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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旧志的语言描述现在的丹诏书院，应该是：“丹诏书院，原在县学东，今废”。
  但是，如果废了之后，还在一代一代人的心里抹之不去，念念不忘，是不是应该叫，废而无废。
  我很艳羡别人的书院，有书院志。从第一任山长到现在的院长，历朝历代，重要教师，重要事件，都有记载。
  我就到各种县志里面找，到各种资料里面找，到网上找。我把所找到的资料聚在一起了，都放在这篇文章里，它就是我心里的丹诏书院志。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资料，请补充进来，它就是我们共同的丹诏书院志。
  丹诏书院兴废史
  （清）秦炯修，戴冠纂：《（康熙）诏安县志》记：“丹诏书院，在南诏场。宋绍定间，河西尉周申请于郡，建乡校，设讲堂。置二庄斋曰养正。曰明善。立圣像，仿邑学之制。后尉叶障继之，谋建祠宇。堂长阮汝良糜钱二十五万营构。以就圣像端严，圣哲布列，仿古。乡饮酒礼落成焉。莆陽马鑾记，状元黄朴题匾今废。见癸酉志。”
  这是丹诏书院始建情况记载。癸酉志也已不存。
  之后，丹诏书院于元、明两朝被废，清乾隆以降，丹诏书院有过几次有史料记载的复兴：
  第一次：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知县张所受、继任知县陶浚、教谕黄长茂和士绅林名世、陈丹心发动捐资，邑人许液金、林克珍、林轩昂、胡廷彛、林太极、杨英南、许作楫、沈高山、林文叢、陈拔梅、沈增美、沈壮璣等十二人为董事大兴重建。重建后，院内有室、轩、亭、池，学舍20余区，环境幽美。——《丹诏书院记》作者是时任丹诏书院山长的杨黼时。载于（民国）冯春生修，吴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六《艺文上》。
  《（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六《学校志》也记录此次重建：拓地文公祠左中搆講堂，东向前后两旁斋舍二十五间。其北一座三间，南向。匾日“懷德堂”。有亭，有池。其旁庖湢悉備。文公祠后搆一座，祠文昌魁星，匾曰“崇義堂”。
  第二次：道光八年（1828）。知县陈盛韶兴复书院，创办众母局并选邑绅许炳章为董事。许炳章“实心维持，著有成绩”，使书院“规模宏敞，栋宇焕然”。延师掌教，备奖赏，定章程，生徒勤于砥砺操修，文风日上——《重兴丹诏书院碑记》。作者陈盛韶，时任诏安知县。载于（民国）冯春生修，吴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六《艺文上》。
  陈盛韶（1775～1861），字晓亭，又名赓飚，号澧溪。今临澧县人。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历任福建建阳、古田、仙游、诏安知县。陈公于道光八年（1828）四月至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执掌诏安，在诏期间，扶贫恤孤、纠正民风、设众母局、兴复书院，为民筹谋，不辞劳苦，深受诏安民众爱敬。公务之余，陈公还颇有著述，有《谷似堂时文》、《论孟典铬》、《问俗录》、《公余录》等问世。今图书馆藏有其《诏安县问俗录》复印本。
  正是这本《诏安县问俗录》，记录了陈公在诏安做的许多事，也留下了道光年间诏安的许多珍贵而生动的史料。陈公在《丹诏书院劝捐序》后，附了一份当时诏安士绅及民众捐银兴复丹诏书院的名单，甚是珍贵。名单首位，是陈公自己捐银五百元。
  《问俗录》中还记录丹诏书院旧存田园的具体状况和新买田园的状况；记录书院发商生息数目及修筑费用；记录书院肄业章程和董事章程。书院兴复后，诏邑生员“岁考取进至二十三名之多，内计在院肄业者十七名，人各奋兴鼓舞，以读书自勉”可谓积功自显。陈公在其《书院膏火报竣详请鼓励》一文中还说：“诏邑地处海滨，民俗强悍，如张、胡、沈、程等姓，皆斗杀相寻，连年不解……两载以来，械斗无闻，盗贼敛迹、似于风俗亦有转机”。兴复书院，以广教化，书院中的谆谆教诲，权如绕指之柔，慢慢流入民间，如何不对民间风俗起作用呢。
  第三次：光绪间知县杨卓廉再次整修。正房3进，中悬“丹诏书院”石匾。中构讲堂，东向名敬业堂，前后两旁斋舍25间，供肄业生读、宿。其北一座三间，南向名怀德堂，专祀捐献膏火的先人。堂前隔池为亭，四周置石凳，东西两边种植翠竹，风景清幽。教学以“四书”“五经”制艺、时文、辞赋为主，也注重品德教育。规定“诸生等既束名数，务当自行砥砺，以为民望，其舍业而嬉，及干预外事，行止不端者，一经访闻，必行摈斥，不准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为官立丹诏高等小学堂。——引自《福建·漳州书院对联集锦》
