。
  绍兴二十三年仲夏五月，朱熹辞故里——建州崇安县五夫里，一路南下，涉秋未停车，在途行走、停歇，行则赶路程，停则访贤达，秋七月方到达同安县，住在主簿廨西北的斋屋中，开始了他浮沉官场的主簿生涯。朱熹接任该县主簿兼主县学事，直到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任职三周年，按规定任期已满，经考核可以离开县衙，等待朝廷给予转官，因当时未有合适人选来接其任，朱熹只得暂留候代，愆期交差，十一月底回崇安五夫与家人团聚过年。
  绍兴二十七年三月，朱熹还得等候接替者的到来才能交割。同安地僻，接任者迟迟不来，直至冬十月，吏部改派新科进士方德明来接任，朱熹才能交割公文簿籍印章等，延期服务（愆期一年），终以四考秩满，经申请批准才正式卸任返乡。
  朱熹作《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诗：端居托穷巷，廪食守微官。事少心虑怡，吏休庭宇宽。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良朋夙所敦，精义时一殚。壶餐虽牢落，此亦非所难。
  朱熹在卸任之前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肩负着教育事业，因此也可以说这四年是朱熹从事教育活动的重要时期，总有学生向其问学求教。
  二、朱熹任同安簿的成就朱熹是个有雄心大志之人，在绍兴二十三年七月下车伊始，便不辞劳苦，勘地理、察风水，几乎走遍了同安县的山山水水，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觉得自己的经验很少，就主动向有治理经验的人学习，常与县令陈元滂切磋。陈元滂深谙许忻治县的八字诀“开收人丁，推割产税”，将此经验讲给朱熹听，朱熹称此为为政之本。朱熹又到惠安县向县丞郑昭叔学习行经界的成功经验，向永春县令黄瑀学戢吏奸、恤民隐之法，为全面开展工作服务。
  朱熹在同安期间的业务与治绩主要有： 簿籍管理：朱熹在同安任上，主要负责文书管理，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理。特别是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足见朱熹做事认真仔细，避免管理不严出现漏洞，不给官吏有隙可乘。
  赋税管理：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参加征税工作，提前张贴公文，告诉乡民，讲求信用，即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朱熹说：“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①其中也惩治一些人，具有震慑力。 在权相秦桧死后不久的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初，朱熹认为要去除不合理的赋税，致书权户部侍郎钟世明，请求除去经总制钱无名苛赋，以减轻农民负担，但因各种原因，未得落实。
  平息民乱：绍兴二十五夏，同安发生饥民攻城抢粮事件，引起县中官员的高度重视，长官得报后即刻组织官兵分头守城拒盗。朱熹与监盐税侯曹沆上城西北角加强防备。这一角，以往曾损毁，未及修补，成为本次饥民攻城的首选，曹沆感到事态严重，若守不住，则城中官吏及其家眷将死无葬身之地。曹沆牢记兵书御敌经验，对朱熹说要仰仗城高，以弓矢射之，果验。击散饥民后，官府加强搜捕，惩治一批带头闹事者，又抚恤饥民，就此平息民乱。 欲行经界：经界就是丈量土地，确定地主，以定租税，完善税务管理，充实财库。由于事涉各方经济利益，遭地方豪右的强烈反对，这个良好的改革愿望未能实现。
  宣扬先贤：朱熹在同安，广泛收集境内先贤如陈渊、陈黯、苏颂、薛令之、薛沙、郭岩隐、林默娘等人的事迹，这些人或名载唐史，或名闻当朝，或声播乡野。他将资料收集后加以整理，悉数呈报给泉州府，以此宣扬先贤事迹，振奋民心，改变陋俗。
  整顿县学：作为一县兼管学事的地方官，朱熹在同安教育事业上的作为、成就与影响，亦不能小视。
  三、朱熹对同安教育的贡献在《同安县志》同安县学在县治东南隅的登龙坊，上有一组建筑群，前为大成殿、后有明伦堂、教思堂，及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及经史阁。如是的县学建筑初具规模，成为同安培养人才的官办学校。教思堂、经史阁，是在朱熹亲自策划下建造的。
  而在朱熹上任之初，所看到的是同安县学敝坏凋零，学舍破败，藏书甚少，无经可读，学生人少，纪律涣散。这是由于同安地近海隅，又经历战乱，民力疲软，教育相对滞后的现实状况。在秦桧强权统治下，全国严禁研读程学，官学中只做一些应试考试的准备，而不教习儒家的经典著作。朱熹上任后，看到这些弊病，深为痛心，并下定决心改变现状、发展教育事业。
