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刊行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诏安县志·上》，乍看是陈荫祖修、吴名世纂的（读《序言》大约可知志稿是1942年完成的。其时，陈是县长，吴是县图书馆长、地方士绅），其实不然。它是陈荫祖的前三十一任县知事冯春生修，清末贡生、邑内知名学者吴梦沂纂的。此志因有叶观海的“嘉庆志”稿本的资料“可循”，故考证比较翔实，内容也比较丰富，上溯上古，下限民国五年，是一部较好的志书。书定稿后因故未予刊行。个中原故，据熟知内情者说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书虽标为“民国十年修”，实际始于“民国九年”，而延至“民国十一年夏”才完成修正稿。此时，距冯春生卸任时间只有几个月（冯任诏安县知事是民国九年十一月，至民国十一年九月即离任他调），他既忙于移交事务，志书付梓的事自然无暇顾及；二是冯走后，吴梦沂虽有心付梓，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苦于资金匮乏，越数载便仙逝了。因此，志稿只好悬于图书馆，而且一悬竟是17年。
  这17年岁月，正当南北军阀混战和国内外战事频仍时期，诏安地处闽粤交界，兵家必争，县长（县知事）一职都由占领军任命，他们的去留也随军队起落，象滚雪球一样，有的二、三个月，有的一、二年，迨至民国廿八年（1939）陈荫祖接任县长时，足足更迭了30任。在此情况下，当县长的自己的腰包保证揽饱就忙不过来了，谁还去顾及出版县志？尽管在陈来之前，省府曾再三下令各县修志，但时任县长的宛方舟却忙于“跑官上调”，此事只置于脑后。
  陈荫祖来后不久，听说有2位东山在潮汕一带办企业的殷富儒商，获悉《冯志》的《艺文》卷，在录诗93题、197首中，有15题、42首是描写他们故乡东山岛风光的，而且绝大部份是从孤本中遴选出来的，弥属珍贵。便通过关系找到陈荫祖，表示愿意集资承印，书交他们包销。陈碍于体面，开始不大同意；后因收到厚礼，也就答应了。他还因此召开一个有关会议，在会上装腔作势地说，省府三令五申各县修志，诏安好得已走前一步，有前修志稿未印，照理应当马上筹资付梓，但目下抗战事大，实在无暇顾及。谁知天未绝人之路，前日有二东山商人找上门来，愿意出资刊印县志，只要
  求书交他们包销，我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何况东山与诏安原属一县，更是难得！大家看怎么样？——我看此事就这么定了。可是，等他们派人来移接志稿时，陈荫祖却变了脸，说什么这二位商人根本不是人，竟到处散布我陈某暗中收到厚礼才愿意放手，这不是有意的造谣中伤，要毁我前途么？他不容来人分辩，便把他们赶出门去。不仅如此，陈还暗中派人要抓这二位商人，弄得他们远走他乡避祸。（知道内情的人说，这事之所以弄僵了，是由于东山此二商人中不知谁在一次宴席上酒后失言，和盘托出贿赂陈争得印书权的内幕。一时社会上流言四起，都说陈荫祖勾结私商出售书稿，赚了大钱。话传到陈耳朵，他还不变脸才怪！）此后，谁也再懒得去打听此事。
  到1939年冬，日寇陷诏败退以后，虽然日机还不时犯诏轰炸扫射，百姓仍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了。陈荫祖认为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便派人去请吴名世来府议事。当陈提出修志时，吴开始说，目下时局不稳，需要的人手东躲西走，还是以后再说吧！陈却说，时局不稳是暂时的，修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有心，何虑不成？再说，你是县内的知名人士，见识广，文也好，修志非你莫属，万勿推托！吴名世看县长的脸色，知道再说也无效，便说，既然县座这样看重我，我也只好勉其为难了。是不是让我好好思量几日，拿出一个方案来再具体磋商？陈说，我正是这个意思，你好好去想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来！