  最后一次能勉强称为丹诏书院“复兴”的记载，是民国十七年：“丹诏小学原沿用丹诏书院旧址，南北军兴，校舍残破不堪。沈聪慧自力更生，带领师生劳动建校，并大力宣传“教育救国”的道理，争取社会各界捐资改善办学条件。为此，曾被讥为“武训”，但他执着工作，加上丹诏小学的声望越来越高，终使邑中绅耆、官员、侨胞、校友纷纷解囊资助，丹诏小学也成为邑中名校。”
  这段文字来源于《诏安县志》（1999年版），人物志：“沈聪慧”条目。
  也就是说，乾隆以降，丹诏书院历经几度兴废，直到民国17年还在开办，还是诏安本邑重要的学堂。
  最后，我查到了一篇有关文庙的文字，因文庙与丹诏书院毗邻，很多命运，它们一起承担着走了过来。
  “文庙在南诏镇城内街……日军侵华期间大殿被日机炸坏，民国时期两廊作丹诏小学教室。1951年大殿修整后作县人民大会堂，丹诏小学教室改为会议人员宿舍，“文化大革命”期间前殿厢房被人民武装部使用，1984年大成殿用作潮剧团仓库。1993年门楼外广场被建为“老干部活动中心”楼，1995年9月由县政府拍卖建“常安国贸商业城”。该城奠基后，原建筑物拆毁，仅有建筑工人拾存于洋尾庵的原文庙圣旨石（书：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门匾3块、杉木中脊1根及部分石柱础。”——《诏安县志（1999年版）》
  这可以作为丹诏书院“已废”的交代了。诏安的百姓多有崇文尚古者，捡拾了文庙或书院的部分构件妥为收藏，并有主动找上相关部门想重新移交还给政府管理的。本人只能表达由衷的敬意。
  阮汝良（清）秦炯修，戴冠纂：《（康熙）诏安县志》记：“丹诏书院，在南诏场。宋绍定间，河西尉周申请于郡，建乡校，设讲堂……堂长阮汝良糜钱二十五万营构……
  堂长，是宋时对书院职事人员的称呼。这毫无疑问是丹诏书院的第一任的堂长，宋绍定间人。
  赖翰颙《南靖县志》记：赖翰颙（1697～1765年），字孚仲，号竹峰，南靖人，世居南坑葛竹。
  雍正十年（1732）举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授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参修《大清律》，与张廷玉等人编修《明史》。乾隆元年（1736）升任翰林院编修编纂《五朝本纪》于乾隆十四年刊印成书。后任督察员六科掌院给事中兼国史馆纂修官。乾隆二年因母亲叶氏病重回乡，辞官居家潜心学问。
  乾隆庚午年（1750）春受聘长泰“泰亨书院”任院长，并担任《长泰县志》总纂。又先后受聘主持汀州、漳州两郡书院讲席。1763年被漳州知府蒋允君聘为芝山书院院长。乾隆二十八年，诏安丹诏书院重建竣工。甲申年（1764）二月，应时任诏安知县的陶浚、教谕黄长茂热情邀请，赖翰颙来到诏安县丹诏书院任院长。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亲自主持制订《丹诏书院肄业章程》，规定：“诸生等既束名数，务当自行砥砺，以为民望，其舍业而嬉，及干预外事，行止不端者，一经访闻，必行摈斥，不准肄业”.乾隆乙酉年（1765）六月二十一日，赖翰颙病逝于丹诏书院，终年69岁。这位优秀的南靖进士与丹诏书院可谓因缘深厚。
  在2017年《诏安文史资料》正筹备付印之时，赖翰颙九世裔孙，南靖人赖进权先生联系到我，并给我发来仍保存在他家中的赖翰颙的画像、题字匾和张廷玉书匾，很是珍贵，特此感谢！
  杨黼时（1708～1797），广东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人。雍正十四年（1736）中进士，选庶吉士入庶常馆，后授编修以御史用。曾知黄梅县。后因疾辞官，赋闲40年。
  百度百科关于他的介绍并未提及他到丹诏书院任山长的事，但（民国））冯春生修，昊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六《艺文上》录有其撰写的文章《丹诏书院记》，署名为：清编修丹诏书院山长：杨黼时（大埔人）。我想，应该就是他辞官赋闲40年间来的丹诏书院吧。
  杨公《丹诏书院记》中记录了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知县张所受、继任知县陶浚、教谕黄长茂和士绅林名世、陈丹心发动捐资，邑人许液金、林克珍、等十二人为董事大兴重建一事。一派宰官兴贤育才，人民踊跃欢乐之景象。可谓丹诏书院自宋后的一次重要复兴。
  谢献畴（民国））冯春生修，吴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七《艺文下》收录有《留题丹詔書院壁間》诗六首。作者为：清山長謝獻疇（嘉應人）。
  黄开泰《（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三《人物志》记：“黄开泰，字瑞庵，四都高坑人……登道士乙巳〔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满城知县……同治间为丹诏书院山长，按月课士，定评揭晓。后每对诸生论文，淳淳然匪怒。伊教好作解人颐语，令听者兴趣。引申诗曰：宽兮绰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先生有焉。”
