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1842），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腐败政府——满清皇朝的大门，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漳州也有了鸦片烟馆公开营业。国民党统治时期，鸦片烟祸愈烈，众多吸毒成瘾的烟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因吸毒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吸毒而道德沦丧，流为盗贼；在苦难的旧社会，烟毒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建国初期，共产党、人民政府进行了清毒运动，将肆虐百年、历经两代的鸦片祸害肃清了。现在就个人的见闻及对知情老人的访问，将漳州百年烟祸综合记述，既不完整、亦恐多有错误。
  （一）清末民初烟馆公开经营
  漳州自清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就有几家经营鸦片烟馆，供人吸食。起初是那些达官贵人、官宦士绅、富家子弟，手捧鸦片枪，躺在烟榻上吸毒，不久，贩夫走卒、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也逐渐入馆吸毒了。
  当时，鸦片烟馆公开营业，门前进入者不少。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政出多门，于是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已遍及城乡了。
  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有二十多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分布在打锡巷、东桥亭、下营、龙眼营、上坂、新府路、双门顶，还有东门马公庙、南门竹巷下、西门西街、北门糖市等街区。
  烟馆的特点是各家门前都挂一竹帘，上写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帜，烟馆里面烟味浓郁灯光荧荧、抽吸之声籁籁，烟鬼们吞云吐雾、个个有飘飘欲仙之态。
  各家烟馆，大体上在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一般可供五、六人，小榻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杆、茶具等。
  烟枪是用甘蔗套上竹筒所制，配上烟嘴、烟斗即成。当时有两句形容烟枪的顺口溜说：“甘蔗入竹广（筒），吸了才会爽”（闽南方言）。上层社会私家使用的烟枪，那就比较考究、精致，例如有用象牙或玉石镶成，烟盘用宣枝嵌花，铜质的烟灯灯台，清水玻璃灯罩。富人士绅人家，一般备有二、三套烟具，以备招待客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对鸦片“寓禁于征”，鸦片烟馆则“挂羊头卖狗肉”，改头换面，一夜之间，所有“鸦片馆”可以变成“戒烟所”了。
  据熟悉经营烟馆的某老人告诉笔者，他说：鸦片烟馆这种行业，生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俗话说“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鸦片生意利润较丰，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一方面。民国时期，政令多受，朝令夕改是常事，令人很难捉摸，从整个时期来说，公开经营，是民国十二年（1923）张毅统治漳州那一阵子，到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所谓“禁烟查缉处”，鸦片税额招商承包；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改为“寓禁于征”，这期间大半都是在躲躲闪闪或半掩门的情况下经营的。公开经营鸦片铺既是非法的，那么就有风险，稍有不慎便会财本无归，得罪了官长，还有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再说“婆婆”、“奶奶”多，谁都不能得罪，特别是做为靠山的“菩萨”，逢年过节、初一、十五都必须“烧香、上供”。此外，还有警察，侦探、流氓、地痞之流，都必须应付，否则，经营鸦片者就别想过得安稳的日子。这些反映，则道出了旧社会鸦片毒在漳州漫延的内幕了。
  （二）鸦片的贩卖和走私
