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清朝闭关锁国，看不到世界的进步。虽然中医药曾长期为祖国人民的保健立下宏功伟绩，並曾居于世界医学的前列，但封建时代医药大都是民间事业，政府不大支持，自然难以普及以致疾病丛生，瘟疫流行。血吸虫病、鼠疫、霍乱在漳浦曾给人民以严重的死亡威胁，虐疾、天花等的流行也曾是漳浦人民的重大疾患。
  一、漳浦西医药始自源梁医院
  英国基督教在漳浦县城成立“浦邑堂会”，並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新路尾礼拜堂边建屋设立源梁医院，为漳州协和医院的分院，是漳浦有西医药的开始。首任院长白格非，医师均英国人。初设门诊，药品器械不多，而医生都有专长，内科由贺雅谷硕士任主任，南任源任医师，外科由马士敦博士任主任，满约翰任医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甘霖天主教堂拘禁人民，引起仇教排洋事件，“仙拳会”于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入城烧毁源梁医院，外籍医生回国。事后英教会又派英籍德人医生（女性、学士）来任
  院长，兼妇婴科医师，钟宝宁任外科医师。自民国廿二年（1933年）以后，外籍医师回国，院长、医师都由中国人担任，历任院长林成章、叶士明。
  源梁医院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招收第一批学徒八人（陈化龙、何水来、许明造、蓝世彰、杨允立、叶金水、叶天赐、吴斯文）开始，以后又陆续培养了不少学徒，这些人成为漳浦早期的西医药人才。
  由于西医药具有用药简便，疗效迅速的优点，其内外科手术也是“华陀再世”只是一句空话的当时中医所不及，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当时漳浦一带虐疾流行，人民为此病魔所折磨，源梁医院推销英国哮丸牌奎宁丸及各种成药，药到病除。英国人既赚了钱，又赢得信誉。
  二、漳浦早期的民间西医
  旧中国医药缺乏，偏僻地方人们知识闭塞，给医生以发财的机会。有一些普通药物，用不了多少本钱，一经医生之手，便要向病者索取可观的医药费。如“头烧额热”阿斯比林一服见效，这种现在普通的药物，几分钱就可以买到的，当时的患者有时得付出一元以上。当时接生都靠民间接生婆，由于剪脐带的剪刀没有消毒，婴儿患“七日风”（破伤风）而死是常见的事。而一般人只有遇到难产才急忙去请助产医生，每次接生得花大洋一二十元，相当于几百斤稻谷的代价。在当时政府没有医疗设施的情况下，民间医生是有好收入而且对保健事业有贡献的。就如种牛痘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只要划破皮肤接上疫苗就可以，牛痘苗可以免费供应，但当时请医生种牛痘都要郑重其事地玩弄一点花样，在臂上刮四目相对的四个“珠”，医生还要一连几天来“巡珠”，这样种一次“珠”也要花几块钱。这是一本万利的行当，而且稍有常识就可以做，因而一些不合格的医生及並无文化的“先生妈”提着藤囊到乡村招揽生意，虽然收费过份一些，对预防天花蔓延也起一定作用。
  民国时期在漳浦各乡镇行医的西医为数不少，最多的是城关，其次是佛昙。单城关就先后有林成章、吴素秋、王元惠、陈辑、吴乃青、何孝飞、蔡良泽、黄碧秀、黄秀锦、张秋芬等十余人开私人诊所或个人行医。佛昙镇早期有杨允立，后来有蓝义方及台湾人张光敦、林仲杰、张士衡等。赤湖先后有张光杨、张秋世（均台湾人）、陈国宾等人行医。马坪有许芳耀、吴庆年（均台湾人）等人行医。旧镇有蔡泽民、许锡安等人行医，官浔有李其昌等人行医，杜浔有庄海等人行医。这些医生，不乏医术精明，为群众所信赖者。也有些民间医生只有普通医学常识，滥竽充数。庸医误人之事常有发生。
  三、解放前的公办医疗机构
  民国廿五年（1936年）在城关街仔前设施医所。民国廿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日在詹厝潭高东溪祠设立戒烟医院，设有医师一人，护士三人，病床40张，院长由浙江淳安人朱汤铭担任。强制那些吸毒（鸦片）成的烟民入院戒除和护理。当年十月，施医所与戒烟医院合并，改为县卫生院，首任院长黄致祥（莆田人），继任者有吴青炉（龙岭人）、林应增（莆田人）、郑祖辉（晋江人）、叶士明（本县人）、郑春池（漳州人）等。县卫生院为卫生行政和医疗事业机构。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各区设立分院。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因药品缺乏，进行裁员，撤销石榴、官浔、旧镇、佛昙四个卫生分院，改由县卫生院组织医疗卫生防疫巡回队，于四月间出发象牙、长横、官浔、前坪、佛昙五乡（镇）巡回治疗。
  漳浦县卫生院设备简陋，虽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发给医疗补助费三十万元作为充实检验室技术设备及购置器械之用，但那时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三十万元法币不过等于现在人民币几百元，杯水车薪，何济于事？人员也因经费问题一再裁减，至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人民政府接收卫生院时，只有院长一人，医师一人，护士一人，助产士一人，药剂生一人，化验员一人，环境卫生员一人，公共护士一人，会计、办事员各一人，勤杂二人，共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