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抗战青年社
  1938-1939年是我县抗日救亡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当时，党外的广大青年的爱国情绪极高，极不满意国民党当局那种消极抗日和对抗日救亡工作采取包而不办的做法。自“服务团”无形停顿后①，大家都迫切需要再有一个团体来组织和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正好县政府有一位年青的秘书龚健其很得县长宛方舟的信任和重用，他虽然是青年党人，但十分拥护抗战，也不满意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的周围还有一批青年朋友，如张源、沈步青、华松年、谢腾飞、沈家瑞、谢再祥、沈耀初、沈锡纯、徐士杰等，都是原“服务团”中重要的无党无派的知识份子，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新的救亡团体。龚健其十分赞成，就以其有利的地位向宛方舟提出，最后终获得批准成立“抗战青年社”，社址设在中山路中段的某处2楼。成员约30多人。
  当时，城区地下党支部的几位支委从“服务团”时代开始，就曾经和上述这一批党外青年合作，参加“服务团”共同进行救亡宣传，关系十分融洽。抗战青年社一开始备筹，党支部即向上级汇报请示，组织同意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并有意通过这个公开的社团来团结更广泛的青年，建立城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上级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城区地下党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则下，先后参加抗青社的有林楠、沈秋生、许沙洛、郑重民、谢家群、沈士超、沈慕秋、林士彬，沈炳文等；同时加入的社会人士和教师有林仲姚、沈达材、沈炳华、沈光、林鸿翥、曾荣华等，阵容甚为壮大，但以我党同志和所联系的群众占大多数，成为该社的基本力量。由于党员觉悟高，组织性强，很得龚健其和张源的重视和信任，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发动城关几间小学和诏安中学的师生在每个星期六、日进行各项抗日宣传，几乎形成制度。救亡的歌声响遍大街小巷，街头演讲、街头剧、活报剧、漫画等应有尽有，取得极好的宣传效果。其次是大力支持出版《抗战青年》（铅印），共3期。支部同志和林仲姚、沈达材、林鸿翥等都写出有关抗战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宣传抗战必胜、投降必亡的救国道理，引起社会的重视。
  抗战青年社一开始就是以地下党为中心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团。它不问党派，只有一个目标：团结抗日。大约经过一年多时间，县国民党的顽固派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逆转，也不容进步社团的存在，首先下令禁止《抗战青年》出版，接着查封青年社。
  《抗战青年》被查禁后，沈达材等又利用县府与国民党县党部的微妙关系，在龚健其的支持下，再度以县府名义编辑出版《诏安县政半月刊》（铅印），除登载政府施政报告及法令外，还有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宣传抗日的时论、政论文章。地下党支部大力支持沈达材办好这份刊物，争取这个刊物朝着有利于抗战和团结的方向发展，同志们都亲自写文章充实其内容。大约出版2～3期，又因沈达材的被捕（其他事引起的）而停刊。
  诏安城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过了极为曲折而艰难的道路，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诏安抗日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注：①服务团，即“诏安县旅外回乡服务团”。它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我县在漳、厦一带入学的学生暑假回乡后所组织的，领导人为张源等。后因不愿并入国民党的县抗敌后援会而自行改散。
  二、巡回歌剧队
  A、正当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之时，随着政治气候的逆转，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了，我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从高潮走向低潮。城关地下党在新的形势下，严密执行党的方针，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人员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不得不稍为收缩。但火种还在，终是会重新燃起的。