  清末民初，漳州最大的顶盘鸦片经营者之一是“烈昌北溪馆”，原是经营纸馆，因鸦片利润高而兼营，址在马坪街（今延安南路门牌55号，该处现为漳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专门经营云南鸦片烟土，批发给二、三盘烟商，每两大洋（银元）二元左右，二、三盘烟商在经过掺杂之后，零售每叶（鸦片膏除了盒庄外、零售就用竹叶包裹，每叶重约一钱）售价小洋二、三角（抗日战争期间每叶涨至一元左右），质量较好的铜盒庄“福寿膏”每盒约一两，售价三元上下，半两庄二元左右。设灯供吸的三盘商烟膏零售每钱五、六角。不过，鸦片价格并不统一，时有变动。
  民国二十三年间（1934），国民党政府为了搜括“剿匪”经费，在全国实行鸦片“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叫做“特货”，归商人承包，闽南经销“特货”的专权，由厦门人叶清和（厦门著名的“鸦片大王”）经营的“鹭通公司”包揽，叶清和能够承包经营“特货”权，靠的是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关系。当时“鹭通公司”设于厦门升平路惠通巷门牌7号，漳州的鸦片大部份由鹭通公司倾销，该公司后来扩大为“裕闽公司”，并在闽南各县遍设所谓“代理处”。其时，漳州地区的龙溪县代理处为“龙通公司”，由缉私队长亚才代理；海澄县为“德通公司”，由高仰山任经理；南靖县是“靖通公司”，由张德辉任经理。
  此外，厦门地区还有“协和行”（址在厦门镇邦路），“源兴行”（址在厦门开元路），“五丰公司”和“神州药房”（址在鼓浪屿）也分别通过走私渠道及销售网络在漳州一带进行销售活动。
  除了上述厦门这几家鸦片公司外，还有日本台湾浪人“十八大哥”首领林滚派人专门包运鸦片来漳，广东潮汕也有贩卖鸦片的走水（水客）走私来漳贩售。与此同时，在漳州西北部、长泰县岩溪、平和县九峰等地农民还种植罂粟（鸦片原果），长泰匪首叶文龙不但组织一批人种罂粟，还就地炼制鸦片。这些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厦门和广东的潮汕相继沦陷，但鸦片的来源与销售仍畅通无阻。日寇在厦门设立“福裕鸦片公司”，由日本浪人开设的“金合成船务公司”，用两艘“交通船”往返漳厦之间，他们勾结漳州的不法分子载运鸦片毒品到石码（今龙海市），以套取内地的粮食和副食品资敌。
  鸦片的贩卖，除了那些烟馆，特货公司批另兼营外，尚有许许多多个体私贩，如马公庙“鸦片福仔”，公爷街美仔（女性）、县后斑井、新桥头阿南、圆圈边广和隆老纪等多人，他们不开设门市而私下出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鸦片的销售与吸毒不如以前那么公开，但私下运销与吸毒仍然不断。当时漳州最大的毒贩是李春辉，此人操纵着漳州地区大部份的鸦片交易，他活动十分隐蔽，从不直接出面，而漳州所有鸦片毒品的行销，基本都是通过其手下的地下网络进行交易的。据过去有一家报纸披露，在漳州一带曾经发生过利用死婴走私鸦片，他们将死婴内脏挖出，藏入鸦片，用小被包好，以逃避检查。可见烟贩们唯利是图，手段极端残忍恶劣。
  （三）民国时期的“禁政”
  民国时期是怎样进行禁烟的？
  辛亥革命（1911）漳州光复后，当时的漳州参议员会设立各局、课，其中民事局特别设置“禁烟”一职，由吴松亭负责。虽有机构和议事，但因积习难改，实际上工作并无开展，不久，该机构也随着政局变动而解散。
  民国七年（1918），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推行新政，高喊禁烟，革除陋习等口号，但事实上在所辖的二十一县中，创设所谓“田亩捐”，又名“义捐”，实即鸦片捐，当时漳州有些农民曾为不种鸦片而捐款甚重不能交纳，推派代表进谒陈炯明陈情请予减轻，陈炯明却答说：“我们所征的是田亩捐，种植鸦片可听其自由，但捐款不能减”。这说明陈炯明只要收田亩捐，种鸦片也可以，而吸毒更有何妨！
  军阀张毅自民国十二年（1923）起统治漳州的几年间，他废除原有禁令，允许烟馆公开营业，一时间，旧新烟馆遍布市内各角落，其时张正天为防务局长，于正税之外勒收烟（鸦片）捐，田亩捐（烟苗），为了勒收田亩捐，公开的胁迫农民种植罂粟，如有违抗便遭残杀。当时，漳州一群爱国青年组织“震中学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该组织青年卜益友出面请除“三害”，即烟（鸦片）、赌（赌博）、花（妓女）三害，其后卜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枪杀。
  民国十四年（1925）漳州成立了“漳属禁烟办事处”，以漳州人陈兆龙（又名彬侯，系同盟会漳州第一任会长）为主任，张寿河为禁烟总检查，陈、张二人颇有抱负，也想做一点有益大众的事，但因政局不稳，加上地方恶势力顽抗阻挠，有令难行，禁而不止。
