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兴化府莆田县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翰林庶吉士，后为道御史。他不畏威势，直言敢谏，以累章弹劾亲贵权臣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恶行，“直声震天下”，被誉为“有清御史第一人”。[1] 苦学自奋 志在谏官 清咸丰五年（1855），江春霖生于梅阳（今涵江萩芦镇）书香之家。祖辈儒生，父林希濂为清同治朝举人。春霖少时聪颖超常，操行纯朴诚实，气度英拔。后进郡城兴安书院读书，齑粥自给，励志力学，三年未尝回家。尝作《言志对》，以主客对话形式阐发居官志节，借以警戒老辈。[2]自白为官，若内朝则欲为谏官，外朝则欲为县令。当谏官的用意是：“天下事之不系职司者，惟宰相行之，而谏官言之。宰相知无不为，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吾儒志在天下，不为谏官将安为？”欲为县令，是因为“县令为民父母，不得其人，民受其殃。窃谓国势之盛衰，系乎民心之向背；民心之向背，视乎县令之贤否。仆之愿为县令，为民即为国，为一方亦即为天下也”。[3] 春霖又对当谏官、县令的志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曰：“士君子见用于时，其居言路也，有去就，争之荐矣。争之，其言不用，官可去，身可舍，而公论是非必不可泯（灭），遑暇计及取忌乎？虽县令之职，不获乎上，民不得治，然亦内存爱民之心，外不失事上之礼而已。若夫逢职容悦以媚上台，忘生平之所守，沽不虞之虚誉，亦所不屑为也。”“居官皆存所志，天下安往而不治哉！”长辈闻之，无不视为大器。[4] 江春霖所对，既是一名少年书生对老辈的忠告，自己心志的表白，亦是其入仕后忠实践行的居官宗旨。他成为一代名御史，绝非偶然。 江春霖弱冠之年，补为府学生员。苦学自奋，六应岁试，五冠其曹[5]，深得历届学使赏识。 清光绪十七年（1891），江春霖乡试中举。二十年，应会试。考试中外出便溺间，试卷被人恶意用指沾墨涂污，墨壶亦不翼而飞，于是急于修补污卷，终以末名险登进士第。后光绪帝破格钦点为庶吉士，进入清要之地翰林院。春霖郡府进学列在案末，乡试中末名学人，钦点庶吉士亦居殿位，故莆阳士林称之“三殿军”，视为荣幸。[6] 三年后，江春霖庶吉士结业，授翰林检讨。春霖在翰苑，关注时局，常与同僚谈论时事，倾吐胸臆，曰：“志不在美官，得为御史，尽言责，素愿足矣。”[7]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起义，春霖南归，二年后归朝。历任武英殿篡修、国史馆协修、国史馆协修撰处行走等职。 时朝廷下令考选御史，正是江春霖心仪之职。朝中权臣忌惮春霖入选，暗中嘱考试官黜落之。春霖素以书法瘦硬著称，京师皆知，考试官尤易辨认。江春霖为防万一，于试前数月便练习悬腕书字，尽改本来笔色。发榜名列第一名，记名御史，权臣相顾失色。有人笑问春霖曰：“公为正人，亦为伪耶？”春霖笑曰：“吾欲达吾目的，不得不小施骗术。且字体虽变，字则吾所作也，何伪之有！”[8] 指佞触邪 不避威权 清光绪三十年（1904），江春霖补江南道监察御史。[9]不久，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等道监察御史。 江春霖在都察院任上，忠实履行监察御史职能，指佞触邪，纠弊绳违，参劾不避威权，论事无所回避。六年间上疏近七十件，涉及时政要务、国计民生、朝廷吏治等，为国担忧，为民解困。 江春霖首先论劾本院长官、都御史陆宝忠“久冒烟禁，不宜为台长。”词甚切直，闻者无不震惊，不过是其小试牛刀，初露锋芒而已。 治国之道，在于得人。江春霖十分关注朝廷吏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他针对“改革官制，廓清积弊”的谕旨，疏列现行官制之弊，包括兼差（兼职过多）、偏枯（俸禄不均）、迁调（迁调无据）、保举（荐举不严）、分发（分配宽松）、冗滥（冗员充斥）、考察（考核草率）、名例（罚例过宽）、仪注（拘礼虚应）、习俗（吏风腐化）等十二大项，痛言冗滥之害，指出：“去病治其本，除弊必究其端。”（《改官制敬陈管见疏》）[10]力求从源头上消除官制之弊。 江春霖更为关注都察院的改制。