  记得是1942年春，诏安县府教育科为了更好开展社会教育，开始组建“巡回歌咏戏剧队”（简称歌剧队）。它的任务是以歌咏和话剧、歌剧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人民（包括学生），更好为抗日救亡出钱出力。它是诞生在抗战中期，国民党反共高潮过后的时刻，填补了沉默未久的我县救亡运动的空白，使诏安（特别是城关）又重新兴起了救亡的歌声和戏剧活动，成为新生的一支开展社会教育的劲旅。
  B、歌剧队设队长、总干事，下面是组长和队员；队长由县教育科长郑启垓兼任，总干事和组长是专职，由沈耀明和我任正副总干事，下设三组：总务组长由我兼任，歌咏组长方夏里（云霄人，曾就读于私立厦门美专），戏剧组长郭肖愚。全队队员约10余人，都来自各小学的现任教师。我回忆得起的有：陈茂成、郑捷先、郑惠贞（女）、涂金添、李玫艳（女）、陈仲填（女）、吴婉贞（女）林崇显、张瑶玉（女）、麦爱珍（女）、林计同、何其贤、俞肇雄等。后来，体制有了变动，在沈耀明和我相继离队后，不再设总干事，改设专职队长，由沈锡纯、林崇德先后接任。
  歌剧队的队址设在中山纪念堂。当时，我在队址的正面墙上写上：“我们的队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这原是延安抗大的校训，国民党的官员们不知是不懂还是糊涂，好几年都未见干预。
  县歌剧队由于有固定经费（日常办公费和专职人员工资由县府直接拨给，遇到演出活动还另行编造预算申请，队员的工资归借调原单位发放）和人员，所以，组织比较健全，做到集中办公，建立签到制度。它是属教育行政的一个单位，不是一般社团。
  C、县歌剧队存在虽只有几年时间，但却做了不少工作。成立时即举行第1次公演，地点在中山纪堂前搭台，演出三幕话剧《生命火花》。以后陆续演出《断雁》、《结婚进行曲》（陈白尘著）、《桃李春风》（老舍著）、《谁先到重庆》（老舍著）、《红心草》和《烟苇港》（独幕）等。当时对演出剧本的选择比较认真，以维护抗战和团结为主轴。记得当年曾拒绝排演陈铨的《野玫瑰》，因为此剧受到当年的话剧界的严正批判，带有十足的投降意识。每次演出都出版油印《演出特刊》。
  该队除在城关公演外，还曾两次下乡巡回，一次是到四都圩，一次是到溪东的山宝雷村。
  除歌咏戏剧工作外，歌剧队还举办过一次巡回木刻展。木刻在抗战救亡的宣传阵地上发挥过极大作用，木刻运动风起涌云，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我用自己的作品与各地木刻友进行交换，因而征集到全国木刻家原板作品200余幅，以拥护抗战、坚持团结带有政论性的内容为主，还有一部分反映民间疾苦的写实的作品。首次在城关队址中山纪念堂展出，过后随队巡回演出送到乡下巡回展出。这也是我县唯一的一次颇具规模的木运。
  此外，我和方夏里、郭肖愚等人还借《青年正报》一个版面，出版过《诗与木刻》专刊，只出2期，流言蜚语甚多，即被报社通知停刊。
  D、我是县歌剧队的一个成员.对该队的性质已在本文开头说过了。这里剩本文就要结束时，再补充几点情况；
  一、当时我地下党城关两个支部都奉命停止组织发展和组织活动，党员都各自谋求职业和结交朋友去了。县歌剧队是一个新生的社团，情况比较单纯，由于地下党员的隐蔽工作做出很好，不曾暴露身份，因此在十几人的队伍中，就潜入了4位党员。他们各自作战，发挥作用，使得该队能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这是历史的真实，也只有等到今天回忆才能如实托出。
  二、该队的成立为当时的诏安剧运带来新的生命力，不论剧本的选择、导演的手法、舞台的设计、灯光的装置以及印发演出说明书等，都吸收国内进步剧团的宝贵经验，使演出时一新耳目，实在是诏安话剧运动的一个新起点。
  三、由于木刻艺术是经鲁迅的提倡和教导而发展起来的，它是最具反映现实、战斗性最强的艺术形式，所以一向成为国民党的禁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该队举办了巡回展览和出版专刊，在诏安来说也是创举，给该队带来无限生气和政治活力，更成为闽南木运的一个里程碑。
  五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长河不停地向前奔流，泥沙俱下，过去的许多事我大多模糊了，最多也只是留下一些淡淡的痕迹，对县歌剧队就是这样，现在只能写下这篇短文，聊做为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纪念，错误之处，尚祈补正。
  编者按：关于抗青社和歌剧队的回忆，是本刊顾问许沙洛先生应约而写的。原属二文。前者是作者依据他写的《诏安县城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回顾》一文节录补充的；后者是作者首次回忆歌剧队的文章，此在诏安抗战史上尚属空白，资料至为宝贵。因其发展脉络和有关人事有共通之处，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作“合二为一”处理，题目也是编者另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