  朱熹领同安县学事之初，以行道自任，常致书分教泉州教育的李榈教授，两人因对教育经费问题的见解不一致，发生争执，随后朱熹作《与李教授书》和《答陈宰书》、《答刘平甫书》分别给泉州教授李榈、同安县令陈元滂、同窗好友刘玶说明情况及用心所在。①朱熹认为朝廷兴建学宫以养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学于州，县之士以学于县，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别异之也。这是件好事。州县之学都是培养地方人才之所，应一视同仁，资源同享，同步发展。对所谓赡学钱者，盖州、县通得用之。而李教授则提出业于州者得食于县官，而业于县者无与焉。那就意味着州以下的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学任教者没有工资可取。赡学钱者关系到一县久远利害，非仅关朱熹个人利益，故朱熹上书与之理论，如果不允下拨经费，就谢领县学之职。由于朱熹据理力争，加上同安陈县令（可能还有监司、郡守）的调停，使提学司同意朱熹的提案，于是争取到办学的必要经费。办学没有经费，州县不给赡学钱，根本就办不下去，教化子民就成为空话。
  绍兴二十四年，朱熹开始整顿县学，亲自拟订系列规定并予颁布，晓谕学者、诸生、诸职事等。同年五月，朱熹手书《讲座铭》：“绍兴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来为吏于同安，而兼领其学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讲座，以临诸生。顾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不铭。铭曰：师道绝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前圣后师，文不在兹。如或见之，有俨其思。立之堂坛，惟以有严。厥临孔昭，式讹尔瞻。” 朱熹的前任是漳州龙溪县永宁乡州市里人许登，他与朱熹同登绍兴十八年王佐榜进士第，朱熹称其为许同年。许登是三十七岁时才金榜题名，位在第四甲七十三，授迪功郎、同安县簿，兼管学事，任内因同安县财政困难，便将县学规模缩小，将四个教室裁去二个，招生数也相应减少。
  朱熹到任后，又得恢复学校的规模，将被许登裁去的教室恢复，又成四室，分别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名冠之，订立学校教规，端正学风。朱熹收集文献，出差到福州，于大督都府得官书九百八十五卷，整理县学故匮藏书二百二十七卷，建经史阁藏之。
  朱熹扩大招收生员额度，只要是有潜力的一心向学的弟子，皆可入学接受教育，学习上要求学生专心致思，循序渐进，不要拘泥于章句，摆脱科举考试的束缚，提高学生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朱熹聘请当地进士徐应中、王宾、柯翰讲课授学。柯翰为诸生讲《礼记》，朱熹讲《论语》，深受学生欢迎。四位进士，共同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扩大了学术影响。朱熹还增修讲问之法，进行专题讲座，开阔学生的视野，特别是朱熹所设的三十三个专题讲座，不以利禄诱人，开设经世济人的大课题学习，使之具备道德仁艺，以改变当地风俗。
  由于朱熹的倡导与身体力行的兴教办学，使原先学子只知科举不知儒学的落后的同安县学，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对当地及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先后受学于朱熹门下的同安人有许升、陈齐仲、王力行、杨宋卿、林峦、吕侁、戴迈等。
  有关朱熹在同安县学所发的文告、策试内容等，是今人研究朱熹教育活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重要源材料，大多收入《朱子全书》中，不在本篇中重复。
  四、朱熹聘用的教师资料介绍南宋各县设学，属地方官学性质，设教授一员，选用德行高尚、学业精湛、进士出身者充当。
  朱熹十分重视教师的选拔与任用，反对只会善辞章、钓声名、取利禄、作时文的人充当教师，主张教师要有“德行道艺之实”和诲人不倦、以教为乐的思想品质。学校师生若只“钞节经史，剽窃时刻”，（司马光语）士人则“无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朱熹语）走科举之捷径，许许多多的人相与“随风而从，不读史书，见闻浅陋”，(留正语）其后果就是贻误人。因此，大凡有识之士，便会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种倚重时文，不读经史，导致学生“学无根底，识见浅陋”的“无根之举”。作为一县主管教育事业的朱熹，自然会采取有效的措施，从选用教师这一关节入手把握。