  民国十七年，张贞（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入漳，在驻漳的数年间（1928—1933），表面上三令五申要肃毒禁烟，可是田亩捐（种植鸦片捐）也是他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项目，何况他那些旅、团长中也有几个瘾君子，对于禁烟一事，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由泛滥下去，彼此皆大欢喜。
  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禁烟查缉处”，以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规定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当时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本人就是一个吸大烟享受腐化的典型官僚，所谓禁烟只是自我标榜，而实际却是公开买卖鸦片，以招商承包鸦片税。这期间漳州也随之以征代禁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福建省主席改由十九路军的蒋光鼐担任，蒋又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漳州也同时设置“禁烟督察员”，但刚成立不久，十九路军进行闽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改为四个省，即闽海省、兴泉省、龙漳省、延建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禁烟一事谁也顾不上，这又给予毒贩子以可乘之机，买卖鸦片和吸毒没有人过问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政府对鸦片实行“寓禁于征”的公卖政策，通过“公卖”征收重税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勘乱”经费。事实上“寓禁于征”只是巧立名目，从鸦片收取更高税额，在“禁政”之中变个手法罢了。不久，陈仪、刘建绪相继主闽，“禁烟”调子唱得高一些，就漳州的情况看，表面上政令是严加禁止，但是烟毒泛滥之势不减，只是不象以前那么公开而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党提出对鸦片“六年禁绝计划”，而且把每年的“六月三日”定为戒烟节说的颇为冠冕堂皇，但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实际做起来却另外一回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间，在南靖曾发生一起鸦片“贼抢贼”的丑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福建上膏局龙岩分局，有一批“川土”鸦片，计十一箱三百多斤，伪装成包裹邮件，从龙岩运到南靖水潮，然后由省保安团派一军官率士兵八人押运，准备运往漳州出售，事被南靖金山人吴昂成（时任汀漳师管区连长，因请假回龙山）获悉，认为发财机会到了，便纠集亲信十多人，到龙山、雁竹两乡交界处地名“九丛松柏”地方埋伏，当运鸦片的帆船抵达该处，吴指挥同伙鸣枪喊话，命令交出鸦片，吴抢劫得手后，把这批鸦片分别运往和溪、华安、漳州等地销赃。事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电令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查，但这是明摆的“贼抢贼”丑事，谁也不愿出头损角，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综观国民党统治中国三十几年间，对鸦片烟毒口头上说禁，而实际上国民党内的官员和军队却始终在自由抽吸，甚至他们还利用查缉鸦片、征收鸦片捐税从中牟取钱财。由此，鸦片烟毒也是不断地在各地运销和任人抽吸。笔者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实：
  1949年秋，国民党刘汝明第八兵团，被解放军追击，撤逃至漳州一带，其一四三师王守谦部驻守南靖山城时，军心惶惶不安，而这个师所部三个团长都是老烟枪，公然躺在民宅（他们占住民居）横榻上吸食鸦片，此时此地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忘鸦片，悠然自得在大庭广众中吞云吐雾。（四）吸食鸦片的祸害
  “鸦片”，漳州人俗称“阿片”，也叫“阿芙蓉”，又称“洋药”，是一种棕黑色的膏状物，含有吗啡成份，偶而少量服用，具有镇痛、止咳、止泻等药效，若长期服用，不但成瘾，且祸害极大。