他先后八疏，专题对改革御史制度的重要方面提出建议，驳斥削弱御史官职能，追求权利，堵塞言路的错误倾向。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上《拟科道员缺不宜议裁疏》，指出，“都察院为风纪所系，中外百官之耳目。己则不廉，何以禁人之贪；己则不俭，何以禁人之奢？”翌月，上《奏请修改都察院章程疏》，列举阻塞言路五条弊病，防止摒弃鲠直之士而不用，奔竞权势，树立党援，方正不容，谄谀竞进不止的局面。同日所上《奏议御史升转科道，不宜由都御史拟定正陪片》，提出防止御史台堂官擅权、情面请托用人之弊；《奏请御史俸满，勿拘旧例截取片》，提请对秩满御史，不宜拘泥于旧例一律外调，以维持御史台敢言之气。一个月后，再上《奏请提议修改都察院新章疏》，列举六条修改意见，包括给事中不宜拟定正陪；河南道不宜改为公署；具文（向上呈文）不宜轻易删除；各御史不宜分任责成；研究所不宜由堂调查；清流品不宜仍分满、汉等。旨在抑制御史台堂官擅权谋利，不惜损害御史台公正执言的行为，真正做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江春霖在御史台，关注民生疾苦，为民请命。多次上疏揭露多处官府，勾结豪强，欺掠小民恶行。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上疏参劾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今属江西吉安）官员贪横相护，诬良为匪，纵兵杀人案，拟请缓征旧欠，核减票钱，惩贪安民。三十三年八月，疏请敕令闽浙总督勘察福州南台大火灾，提议重建店房时，务各宽留街道，设立砖墙，避免延烧之患。九月，奏请禁止山东典铺奸商，贿官霸市，违例取息，任意盘剥行为。 清光绪三十八年（1912）八月，参劾广西屯田管带（军官）袁明，霸占民田，诬民为匪，非刑斃命与强奸民女等恶行，提请按律惩办殃民的营官兵勇，稍遂民意。同时参劾驻广西武宣峒岭墟营勇，纵淫肆掠，骚扰地方行径，提请追究凶手，按以军法，以保护民生，严肃军政。 江春霖在御史台，还连年三疏为莆田民众请命。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奏劾莆田县田赋不均，详报失实，提请敕令闽浙总督彻究参办，以戒将来，并对贫富赋负不均，量为增减。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再次奏参莆田县官吏，玩视民瘼，违抗诏旨行为，限期清理田赋，提请谕饬闽浙总督将钱粮定价，出示勒碑，永禁加派；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鉴于莆田田赋不均一案久拖不决，三年未得回复，江春霖认为，朝廷若不将共同作弊之官吏参办，不足以儆刁玩而保孱（弱）良。遂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上疏奏劾莆田县官吏通同作弊田赋行径。愤然指出，“一事如此，万事可知；一邑如此，天下可知。”提请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谕旨饬将通同作弊之官吏先行参办，一面遴员署补县缺，限期清理，毋许藉词推诿。不独莆田一方生灵免受积弊，亦有助于带动全国整饬姑息从事的腐败吏风。江春霖对此案一经过问，紧追不放，务求成效，反映其昂扬斗志与务实作风。 参劾亲臣 直声大震 江春霖在御史台，最引人注目之举，是对朝廷亲贵枢臣袁世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戴洵、戴涛二郡王的参劾。由于三疏均言人所不言，由此“直声震天下“。 光绪末年，国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清廷不得不以“预备立宪”安抚人心，稳定政局。时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的北洋军阀袁世凯，与清廷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朋比为奸，揽权纳贿，结党营私，势倾人主。江春霖察其奸迹，每比之于曹操，认为袁氏权宠太盛，遗忧君国。袁氏生日时，厚赏寿物，恩礼逾常，大小臣工，献颂贡谀，登门拜寿者以百千计，庆亲王奕劻去爵署名为祝。江春霖自感备位谏垣，不能沉默。