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明崇祯元年（1628年），应旅日的漳泉海商、船主的邀情，泉州高僧觉海率弟子了然、觉意赴日，在长崎岩原乡与紫山建造了福济寺（初俗称泉州寺，后俗称漳州寺）。福济寺与崇福寺（福州寺）、兴福寺（南京寺）在日本颇负声望，统称“唐三大寺”。
  福济寺的创建是明代漳泉对日交通贸易的产物。
  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特别是严禁与日本通商。即使隆庆局部开放“海禁”后，也依然“特严禁贩倭奴”。但是，漳州沿海商民却“率多潜往”。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二月，朝鲜国王李恒派遣使臣解送因往日本贸易而被台风飘至鲜朝的“人犯”六百一十二人，到辽东，这批人“悉漳泉人”。——仅被台风飘至朝鲜的人数就如此众多，当年漳州对日交通贸易的频繁可想而知！这种趋势于万历间继续发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说：“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发引文，驾驶乌船，称往福宁卸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钻硝等货潜去倭国，但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广高等处籴买粮食，径从大海入倭。”万历三十年（1602年），漳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发起把长崎稻佐乡净土宗的悟真寺改为华人的菩提寺，并经官方允许，将三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华人的坟地。由此可判断此时旅日的漳州人为数不少。明季，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和华侨中，形成了四个地方性派别：三江帮、漳泉帮、福州帮和广州帮，“当时海外贸易的各方面，广东系统的商人略输于漳泉人”。长崎的历任唐通事也多数是漳泉人，如福济寺的最大施主陈冲一系龙溪县人，曾任唐通事，其子孙世世代代依例被任命为唐通事。福济寺正是为了适应旅日的漳泉海商、华人的需要而创建的；它的创建，又成为了明代漳泉对日交通贸易的历史见证。
  福济寺的宗教内容，也与漳泉对日交通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供奉天妃（妈祖）、关帝、观世音菩萨和土地神等，但以供奉天妃为主。寺内分别设有供奉上述神灵的青莲堂，，是一座佛、道、民间宗教信仰合一的寺庙。众所周知，天妃是宋朝以来我国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沿海人民所尊奉的海神，以供奉天妃为主，显然是为了祈求这个美丽而善良的护航女神保佑漳泉商船安全航行，平安往来。供奉关帝，除了为着祈求这个勇武而富有义气的协天大帝保佑平安与发财外，更是为了通过这种宗教信仰促进身居异国的华人（以地方性而言，指漳泉人）团结一致，相互扶助。供奉观音菩萨、土地神，也是为着商人、船主和华侨的平安与发财的切身利益。福济寺除平日的参禅课诵外，其宗教活动主要有：
  （1）审查赴日的漳泉商舶所供奉的神象。凡进入长崎的漳泉商舶，都要持该船所供奉的神象到福济寺，由住持、职僧慎重其事地“委细吟味”，认真审查后，供奉于寺内；返航时，又由寺内请回船上供奉。“请进”、“请出”，都由职僧诵经，举行一定仪式。为什么船上的神象得由寺院的住持或职僧审查呢？据说，因为天主教所信奉的圣母玛丽亚的神象与天妃的神象形象相似。当时，长崎的华侨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约束：得搞清非天主教徒身份后方准贸易。对天主教的抵制，适应了当时日本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政策，而这又符合当时旅日的海商、船主和华侨的切身利益。
  （2）每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天妃生日的祭礼，正月十三日举行关帝生日之祭礼。此外，观音忌、释迦牟尼诞日、上元、清明、盂兰盆会、下元等中国民间节日和宗教活动日子，也要祭礼。
  （3）为死于长崎的漳泉人举行葬礼仪式。寺内还设有“仙人堂”（祠堂），安放与该寺关系密切的施主的牌位。而大施主一般都是大海商、船主和有名望的华侨。
  福济寺屡经修缮、扩建，规模宏伟壮观，富有民族特色。寺内还珍藏大量的历史文物。然于1945年毁于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