  染上鸦片烟瘾的人，由于长期吸食而发生慢性中毒，身体形状逐渐变化，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嶙峋、眼神呆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走起路来，趿着鞋子，有气无力；倘遇烟瘾犯时，更是呻吟不绝，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呵欠连连，鼻涕流淌，形同鬼魅，有些严重的即躺在床上或地上打滚，叫苦连天。
  在旧社会，起初抽吸鸦片的，多是一些官宦、士绅、巨富、商贾，他们把抽吸鸦片当作消遣解闷的手段、寻欢作乐的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市井小民、劳动苦力者吸用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才染上这弊害。如当苦力的拉黄包车，抬轿子，搬运工人⋯⋯，他们由于劳动强度大，超时劳作（一天连续劳作十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温饱不易，身体孱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不得不在劳动之余，吸上几口鸦片，以振作精神，继续劳作。然而抽吸鸦片者，一旦成瘾，不吸就无法干活，于是越吸身体越坏，体力越下降，生活变得越困苦。另方面，在旧社会医疗条件很差，医疗费用昂贵情况下，有些人因生病，以鸦片作麻醉、镇痛为药用，这对一般的胃病、肚子疼、腹泻等小病，也起了治标的疗效。不过从表面上似乎也能镇痛治病，但只要吸了几次，其骨子里就要中毒，成了瘾则非吸不可了。在旧社会里，有不少官僚豪绅、富商巨贾和公子哥儿，因吸食鸦片，把钱财化成缭绕的烟雾，结果家破人亡；也有一些穷人因染上烟毒而终生潦倒，行乞街头，抛尸田野。因此，凡有识之士，则视鸦片为猛兽、为魔鬼，深恶痛绝。漳州民间对鸦片的危害曾流传以下绝句：“此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另有付对联也以形象化语言无情的揭露了鸦片烟毒的祸害：
  “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动！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舍，不见烟火冲天。”
  （五）瘾君子族的众生相
  瘾君子一族，人数不少，形形色色，情况各异，笔者就漳州地区选出几个嗜烟如命的人物，介绍于下：
  瘾君子一：曹本章，是满清政府最后一任的龙溪县太爷，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先是逃离漳州，洪宪中又返回漳州任汀漳龙道尹。是一把“老枪”，鸦片烟瘾很深，他一贯躺在烟榻之上办公，边抽吸鸦片，边听师爷陈述案情，除了必须对外应酬外，几乎整天不离烟榻，如果因奉召晋见上司，便偷偷备上烟丸，作为烟瘾犯时吞服，以免当场露馅。
  瘾君子二：叶宾，清末民初漳州最负盛名的中医，精于医学，素有一剂知，二剂已起人沉疴。他早年当师爷时便染上烟瘾，弃政从医后，未能戒掉恶习，因而生活散慢，每日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后才起床，过瘾后约十点左右开诊，日限十人，其余时间不管候诊病家情形如何，病症是否危急，病家怎么恳求，概不过问，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医术高明，医德不佳。
  瘾君子三：榜舍，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人，祖上为士宦人家，其后代名叫阿榜；原先家庭富裕，人们称他为“榜舍“。他抽吸鸦片成瘾后，每吸一口鸦片喷烟后，就喝杯浓茶并配食专门特制的“红龟粿”。吸了鸦片必然要好吃懒作，他后来闹穷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迫于无奈，只好蒸制红龟粿沿街叫卖。曾几何时，阿榜还是个有钱哥儿，人们尊称他“榜舍”，后来人们鄙视他叫“榜舍龟”。
  瘾君子四：黄锥，原是南乡农民，后入城在塔仔脚码头当搬运工，早年染上吸毒恶习，后因无钱过烟瘾，竟将亲生骨肉十二岁的女儿卖给人家为童养媳。在当时，象黄锥这样因吸毒而逼死老婆、卖儿卖女的事，是时有发生的。
  瘾君子五：老猴，原名尤振祥，家住芳华南路，据说祖辈是龙溪县东隅地保。满清时代，地保之职原属世袭，民国时期，此例废除，他没能沿袭地保之职，却把鸦片烟瘾遗袭下来。父母亡故后，他单身一人，由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平日只备有一对红烛，一包鞭炮，探得某家、某户或某商店有红白喜丧事，如结婚、寿诞、开张等喜庆，便登门虚作贺仪，索取红包；或遇某家办、丧事，趁其出殡途中虚设路祭，假事吊丧，以获得祭仪。偶尔某家因养猪丢失或儿童走失，老猴为了挣点钱度日，他被雇手持一面纸招，敲打铜锣、沿街喊叫招回失物或孩子。从而人们给他绰号为“叫大哮”，这就是抽大烟的懒汉尤振祥穷苦潦倒的下场。