  根据《朱子全书》相关内容，我们对受聘于同安县学的几位教师资料进行整理如下，以便读者综合考察当时的同安县学。
  徐应中，泉州同安人。进士出身，留意经学，议论纯正。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由县主簿朱熹申聘为县学宾客，教授学生。
  王宾，泉州同安人。天资朴茂，操履坚悫，进士出身，绍兴十六年为乐清县学教授。绍兴二十四年，受同安县主簿朱熹聘请，与徐应中一同充当县学职事以教士，士民向风多兴劝。
  柯翰（1105—1177年），字国材，泉州同安人。少举明经，守道恬退，不随流俗，笃于正学，讲学乡里，专以讲究经旨为务，登门受经者常百余人。绍兴二十四年，同安主簿朱熹上《举柯翰状》，申聘其为同安县学直学，其以《礼记》教授生徒。
  徐应中、王宾、柯翰及朱熹本人，构成当时同安县学教师的骨干队伍。朱熹亲自授课讲学，推广儒学教育，改变原来学生不读经传原文、只拿近时科举中选的模范程文讽诵模仿的教育模式，以儒家思想锻造人才，将同安学者从拘泥章句、从习辞章的褊狭中转变为重视经文、精研义理的实学者，使他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陶冶思想情操，成为有所学、有实用之人。
  朱熹的这一做法，显然与原先的教育模式大相径庭，故其开始并不为人所接受，但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青年学子获得教益，读书风气为之大振，同安县学风由此转良，这与数名教师的模范作用分不开。
  五、受学于朱熹的同安籍门人资料根据《朱子全书》、《宋元学案》、《同安县志》、《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闽学源流》、《紫阳朱氏建安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文献记载，将朱熹的门人资料整理如下：许升于绍兴二十三年十三岁时，到县学拜朱熹为师学习，学习用功，专心致志，深得喜欢。朱熹授以圣贤书，常至其家“访求名士”。朱熹离任之后的绍兴二十八年，许升随朱熹到崇安五夫继续求学，覃思研精，学力大究，九月卒业归家，朱熹作《许升字序》、《存斋记》勉励之、嘉许之。其后遍交四方之士，论道肆业。许升为人恬淡静退，无物欲之累。隆兴至乾道初，参与朱熹的儒佛争论。
  乾道二年秋末，朱熹《答许顺之》信中有新作《方塘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淳熙元年，许升到建阳寒泉精舍续学。淳熙十年十月，朱熹与林用中至泉州，其多从游，是朱熹得意门生，也是朱熹宣传儒学、创建理学的得力助手，有紫阳始教之高弟的美称。
  许升在家乡办存斋书堂，广招学士，培养人才，雕琢成器。其曾尊师旨意，校订《程氏语录》。著有《孟子说》、《礼记文解》、《易解》等。淳熙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许升卒，朱熹作《祭许顺之文》。
  朱熹门人陈齐仲，泉州同安人。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间在同安受学于朱熹。乾道二年，致书朱熹问格物致知等问题，朱熹作《答陈齐仲》复其所问。后参与修订朱熹的《孟子集解》。
  朱熹门人杨宋卿，泉州府同安人。县学诸生，专攻诗赋。绍兴二十四年问学于同安县学，后与朱熹讨论诗学，朱熹有《答杨宋卿》书。
  林峦，泉州晋江人。绍兴二十三年为同安县学诸生，拜朱熹为师学习，成为朱熹门人。其能推所闻以讲学闾里。乾道四年参与校订《二程遗书》。曾与朱熹书信往来，朱熹作《答林峦书》二通，劝其不要刻意辞章，回到经学义理的正路上。
  戴迈，泉州府同安县人。绍兴间为同安县学诸生，与陈齐仲趣向文辞，皆可观。朱熹有《答戴迈》书复之，勉其自得。
  当然，当时受学于朱熹的人远不止这些，大多数人由于后期个人的发展没有特别之处，埋名于芸芸众生之中。但朱熹在同安的教育，还是让受学者受益的。朱熹主县学期间为诸生提了三十三道《策问》，其中反复请“二三子”回答问题，似乎难倒了多数学生，只有少数颖慧的学生能摆脱旧习，被引导走上儒家修行的道路。虽然未见县学诸生有骄人的成就，但朱熹在同安主管学事的数年间所提倡的讲学风气，对同安及其周边地区的教育确实起了表率的作用。
  朱熹仕于泉南，担任同安县主簿期间分管教育，采取一系列措施，翻修校舍，增建书楼，延请教师，招纳学生，添置图书，树立榜样，亲自讲学，定期考核，使县学成为士子向往之所，也成为醇化社会风气之源。同安的成功之举，奠定了朱熹日后成为教育家的基础。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6，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朱子全书》卷24。 ①现今为武夷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