  沈钦文《（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三《人物志》记：“沈钦文，字景唐，三都人。性沉静好学，博极群书。由癝生领乡薦……尝赴春闱，举子集京师，先以文会，辄冠首京师……掌救黄冈瑞光本邑丹诏两书院，为士子所钦服。生平所学务求实践，不区区子文字间，故闻义勇为……年七十余尤任丹诏书院山长，往漳重游泮水，孙文宗荣以匾曰“士林衿式”，诏邑人文一时大盛。如林史林壬、孝廉沈镜鑾、沈一杰、沈士菁、沈庸等皆其所造就者……”。
  沈聪慧（1891～1985），生于深桥后岭村农家，后移居县城。民国10年（1921年）受聘任丹诏小学教员，民国17年任校长。
  丹诏小学原沿用丹诏书院旧址，南北军兴，校舍残破不堪。沈聪慧自力更生，带领师生劳动建校，并大力宣传“教育救国”的道理，争取社会各界捐资改善办学条件。为此，曾被讥为“武训”，但他执着工作，加上丹诏小学的声望越来越高，终使邑中绅耆、官员、侨胞、校友纷纷解囊资助，丹诏小学也成为邑中名校。沈聪慧退休后仍被聘为学校顾问，继续为丹诏小学办学发挥余热。
  丹诏书院（丹诏小学）部分学生
  张贞（1883～1963年），字干之，原名张善兴，东峤村人。青少年就读于丹诏小学堂，肄业于漳州府中学堂。
  曾在福建靖国军总指挥方声涛部下任旅长、军长，后任福建自治军司令。民国12年（1923年），被孙中山召至广州任大元帅府副官长，颇受器重。
  民国15年，在诏安丹诏书院创办“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后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兼福建政务委员会主任及福州警备司令。16年4月，独立师奉令调防浙江、上海，后驻防南京，任首都卫戍司令。17年初被蒋介石召见，后率部回闽，驻军漳州，分防泉州、龙岩，“防共剿匪”，镇压平和暴动及转移到长乐的农军。
  民国19年，张贞驻防漳州，在诏安主持开辟纵贯东西的新式马路中山路，长870米，宽12米，杉桥头至通济桥之间的路段沿街均改建为以三层为主的西式骑楼，民国22年在东关开辟三民路。同时城内的游击府营房也改建为中山公园。
  民国38年张贞去台，任台湾“立法院”军事组召集人和何应钦的国事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63年病故于台北。
  谢松山（1894～1965年），城关人。幼年受业于族亲、秀才谢北垣，后就读家乡丹诏书院。
  曾受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编辑。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谢松山身受其苦，写下近百首《昭南竹枝词》，用“劫后余生”的笔名，连载于《南侨日报》，引起强烈反响。后又编印成册，书名《血海》，再版4次，创南洋出版界售书记录。
  1957年，他应邀参加北京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著有诗集《赤雅轩吟草》。1965年病故。
  后话
  书院，兴贤育才之地。虽说当今教育场所已为各类学校所取代，但书院绝不致因此而不必存在。且不说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即便是漳州的北溪书院，东山的南溟书院、云霄的云山书院等，也都应了时代之需而得以重建，重新焕发时代的和人文的光辉。单是作为谒拜古代先贤之所，它已有了足够的理由被敬重和妥为保留。它原有的建筑格局和管理制度，更是研究和追溯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传播史的重要依据。到了今天，作为讲学的重要所在，它仍可以在诸多领域填补着学校教学的欠缺和不足。
  想当年，丹诏的石屏书院、龙山书社、丹诏书院等的光环，使得周边学子士人纷至沓来。诏安本地，更是涌现了一批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引领了诏安文化的先声，也使得诏安尚武好斗的民风渐趋温和敦厚。时间至此，又是一个好时代，丹诏书院是不是能够值遇再一次的复兴呢？倘若此，丹诏书院志就可以续写下去了。
  （图片由县图书馆提供）
  资料信息：
  （清）本邑知县陈盛韶《重兴丹诏书院碑记》
  （民国）冯春生修，吴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六《艺文上》
  （清）编修丹诏山长杨黼时《丹诏书院记》
  （民国）冯春生修，吴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卷十六《艺文上》
  本文参考书目：
  1、（民国）冯春生修，吴梦沂纂《（民国）诏安县志·上》
  2、《诏安县志（1999年版）》
  3、（清）陳盛绍《詔安縣問俗錄》
  4、网络：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