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序幕拉开了。这一年我刚七岁，父亲送我到西街三房巷张隆古先生办的私塾念“四书五经”。刚念过《论语》，《中庸》、《孟子》三本书，私塾便停办了，原因是政府为适应抗日形势，通令各地开办国民学校，禁办私塾。我便转到武营中心小学，插读二年级。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了。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晨呼队”，除一年级外，各级男女生都得参加。每天早晨天未亮，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到古井头葛婶店前，用二个铜片买一碗糖粥吃，再到学校集中，然后由老师带队，出校门从西街、府前街，转到北街、麦市街，沿街高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雄壮嘹亮的歌声、满腔的热血激情，驱散人们身上的寒气。晨呼队的后面跟着县长吕思义，吕手持“动葛”（手杖），沿街敲门撞户，喊老百姓起床，几乎天天如此，妇女背地里多叫他“神经县长”。晨呼队最后到兴教广场参加升旗。升旗后回家早餐，餐后再入学上课。
  那时，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内容，就是“防空演习”。学校划定班级疏散地点，“乱钟”一响，师生马上离校跑到指定地点隐蔽防空。我们班原指定隐蔽点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内，数次演习都去那里。农历四月廿五日那天，我们听到县府大钟紧敲声及学校的乱钟，急忙冲出学校后门，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日机，已在礼拜堂方向的上空，我急转身向高厝巷，一口气跑到城边桃仔园（现北市场蔬菜公司），突然听到恐怖刺耳的飞机呼啸声，急忙按演习时老师讲的，俯卧地上，掩耳张口。“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声声震动着大地，也震动着我的身心。我身边有些妇女，紧紧捂着孩子的嘴巴，怕哭声引来飞机，口中叼念着，天公保佑，佛祖保庇，炸弹不要落在这里。好不容易在心惊胆战中挨到飞机走了，警报解除了，才急忙回家，看到家中一切依旧，方能开口说话。这时，街上传开了，炸弹炸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左右，炸死了蔡发祥、蔡恢等数人，死者四肢五脏悬挂树梢、檐口，惨不忍睹。以后钟声一响，我便从高厝巷往北门兜方向跑。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不快，轰炸还要打围找目标，因此，飞机飞到头上立即卧倒地上，飞机一过身，立即拔腿再走，经常走三、四里路到羊寮（今朝阳）、楼仔顶村。
  当时，“防空哨”设在鸡笼山（现气象台），警报器用挂在县府前东侧钟楼上的大铜钟。防空哨一接敌机犯境情报，立即电告敲钟者，敲钟者立即赶到钟楼，登楼撞钟。连续紧接撞钟为敌机入境警报；如慢慢地一声一声则是解除警报。后来，可能因钟楼延缓时间，改用一部金属手摇“警螺”（汽笛）以代替大钟。
  城内居民一听到警报，便急奔城外疏散或躲进防空洞、防空壕。那年七月廿九日（俗为“尾中元”），日机投弹炸在市场（现旧文化馆）东侧防空壕（今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几个人堵死在里边。自此很多人不敢躲入防空洞。
  这一年，日机犯境非常频繁，有时一天要走避数次。学校只好采取疏散上课，我们班到王顶蔡俊德校长家上课，也曾到西门外大树下（现城关粮站）上课。城里居民也改变生活方式，天朦朦亮就吃早餐，太阳未出时就出城躲日机。中午就地野炊，穷困之家午餐只好免了。黄昏后庆幸一天平安过去，才陆续回家。
  县府后衙（现宾馆）几株大榕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曾有乌鸦半夜“反巢”隔日敌机犯境情况，群众将乌鸦当“预警器”。七月上旬，乌鸦夜夜反巢，居民搞得失魂落魄，日夜不宁，既不能安居，更无法乐业。我父亲是手艺工人，他上半辈子有二怕，一怕日本飞机；一怕抓壮丁。警报一响，他面如土色，连跑也跑不动，只好在家宅后龙眼树下挖一条防空壕。在城内、躲防空壕也是担惊受怕，父亲便到城郊附近农村去联系住房，准备搬到农村中去。
