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与林从周先生虽属同县，而且两家距离不远，却素不相识。1934年秋，我和庆和南渡，到砂朥越后，我被聘为尼亚坡振南学校校长。在那里工作了3年，自认为长住小州府不是办法，决意辞去职务到新加坡另寻出路。1938年1月初，在新加坡与林从周先生会面，始知他获厦大教授、当时是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的薜永黍先生的介绍，将赴砂朥越古晋坡（砂邦首府）福建学校当校长。我也于从周先生去古晋坡的第二学期，被他请去帮忙。这是我们俩相识的开始。
  古晋坡的福建学校，创办于1912年以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是福建会馆所办。一切经费由会馆负责。吾乡教育前辈如林兰坡、吴锡康两先生都曾先后受聘为该校校长。校内分设中、小学两部。中学生人数约200名，小学生近500名。我任该校训育主任，及后兼任学校全部行政事务，让从周先生能集中精力办好中学。由于领导有方，师资素质甚佳，且得大家通力合作，一时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使学校得再建1座2层楼房作教室。福建学校虽为闽人所办，但福建学生只占半数，其余则为广、潮、客、琼和越属各小州府的学生。本来，以上各属均有自办学校，如：广、惠、肇之益群学校，潮州之民德中、小学，客属之越光中、小学，琼州之崇本学校，诏安之启智学校及公立之中华学校等。但学生家长却喜欢让其子女入福建学校。福建学校环境甚为清幽，有山有水，修竹茂林，还有小桥二道，既通往来，又增加景色优美。我们这些从外地受聘来校工作的10多位男女教师，就都住在校中宿舍。
  1941年12月中旬学校放年假后，珍珠港的战争爆发了，一时人心惶惶，预感到大祸将至。由于义军进驻学校，我们只得在校旁租屋居住。随后印度兵源源而来，甚至夜间也全市实行灯火管制，以防敌机夜袭，战争气氛甚为浓重，一座热闹的城市顿时象死城一样。
  12月19日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空中出现了15架银色飞机，直向七哩机场飞去。开始我们毫不在意。可是警报响了，飞机飞转回头，并低飞扫射，一时枪声弹声不绝于耳。我们忙抛下饭碗，跑到屋后的树林中贴地伏着。待到警报响了三长声，敌机已去了，但爆炸声还是响个不停，空中冒着阵阵浓烟。原来是慕娘公司的储油库被炸中，库中的煤油桶发生了爆炸。
  我们顾不得弹去身上的泥土，跑到外面一看，只见救伤车正一辆辆地把被炸死、炸伤的人载往医院。这次空袭，约炸死了几十人，伤的就更多，其中，有许多个我们素日相熟的人，就此离开了人间。
  为了躲避敌机的袭击，我们立刻收拾一些日常用品，和涂渺沧老先生一道10多人，于傍晚时分雇了一辆小货车，逃到四英哩外的一个朋友的橡胶园暂住。
  22日晚上，忽闻枪炮声如巨雷，暴雨，响个不停。大家猜想必是敌军来犯，守军进行抵抗。吓得附近的人和许多避难者，成群结队摸黑逃入深林。天亮后，有人来报，敌军已占领全市了。
  过了近半月，地方稍为安静，我们为避免危险，不敢回市区与日军碰面。就转至一位朋友的大橡胶园内，辟地种蔬菜和蕃薯，兼养鸡鸭以维持生活。
  1942年7月3日，敌军首脑前田利为侯爵抵晋观察，翌日即大捕华人领袖50多人，一时人心震栗。从周先生因系古晋筹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之一，据闻亦名列逮捕名单中。致使大家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我们由于隐居山林，敌军鹰犬虽然四处侦缉，尚未被发觉。我劝从周先生暂往海口友人处躲避。谁知10多天后，一班狗腿手终于寻上门来了，通知从周先生到警察署去。
  7月20日前后，我请了一个在（敌）军政府任翻译的“朋友”偕同从周先生前往警署。那位仁兄前一年曾托人介绍其进福建学校中学部任教，被从周先生拒绝，因而怀恨在心。我托他伴从周先生去警署一事，对我大表不满，很有推石下井之意，经我好言相求，才悻悻然应允。
  这是从周先生第一次被日军逮捕经过。
  还算好运，到7月28日所有被捕的人都获释了。当时全市华人闻讯欢声雷动，无论相识与否，都涌到警署外面迎接他们。我与从周先生相见之下，悲喜交集，热泪盈眶。
  随后从周先生被任为福建公会秘书，我则受聘为中华小学第一学校校长（即福建学校前身）。为了职务及生活问题，我们只得搬回市区租屋同居。为退路计，从周先生买地建房，于1943年初房子建成，并饲养数百头鸡鸭，他白天在市区工作，傍晚回郊外自己的茅屋内，协助工人照顾鸡鸭。从周先生还要我辞去原来职务去接替他的职务，让他专心从事饲养鸡鸭和种植。我们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实行逐步退却，以求苟全生命于乱世。