毅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上《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列款论劾袁氏交通亲贵、把持台谏、引进私属、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指卖国外交）、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骄子、远庇同宗等权势太重的十二条事实。 江春霖指出，自古权奸窃弄，始未尝不以忠顺结主知，洎乎威名日盛，疑忌交乘，骑虎既已难下，跋扈遂至不臣。吉利之所在，势之所趋，而一时衔恩进款之士，又相与翼佐而拥戴之。圣人所为，谨防其渐也。 江御史疏曰：“臣何敢遽指世凯为奸邪，第（但）就臣列款观之，其心即使无他，而其迹要难共谅。历考史第（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其以权宠太盛，灭族破家者，何可胜道（难以尽言），则不独为国家计，宜少截抑（抵制），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道也。臣起家寒素，既绝党援，并无恩怨，只以时局阽危（面临危险），恐致焦头烂额之伤，不得不献曲突徙薪之策。昔东汉二袁四世三公，一败涂地。国既不振，家亦遂亡，以彼例此，尤为至近。缕缕血诚，无任激切。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时袁世凯权势熏灼，人皆莫敢触及。独江春霖批鳞捋须，斥邪论奸，袁世凯亦为之震慑，以至上朝相遇，避身而过。该疏被留中不报，江春霖本拟再上，因逢孝钦皇后（即慈禧太后）寿诞而暂罢手。 一个月后，光绪帝病逝。宣统帝溥仪即位，年仅三岁，由父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袁世凯被解除兵权。针对政权更迭，政局未稳形势，江春霖连上三疏，进言：摄政王重受顾命，尤必大政亲裁，以防事权旁落之渐，谨防小人甘言谀色（《论庆亲王奉旨世袭罔替，覃恩过优疏》。指出，袁世凯现虽去位，而各部长官，省直大吏尚多其党。提请召复勋旧大臣，布置要地，以资坐镇，以防万一不虞生变。 江春霖直言效国，却被视为“乱聪明语”。他以近来都察院人员，为国谏言者少，而受贿请托、变乱是非者多的事实，反驳摄政王“臣等不可乱聪明”谕旨，进言摄政不可“为乱聪明者所乱”，并提请起用因言事被革职的监察御史赵启霖。 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江春霖疏请防止奸党借国际外交，挟制起用袁世凯。翌年二月，再次上疏提请，利用吏部进呈大臣京察之机，罢黜袁世凯的党羽，奉天巡抚出使大臣唐绍仪、学部侍郎严修，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苏松太道蔡乃煌、江西巡抚冯汝骙、安徽巡抚朱家宝等。以上建议无不是维护政局稳定无虞的对策。 疏劾亲王 誉满天下 载沣摄政监国后，用郡王载洵、载涛分别掌管工部、海军与禁卫。时贿赂公行，奔竞求进者门庭若市。江春霖深知这些夤缘干进者，不过是因事权所在，欲求富贵而已，以致朝野民间议论纷纷。春霖风闻，叹息不已。于是披肝沥胆，疏劾载洵、载涛二郡王。 江春霖援引古时皇族掌权，因宠骄失教而失败的事例，指出，载洵、载涛二王“见近利而忘远害”，虽未到重蹈覆辙，慎终于始，要在防微杜渐。疏曰：“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于何寄？监国岁未及周，物议沸腾，至于所极，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天下，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恳请摄政王“召诫二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庶息众谤，顾全大局”。（《劾洵、涛二贝勒疏》）摄政王载沣与洵、涛二王，均为光绪帝之弟。江春霖出于爱君效国之志，不顾“语涉离间”之嫌，直言论劾，尽显其愚忠与戆直。疏入，留中不报。春霖对人曰：“清室存亡，在此一疏。关捩（折）不转，无可为矣！”心不由己为之痛哭流涕。 