  农历九月初六、初七两天，日机连续轰炸县城数处，每次都有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农乡亲友家。家长也不敢让子女去上学。武营中心小学也搬到霞潭村，我们全家搬到罗北考湖村。起初，每天跟着堂兄走三、四里路到霞潭去上学。不多久，学校没学生上课，老师也走了。堂兄到东门他外婆家，我也停学了。
  在考湖村，父亲断了手艺营生，就租了一些土地，我们成了见习农民。见习农民种地比正式农民还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摘绿豆。父亲说，太阳出来一晒，豆英就爆裂，因此，采绿豆就得在大阳出来前。中午，农民都回家休息，父亲要我跟他留在地里锄草，说中午阳光强，锄掉的草不易复苏。我还常跟祖父进城卖蕃薯，两担蕃薯可卖一百多个铜镭，吃一碗“水面”5镭，祖孙吃后，再把家里的肥料挑到农村地里。当地农民说我们生产的作物不比他们少。但我的学业却荒废了。一九四〇年空袭减少了，祖父母先回家，不久，全家回城。学校复课了，我也复学。
  吕思义县长走了，学校不再搞晨呼了。但小学生还得接受军训。军训很正规，每个学生要做一套黑布中山装，黑学生帽，束腰皮带，高年级同学要打绑腿。女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利用劳作课，中年级每人做一把木大刀，油漆后系上红布带。高年级每人做一支木驳壳枪。西街顶陈克昌先生任学校军事训练教官。体育老师教舞大刀，陈教官教步兵操，教打野战。有一次，高年级同学到野外操演野战，曾鼎同学被土制手榴弹炸得血流满脸，用担架抬回校。
  武营中心小学不少老师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文明戏”（话剧），绘宣传抗日画。蔡俊德、郑秀贞夫妇、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张淡月、许其和等老师，还有校外的柯汉扬、蔡维汉、邱珍五等先生组织的“抗敌剧团”，经常下乡演“文明戏”宣传抗日，高年级不少同学跟着剧团下乡，充当配角或跑龙套。有一次，我和戴壬癸同学被曾敏英老师叫上台凑个群众角色。兴教广场的戏台原是露天的，为了演文明戏宜传抗日，县政府拨款盖瓦顶大戏台，连带左右两大房间，演戏时作化妆室、休息室。平时则作我们的教室。
  抗战时期，我们小学生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当民众夜校的小先生。我被分配在县府内县堂（现历史博物馆）识字班当先生，还有同班女同学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晚餐后，手提小油灯挨家挨户叫学员上学，学员多是中青年妇女。
  小学生参加的会竟多不胜数。全县在兴教广场开“一元献机抗日”大会，我们全校都去参加，有些同学在家长支持下，上台献金戒指、银圆，有各界人士、妇女上台献首饰、钞票，我们在台下鼓掌、唱抗日歌曲。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幼儿园后大路边），我们同学每人献几个铜镭放在碑基底下。每星期一是“纪念周”例会，我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列队到兴教广场唱抗日歌曲，听县长训话。
  当时的老师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每个同学分到一份礼物，有糖果、饼干，还有一节果蔗。蔡校长手拿甘蔗问大家：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甘蔗。校长笑着说：不，这是用来打日本飞机的高射炮……。在五年级时，学校举办美术展览，老师要求学生画有抗日内容的图画。我和王乾三、叶集锋，从学校图书室借来很多张“日寇暴行图”，我们每人临摹了好几张参加展览，老师还表扬我们。
  后来，敌机侵犯骚扰减少了，社会上涌起抓汉奸、抓壮丁潮流。老师告诉我们，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学生要协助政府抓汉奸，随时随地注意可疑的人。社会上也传得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肃奸成为一个新运动，文明戏演“抓汉奸”，街头标语、漫画也都是肃奸内容的。有一次，兴教广场演“文明戏”，归侨，修脚踏车的乌番师傅，客串扮汉奸黄秋岳，“黄犯”五花大绑，背插斩标，身后左右站立两名持枪法警。“黄犯”用潮曲清唱通敌叛国的罪状，由城关民乐演奏手们伴奏。曲完执行枪决，“啪”一声，“黄犯”从台上栽下台来，观众人心大快，“消灭汉奸”，“枪毙卖国贼”！喊声响彻云霄。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要枪决“资敌犯”胡百虎，大家丢下课本跑到街上观看。