  瘾君子六：王顺和，下井街人，其父在南门经营五谷行，家教无方，平日任他吸食鸦片和进出妓女馆。其父死后，家财很快被挥霍荡尽。因常年抽吸鸦片，烟毒太深，全身瘦骨嶙峋，精神萎靡，不能从事劳动，平日趿着一双破鞋，或到旅社客栈，或入厕所寻找别人丢下的烟屁股以度瘾。人们常说，抽了鸦片，人变为鬼，王顺和就是这样变的。
  （六）百年烟毒，三个月肃清
  建国后，共产党、人民政府鉴于鸦片不仅是毒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毒品，而且也是沾污中国人一百余年的民族耻辱，必须坚决肃清。1951年前后，漳州已经发现了不少的吸毒者，并先先后后抓了不少的鸦片烟贩，收缴几千两毒品，但由于当时尚无完整的政策措施和周密的工作步骤，只是断断续续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尚未能彻底禁绝。
  1952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清毒工作做为中心工作来抓，全党全民一齐动手，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运动月，要求全面彻底地肃清鸦片烟毒。1952年秋，龙溪地区（即今漳州市）依据福建省委关于开展清毒运动的政策和要求，即成立龙溪地区清毒办公室专门机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摸底后，确定以平和、龙溪和漳州（即今芗城区）三县市作为全区的清毒重点，其他各县也要配合进行。
  平和县是种植罂粟的产区，漳州和石码（今龙海市）两地是毒贩的中转站和吸毒者较多的地方。当时作重点是对的。实际上漳州与石码也早已作了准备，等待命令立即行动。
  八月二十四晚十二点，全区各县同时行动，一举将所有大小毒贩和抽吸鸦片的烟民逮捕、集中。平和、漳州两地收缴鸦片烟膏一千多两，烟灯、烟枪一百多付，集中烟民二百多人，抓到毒贩三十多人，战果辉煌。
  随后，各县（市）清毒宣传大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既教育了广大群众，又迫使漏网的毒犯主动地进行坦白交待。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消灭了毒品销售的社会基础，并将居住于漳州的二百多烟民，全部集中到旧龙溪地方法院（即今南昌路芗城区文明办所在地，此前，吸毒者也集中一部份在公园边经历巷“安息日会”教堂内）。依照上级规定，对集中的烟民进行清毒教育，交待清毒政策，采取自我教育形式，由烟民们自诉抽吸鸦片的危害，经过一个月的集中，以强迫戒烟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在大部分人有一定悔悟情况下，经过严肃地办理“约法三章”的手续后，才放他们回家恢复正常生活。据以后观察，这些人都能改掉劣习，分别在各个行业从事正当职业和积极劳动着，其中如著名西医陈志纲，在彻底戒除毒瘾后，被选为人民代民，还当上了“漳州工人疗养院”院长。原来是个烟毒很深瘾君子的老猴（尤振祥），接受教育并戒除烟瘾后，肩挑竹筐，做着收购废品的生意，生活有保障，还成了家，精神风貌全变了，他自己编了几句顺口溜自娱：“老猴戒烟翻了身，鸡毛肉骨担上肩，三顿吃饱有酒饮，闲时看戏看绍兴（即越剧）；旧底（即过去）吸食鸦片苦，现在成家也娶媒（娶老婆）”。形象地诉说了戒烟后的幸福生活。
  严禁鸦片是顺人心、合民意的大好事，清毒工作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漳州经过三个月的清毒，彻底清除了肆虐百年、祸害漳州人民的鸦片烟毒。为了铲除毒根，警戒后人，龙溪地区暨漳州市依照清毒政策规定，于1952年9月15日在漳州召开公审大会，分别情况处理了一批贩毒分子，将大毒犯李春辉执行处决，漳州广和隆店主老纪判徒刑四年送苏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安置在漳州饮食公司工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彻底解决了这项历史重任，洗刷了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耻辱，全部肃清了肆虐百年，毒害漳州人民的鸦片烟毒。
  注：
  ①参阅《南靖文史资料》第九辑陈奇芳写《一桩骇人听闻的鸦片抢劫案》。
  ②参阅《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庄德秀写《回忆漳州地区的清毒运动》。

注： ①参阅《南靖文史资料》第九辑陈奇芳写《一桩骇人听闻的鸦片抢劫案》。 ②参阅《漳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庄德秀写《回忆漳州地区的清毒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