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1年冬，县召开首届农业生产劳动模范代表会在编印会刊中，我与叶千同志相识，开始共事。数十年的接触，对他的为人、作风略知一二，特直书片断。
  离而不休 纂写文史志稿
  叶千同志于1983年8月离休，本可安度晚年享清福，但他闲不住，先后被聘请编写水产、物资、农业、计量标准、外贸、档案、水土保持等部门志，为此他广征博采，除查阅大量有关文字档案材料、函调原在本县工作的外县市籍技术干部外，还不耻下问，不厌其烦，登门拜访原来主管部门的领导，专业技术干部、老农、老职工及知情者，共约420多人次的口碑资料，写出七部部门志。后为新编《南靖县志》承担编篡《农业》、《林业》、《果茶花卉》三卷志稿，又虚心地走访原来领导、行家、能手、知情者百余人，征求修改稿意见，或补充内容，或查考核实。如他编写水产志、农业志（卷）时，数次登门访我：了解一区区农场（六安示范农场）办场初期情况；询问宝林农场演变至丰田华侨农场及职工报酬概况；让我介绍1975—1977年，丰田农场场员在早稻田养泥鳅、技术传授者，推广地区、面积及效益，这几项口碑资料，分别在《水产志》、《农业志》（卷）有关章节采用，充实内容，填补空白。
  1984年8月，我与他一同参加龙溪地区编人员学习班。12年来，他参与方志编写工作，从纲目拟订、资料收集、编写规范、评稿修改、直到打印校对，他以“小学生”自居，以“求真存实”要求志稿质量，孜孜不倦，共写部门志七部、编纂专业志三卷，共计101万余字。
  为了存史，“抢救”活资料，他还与十几位战友、同事合作组稿，由他执笔写稿，发表在《南靖文史资料》、《南靖党史资料》、《漳州文史资料》、《漳州党史通讯》、《漳州历史人物》（南靖卷）、《闽南日报》、《福建史志》、《福建林业》、《福建烟草》、《福建老干部》、《福建老年报》、等报刊共55篇，内有“回忆录”、“人物春秋”、“忆旧怀逝”、“史事纵横”、“史迹寻踪”、“靖台关系”、“地方名产”共191817字。如他与郭亚黄等同志合写的《锦洋楼迹怀战烈》、《为剿匪而殉职的庄鸿荣》、《归侨庄钖夫为革命殉难经过》、《围歼金门武装匪特》、《新村战地忆突围》、《五区纪行忆沧桑》、《南靖县土地改革运动纪实》、《南靖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等八篇文史资料，动笔前，同游战地，同访当时指挥战斗的首长。我俩一道出发到漳州、漳浦、云霄等市县，专程拜访第六军分区警备团副团长吴扬、一营营长吴健、一营副教导员刘培芝等参加版寮、霞峰、新村战斗的指挥员，查证在霞峰剿匪攻楼战斗中，负重伤被护送到漳州医院抢救的副连长刘玉珍（山东省人、渡江战斗英雄，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漳），我俩还到漳州烈士陵园内逐个坟墓、逐张烈士遗像觅找，可惜没能找到。他还与老郭等同志细查文字档案资料，又找一大批参战的战斗员、民兵、支前民工、区乡干部、游击队员及工作团人员，和掩埋牺牲烈士的“土公”，取得口碑资料，直到宽大释放的土匪及所谓“和谈”代表的自白，我们也没有放过，视为拾遗补缺。仅《围攻锦洋楼，活捉庄烈坤》这篇剿匪故事，就找过知情者80多人。
  他离休13年来，总共纂写文史、党史及方志稿120万余字。同志们见他瘦弱的身体，安步当车走访或上班，莫不劝说几句：“别再劳累，身体要顾，营养要加油。”他总是笑笑地感激说：这回干完了就歇。他常说：“人死留名”。自己是幸存者，回想那些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同事，有的长眠地下，有的过早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建设捐躯殉职，就不会有我们胜利的今天、幸福的日子，我们侥幸活下来的同志，要把牺牲的战友英勇献身的精神，把南征北战的老同志业绩，“抢救”记录整理下来，留传后代，使其英名千古流芳。不然，往事如烟消云散，事过境迁，难以回顾补偿。
  常开“夜车”常串畜舍
  1951年8月7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福建工作组倪松茂（原任省政协副主席）到我县作《关于赴朝慰问的传达报告》。这个报告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英勇抗击美帝侵略者的可歌可泣事迹，以及他在朝鲜战场目睹耳闻的实况，具体生动，鼓舞人心。县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县长陈锐志、与副主席、县委宣传部长王满元给县委宣传部宣传干事李相之和通讯干事叶千一项硬任务，要把这份报告纪录整理付印，发给与会的455位各界代表、小教训练班的每位教师人手一册。