  大约过了七八天，吴终于与他手下几个贴心幕僚，拟出了一个“快速”的“两全其美”的修志方案和一份县志纂修委员会名单以及县志纂修会职员名单，提交陈荫祖审阅。所谓“快速”的修志方案，就是以民国十年“冯春生修、吴梦沂纂”的《诏安县志》（史称《冯志》）作底本，进行阉割修裁、改头换面。具体是《冯志》的“体例”和内容不变，而将下限时间裁减五年（冯志的下限时间是民国五年，被截至宣统），然后对全志进行一番修修补补，削掉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再塞进一些“见解”之类，如此而已。他的意见，将此经过“阉割修裁”的《冯志》称作《诏安县志·上》，另拟将裁下的五年资料与新采录的资料合并，搞成一册《诏安县志·下》。时间上限起自民国元年，下限截止民国三十年（1911-1941年）。为了掩人耳目，“虚设门面”，方案还拟定保留《冯志》原有的秦炯（康熙年间的诏安县令）序言、叶观海序言和吴梦沂序言，分别改称《旧志序》《叶志序》和《吴志序》，另由陈荫祖和他分别再写二序言，作为《序一》和《序二》，置于《旧志序》的前头。此外，又将《冯志》所列的“监修”“纂修”和“协修”名单以及《凡例》皆和盘托出，置于他所写的《诏安县志例言》的前后。吴名世对陈荫祖说，我想我们这样做，
  既洋洋大观，又有别于《冯志》，呈现更完善更新颖。
  在他拟定的“纂修委员会”和“篡修会职员”的名单中，地方稍有文墨的几个姓氏的魁首，如许姓的许以仁，沈姓的沈淮三，徐姓的徐鹏，李姓的李绍光和黄姓的黄慕周等都充当“委员”，地方文人班子中的所谓一些头面人物都罗列入“职员”。两个班子共36名。以陈荫祖、许以仁（时任县党部书记长）担任纂修委员会正副主任，吴名世与徐鹏、李绍光分别担任“总纂”和“协纂”。
  对于吴名世拟定的方案和名单，陈荫祖当然没有异议，据说还连连拍着吴的肩膀，称赞“还是吴先生行，还是吴先生行！”吴名世领衔带班投入“修志”工作，大约是1940年上半年，直到1942年上半年才完成初稿（《诏安县志·上》的吴名世序言所署时间是“民国三十一年三月”），此时，陈荫祖已离任一年，县长一职早为江连钦接替。陈临走时曾举行一次告别酒会，将他写的《序》交付吴，并公开宣告《诏安县志·上》已完稿，“下”编正在加快扫尾，还一再对不能与诸同仁协力至全册付梓面世表示遗憾。
  江连钦来后，曾召见吴名世、徐鹏等人询问修志事，并索阅已定稿的志稿（上）。到志稿交还时，县府秘书以他个人的意思对吴说，我不知你们的印书款筹划得如何？如果尚未着落，最好去请县座支持一下，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表示，你们看着办吧！惯于官场游艺的吴名世，很快就领会他的话意。第二天，立即办了几件礼品，登门拜访江连钦，恳求“县座赐序一篇，以光编幅”。江氏开始虽然推辞几句，但很快就应允下来，表示“不论写好写孬，我也写一篇给你们补空就是了”。江《序》不过几日就派人送来了，吴立即叫人月誊抄上正，安排为《诏安县志·上》之《序二》收入稿本，但三番二次找江批款，却屡被以“抗战时期，资金奇缺，容当后议”的借口拒绝，一直到江1944年4月调走犹分文未得，只有俟至1948年冬由本县人林师珍接任县长时才挤出一些县财，连同社会订购的书款，勉强将《诏安县志·上》交付县青年印务公司排版，但到最后一卷《艺文·下》印就待装，诏安已告解放，这些书页只好堆于印务公司的壁角。不久，青年印务公司原址改办人民书店，书店职工“不识货”，将《艺文·下》的书页当作废纸，客户来买文具用品，便用它作包纸，七包八包很快就包完了，结果，所有订购县志的客户，包括国内许多图书馆都缺一卷。其他已装订成卷的以后移交县文化馆。至于《诏安县志·下》，据说当年初稿已经完成，但解放后移交档案馆时只见《政权》《人物》二卷的手抄稿和完整的《诏安县志·上》铅印本与手抄本。过后听接近吴名世的人说，《诏安县志·下》的其余卷本只有草稿，未及抄正，真可能在吴逃台时被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