  到了1944年夏天，日寇因占领区常有反日活动，地方上逐渐加强控制，而日寇所豢养的鹰犬，由于派别不同，发生利害冲突，奴才们又因争向各自的主子献媚，不惜捏造事实，互相构陷。因此，使一些无辜的人，遭受池鱼之殃。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宪兵，由几个走狗带路，冲进我们郊外的住所，先在屋内搜查一番。接着，把从周先生带走了。这叫我十分骇怕，真是祸从天降，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进市区一探，才知当天被捕的，还有蔡肃仁、陈水皎、许聪思、宋崇基等先生。还有一个叫张水民的，即前次我请他伴从周先生去警署的那位任翻译的仁兄，此人于日寇登陆时，即投靠日人，担任翻译，作威作福，显赫一时，得罪人甚多，这次被捕入狱，因他是外地人，可能为内地鹰犬所构陷。获此报应，使闻者称快。
  这次被捕的人，都被指为“反日分子”，且有“反日会”的组织，因此，均受极残酷的拷打，严刑逼供，一次不“供认”，再次施刑，各人都被打得体无完肤，不成人形，可是最后还是毫没结果，因为事实是莫须有的罪名。纵被打死，谁也不甘遭此无辜的诬陷。他们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亲属们却在外面为他们担惊害怕，受难者的亲属每两天可以送衣服和食物到宪兵部，苦难的日子，如漫漫黑夜，难盼到尽头！好容易挨了58天。被捕者中，除蔡肃仁先生和那个翻译张水民外，其余的都获自由了，这是从周先生第二次身陷虎口的经过。
  此后，为了避难，以免遭无妄之灾，经过商量，由从周先生偕同林樵兄、黄啸云先生及李先生夫妇，去海边煮盐，我则避到海边一渔村，帮一位族兄做生意，原来的那座茅屋和所养的鸡鸭，交给一位女同事的母子去管理。
  1945年夏天，我的朋友从收音机秘密听到希、墨二魔已战败身死，联军在欧洲大获全胜，南太平洋方面，日寇也节节败退。我们知道，天快亮了，大家暗中奔走相告，欣喜异常。
  在8月16日午后，我正午休，有人喊我：“有个朋友在码头要见你”。我连忙跑到河边码头去看。只见一人头缠花布，黧黑的脸，髭须长垂胸前，着恤衣穿花裤，裤脚卷至膝部，状如马来人。我一时认不出谁，正沉吟间，他先开声叫我，原来是林从周先生。我不由怔住了。我连忙请他到店内冲凉，休息。然后细问他别后情况，以及为何如此打扮？他说，别后他去海口，不久大家都染上疟疾，因无药可医，几乎送命。及病势稍差，日本宪兵部即派人四处找他，要他回市区“工作”。他明了如再回古晋，肯定有死无生。乃和一个同乡工人叫林秋城的，以双桨划小船，沿着海岸来回漂泊白，晚上就睡在沙滩上，幸天热无雨，生活虽苦尚无大碍。至今已3个月了。我与从周先生，边谈边流泪，对于日寇的压迫，实痛心疾首，难以言状。我们正谈间，突然有飞机掠空而过，接着，空中纷纷飘下纸片，如白蝴蝶轻轻翻飞。我叫一个马来朋友拈了一张来看，不禁欢欣雀跃，原来日皇已于8月15日向联军投降了。当下，我立刻叫一个马来人来为从周先生理发剃须，准备着回古晋去。
  澳洲兵来了，砂朥越光复了。我们仍回古晋税屋同居。接着，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主持下，决定恢复古晋中华教育会的活动。并推从周先生为主席。我被选为校务部主任。同时着手筹备复办学校。这时，大家手头的日本军用票已成废纸，经费来源有困难，后来，决定先办义务教育，小学先开办，继办中学。1946年1月初，成立校董会，我们都被选为校董。后来我与朋友合创一人口商行，乃去教从商。从周先生与友人合创一印务公司，于1950年也卸去教育方面责任。1951年在陈庆昌有限公司当经理的陈水皎先生的推荐下，从周先生出任一锯木厂及农场之董事经理。但当时经济周转甚为困难，有时从周先生搞得心力交瘁，寝食不安。至1959年经其股东同意，将锯木厂卖与他人，从周先生分了一笔款，其时他思乡心切，已有赋归之意。后与陈小皎先生合办一养鸡场，经营了二、三年，终于1970年整装北归。
  林从周先生于青年时代受过良好教育，在日寇侵略时，矢志不屈，终于保全大节，其立身处世，刚正不阿，谦恭自持，治事则任劳任怨，有始有终，故人多敬重而乐与之游也。现在本州及联帮的文法议员、国会议员、内阁部长、大法官及工商界巨头，不少人出于先生的门下，可见其造福后辈，建功殊伟。犹记从周先生回国前，曾写诗告别亲友，兹录其一首，一观先生之心迹。其诗云：
  历尽沧桑鬓已丝，豪情消逝志难移。
  云天北望多招引，风雨南侵料可期。
  终老南溟似失算，养生故国应权宜。
  京华文物须瞻仰，尽惜余生候故知。

按：本文系侨居马来西亚砂捞越的我县侨胞沈济宽先生所撰写。除题目及个别无关段落改动外，全文基本保留原作面貌。沈济宽先生与我县归侨林从周先生（1905-1981）系生前好友。二位先生皆是砂捞越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林从周先生于197（）年回国后，曾被推选为我县侨联副主席，福建省侨联委员。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