  8日，由他把两场传达报告综合整理，后交由李相之审稿修改，整篇报告26400字，加上附录县第二届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决议，号召全县人民为增产捐献“南靖号”大炮1门的目标而奋斗，领导报告、代表发言、及会议概况，共42400字，要在11日印好装订成册，他俩与排印工人加班加点，采取边整理、边审稿、边排字、边校对、边付印，三个昼夜流水作业，谁也没有合上眼睛睡觉。12日清晨，这本传达报告，如期送到每一位代表和小学教师手中，这是他刚从五区调来县直机关，经受“开夜车”的初次磨炼。
  1953年春，我在六安示范农场和山城区农技站工作，经常与县委派驻六安工作组打交道，并且参加工作组活动，统一布置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工作。叶千与刘水帽同志同驻安美村，试办八一初级农业社。他还兼整理材料汇报。县委互助合作部、县生产救灾办公室的同志常来向他约稿和收集汇报情况。六安乡是县委互助合作重点乡，又是农业技术推广重点乡，各项工作要走在前头。它与国营六安示范农场关系密切，同是试验示范推广的场地。如推广早稻南特号良种，从六安农场示范，八一初级社试验推广到互助组均表现早熟增产。推广早稻集中施肥法现场会，由六安示范农场搞包粪插秧，八一初级社采用“塞兜”、“丢兜”集中施肥，以点带面，普遍取得不同程度增产。叶干为了及时提供情况汇报，白天下村下田找初级社社干、互助组长、老农攀谈生产上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晚上综合材料拟提纲，征求工作组领导及其他同志意见修改补充，整理成书面报告。晚上开夜车，几乎成为习惯。他在县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时，曾有一次为写会议报告，他边写边找资料充实，赶通霄至翌日凌晨，的确受不了，便伏案打盹。因当时下半夜没有供电，改用腊烛。当腊烛烧完，烧到办公桌上写好的稿纸，一夜的心血顿时化为灰烬。他闻烧焦味方醒，只得重新赶写会议报告，连早餐也顾不得吃，赶写至开会前才完稿，及时送给领导作会议报告之用。
  1959年冬，他在《南靖人民报》社受到“反右倾”的不公正待遇，1960年初，调到县畜牧办公室、县畜牧兽医站工作，后下放县畜牧场劳动，又被抽调下乡雁塔大队宣传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从此，在畜牧部门工作20余年，他走过全县137个大队（后改行政村）的猪圈、牛栏，调查集体、社员饲养猪牛禽存栏、出栏、收益情况，不同阶段，干部、社员、饲养员对党的畜牧业方针政策的反映。1962年后，他参加县调查研究建立“三母”（母猪、母牛、母鸭）基地，采取扶持措施，解决因浮夸风、瞎指挥造成集体经营管理不善，种苗不足。实行优惠政策，鼓励社员饲养母猪、母牛、母鸭，大力发展种苗供应，扭转了畜牧业生产下降趋势。这段时间，他与公社畜牧干部走村串户，深入到每间猪舍、牛栏、察看饲养头数、膘情，询问饲养户有关报酬、收益情况。他配合省农业厅畜牧局工作组蹲点溪边大队落实重奖繁殖小牛政策，狠抓耕牛配种、保胎护幼，建立养牛户档案，更新牛群，合理解决使役与繁殖矛盾，提高母牛繁殖率，打破母水牛二年生一胎的旧习惯，实现三年生二胎的高效益。该大队耕牛生产大发展的经验书面介绍，收入1965年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会刊。这篇书面材料就由他执笔整理的。1966年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印发南靖县母牛繁殖基地经验书面材料介绍，也饱含他的心血。
  投笔从戎 经受考验
  岁月流逝，人生匆匆。叶于跨越海峡投奔革命至今，已有四十七个春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宝岛回归祖国怀抱。1946年夏，他到台湾，好不容易找到办事员职业糊口，他耳闻目睹台胞热爱祖国、情怀祖地，而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只知要“五子”（即：金子、房子、女子、车子、面子），不顾台胞疾苦，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农村凋敝，米荒辄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以致爆发1947年“二·二八”起义，反动当局采取大逮捕、大屠杀，搞得宝岛黑天暗地。