  社会上到处在抽壮丁，按规定，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缓役，但有钱人尽管兄弟多，可以用钱雇壮丁，当官的怕中签的壮丁逃跑，保内壮丁抓阄，一中签马上像犯人一样被缚起来押关在联保办事处（后改乡镇公所），家属三餐去送饭。接兵部队一期接着一期来接收。接兵部队在城关一些祠堂设“新兵招待所”，实是关壮丁的牢狱。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父兄被抓丁，家无劳力，不得不失学。当兵上前线抗击日寇，原是国民应尽义务，理应踊跃应征，为何要用绳子缚，铁丝捆，发现逃跑，不是当场击毙，就抓回活活打死？那一年署假，武菅中心小学被接兵部队“借”去关壮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路过窗下，突然听见内边惨叫声，便停足往内窥视，见二个壮丁赤裸身子被按在石板上，当官的指挥其他壮丁逐个用扁挑轮打，终于打得不叫不动了。我家隔巷刘祠堂，也是关壮丁的地方，经常在半夜听见惨叫声，天刚亮就可看见荷枪的士兵，押着壮丁抬着裹草席的尸体出城去。还有一次，关在兴教寺的壮丁，集体逃跑，当官的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十余人，横尸榕树下。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更觉得当壮丁的可怕。
  国民党政府只管抽壮丁，不管壮丁家里生活如何，妻孥子女死活如何，壮丁抓到“招待所”，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受毒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往上送时，每人牢牢捆缚，还用铁丝扎成一串，拉屎撒尿还要挨枪托、皮鞭毒打。用这种手段抓来的兵怎能打仗，怎能不跑呢？当然，自愿去当兵的人也有。我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未到16岁去“卖壮丁”（顶替他人入伍，价钱约2至3担花生油）。六年级一位姓洪的同学，顶替其胞兄入伍，未经什么训练就被押送到安徽，补入前线部队，参加九华山会战，队伍打散了，他靠着这小学文化知识，孤身千里跑回漳浦，考上漳浦中学。1944年，政府派人到学校招募“远征军”，说是要到缅甸、印度参加盟军抗日，还招“华安军”等，学校不少同学报名参加。只有这样当兵才免受“新兵招待所”虐待，且受光荣欢送。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潮汕地区被日本侵占，大批难民逃到闽南，来漳浦的为数更多。不久，全县突然发生瘟疫（霍乱），死亡数千人。我们班里同学就死了三男一女，这可以说是间接死于战乱。
  上了初中不久，形势又趋紧张，二、三年级同学疏散到石榴崎溪一带上课，我们一年级则是上早，晚课，每人自备一盏小油灯，每天两头摸黑去上学，好在此况时间不长。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忽传占据厦门的日军数百名，从海澄港尾登陆向漳浦而来。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居民纷纷离家疏散出城，学校也宣布停课，学生随家庭疏散。我们与邻居几户疏散到罗山大埔村。那一夜，约11点钟，突然来了一股“追击”日寇的国军七十五师，有数名“便衣”会说本地话。把我们几家驱赶集中在一间房屋内，抢去了我们很多东西。“便衣”又叫十几个妇女帮他们把抓来的鸡鸭宰剥烧煮。天亮了他们要走了，我问其中一人：你们追日本怎么追到这里？那人说，我们是从文周岭过来的。我明白了，日寇流窜是走佛昙、赤湖、旧镇、城关的大路，国军是走湖西、赤土、万安、文周岭、罗北弯弯曲曲山路，这条路线距大路约二、三十华里。完全可避免与日军遭遇。
  日军窜入城内抓去一些老百姓当挑夫，即离城往盘陀方向而去。次日我们回家，听说日军过盘陀时被盟军飞机炸死一些人马。挑夫有的乘机选出日军魔掌，回了家，有的被日军打死，有的被盟国飞机炸死。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战乱是何等可怕可悲可恨，和平是何等可贵。要得到和平，国家就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否则落后就要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