这件事更使他憎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向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步、民主。从此他开始寻找进步组织或通往游击区的关系。1947年秋，经同学介绍在台湾一家报社当校对。他利用机会，秘密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等进步书刊，获得革命启迪。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而台湾社会上却是行凶盗窃大案接连发生，治安秩序混乱不堪。台币贬值，民不聊生，低薪阶层的公教人员每况愈下。他汇寄回家的月薪，维持不了家庭生活，祖父病故，亲堂帮助收埋；幼弟霍乱没钱医治夭折。他参加报社职工签名要求增薪的行动，竟遭到报社当局的拒绝，甚至威吓要追究为首者，令他十分气愤。而军警宪特横行，白色恐怖笼罩着宝岛。
  1949年初，他秘密读到发表在《星岛日报》上的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当时他并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社论）。这篇文章和其他进步书刊一样，鼓舞他积极寻找秘密关系投奔游击区。当他的同学告诉他：“可以过去！。”他万分高兴，梦寐以求的曙光，即将出现在眼前。
  同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他冒着被搜查的危险，搭上开往汕头的轮船，在茫茫的台湾海峡，经受住惊涛骇浪引起的晕船呕吐的苦楚，终于抵达目的地，接上关系，由向导引路，越过国统区封锁线，安全地进入揭阳南山游击区。4月30日，他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青训班学习。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经过一周的紧张学习，他被分配到政治部资料室刻腊纸，油印新华社电讯资料，把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捷报与消息，迅速传播到所属部队基层和战士。短暂的部队生活，磨炼他的革命意志。也是他从黑暗的旧社会走向光明的新社会的转折点。
  5月间，他被批准回闽南地区工作。叶千再踏上征途，经历夜渡韩江，穿越国统区封锁线，进入树海革命根据地。7月参加中共闽南地委干训班学习，8月被分配到庄鸿荣负责的奎洋工作团工作。迅速投入组织东楼、店美等4个保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宣传，为迎接南下大军解放闽南积极筹粮支前，参与敦促霞峰、上洋自卫队上缴武器投诚等工作。9月下旬，南靖县城解放，第五区公所随后成立。五区地处内山边陲，尚有庄烈坤、李开瑞、庄有钟等几股反动武装拒不缴枪，负隅顽抗，他们勾结漏纲、潜逃的金门武装匪特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妄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
  1950年1月22日，区长庄鸿荣被庄烈坤股匪抓到霞峰。时县委副书记陈锐志正从书洋区公所前往下奎洋，途径枫树坪的三枝岭，即闻庄鸿荣被抓消息，立即赶到清水塘，派叶千赶往下奎洋，查明匪情，组织民兵，发动群众为庄鸿荣报仇。叶千抵达下奎洋证实情况后，一方面向陈锐志汇报，一方面写信给县委书记王成柱，要求派部队营救。当晚，在顶圩召开民兵与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商讨营救庄鸿荣的办法。次晨到庄鸿荣家，安慰其母亲及胞弟。叶千的一系列活动，被匪首庄烈坤视为“眼中钉”，曾派人捎信给其同伙阴谋杀害叶千，后来因信转到一农民手中，把信交给叶千，才免于难。
  县委书记王成柱接到叶千的求援信后，即与警备团研究派出第一营部队前往霞峰围攻庄烈坤匪窝——锦洋楼。叶千坚持在奎洋发动群众，做好军需后勤和为部队带路等工作。直至攻破“锦洋楼”活抓庄列坤。后来，在县城召开公判庄烈坤大会时，叶千发动奎洋的群众前往山城参加公判大会，控诉庄烈坤罪行。叶千投笔从戎，经受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严竣考验。1950年4月7日、11月20日，两次荣获县委、县政府颁发的革命模范干部特等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