半年之后，江春霖上疏论劾清廷首要，庆亲王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非）人”，更是以直声震天下。 庆亲王奕劻是清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首脑人物，多年来与袁世凯狼狈为奸，乱政害国。江春霖尝上八疏，论劾奕劻父子及袁世凯。宣统之初，又疏谏摄政王，对奕劻赐恩过优，提请严防事权旁落，视之为南宋奸臣史弥远一类邪佞，但均未见采纳。宣统二年（1910）一月，江春霖针对清廷内外交困危局，不避冒渎，再论其奸。 江疏尖锐指出：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非人，非特简忠良，严杜滥进，不足挽危局而赞大猷。先帝（光绪）时，军机大臣袁世凯，交结其为靠山，排斥异己，遍树私人，包藏祸心。袁世凯被罢职后，其党仍然盘踞要位。疏中列举江苏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系其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系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系其旧部；直隶总督陈夔龙系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系载振之干儿；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汝骙等，均经由袁世凯牵引而依附奕劻。 江春霖针对军机大臣空缺，尖锐指出：“枢臣名有五人，实仍一人揽而已。若我皇上监国摄政王，复听奕劻荐引私人，或误用老迈庸儒者充数伴食，大局之坏，何堪设想！”疏曰：“枢臣贤否，实为治乱攸关，远大孰有过于是者？缄口不言，抚衷滋疚（扪心痛甚），敢恳圣明，揽天下才，极一时选，不论官防崇卑，是否现任，破格擢用，俾效赞襄。欲建非常之业，必用非常之人，固未尝拘于成例也。” 江春霖此疏，直论庆亲王奕劻之失，词及十数名朝廷重臣与封疆大臣，词锋尖锐，事实确凿，震动政坛，誉满天下。认为其参劾袁世凯、庆亲王及载洵、载涛二郡王三疏，“尤为古今有数文字，且与有清宗社之存亡，有密切重大之关系。”“有清三百年间，谏官奏疏殆未有如君言之切直者”。 直言死谏 一身正气 江春霖疏劾庆亲王，并涉及十名朝廷重臣与封疆大臣，意就事关国家治乱的重大用人问题，指陈得失，以挽救挽局。不意疏上却被指为“牵涉琐事，罗织多人，荒诞不经”之“诬妄”。令就其中所参陈夔龙、朱纶二事明白回奏。 江春霖接旨后，当即凭实据理予以回奏。他巧妙地以谕旨单令明白奏陈、朱二事，反证所劾其他“八款皆实”，借以反驳“诬妄”之指。并举当年九月疏劾袁世凯与载振结拜弟兄，而时任军机大臣的奕劻与袁世凯，竟不敢论辩，证明对其事所论不虚。又以道光十六年（1836）皇帝关于不追究所谓“浮言”，以免言者顾虑畏缩，致使民生疾苦、吏治废弛之情不能上闻的圣谕为据，表明自己职在风闻言事，遵循祖训，有闻即应入告；面对人言籍籍，不容畏缩顾虑，不以上闻。其回奏有理有据，理直气壮。 朝廷却以势压人，强辞夺理，指责江春霖复奏“皆属毫无确据，恣意牵扯，谬妄已极。两次所奏，实属莠言（恶语）乱政，有妨大局。亲贵重臣，固不应任意诋诬，即内外大臣，名誉所关，亦不当轻于污蔑。似此信口雌黄，意在沽名，实不称言官之职。江春霖著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江春霖被解除御史之职，令其回翰林史馆任职。 命下，御史台哗然。都御史张英麟率全台同官，合疏请求江春霖留任。御史胡思敬上疏责问曰：“言官参劾亲贵，小事则曰琐事，大事则曰非小臣所应言，至竟必何事乃许其奏邪？又，亲贵被参，不待查办而罪言官，此后亲贵如有不职，究应奏参与否，应请旨明曰宣示。”给事中陈田、御史赵炳麟，亦奏请收回成命。 基于群情激愤，更因江春霖所论事实确凿，本人又清正廉洁。一月十九日上谕：”昨据御史江春霖奏参庆亲王奕劻，并明白回奏各摺，牵涉琐事，罗织多人，以毫无确据之言，肆意诬蔑，殊属有妨大局，本应予重惩。姑念该御史平日戆直，尚无劣迹，是以从宽，只令其回原衙门行走。朝廷于用舍大权，斟酌至当，毫无容心（奉承，宽容之心）。兹据陈田、赵炳麟、胡思敬等奏请，收回成命，暂予优容留任效用之处，著无庸议。钦此。” 江春霖坦然受命，遂回词馆。同僚前往慰问，春霖曰：“吾自为言官，则置此身于度外。若稍有身家利害，何敢批龙麟、捋虎须，以一身冒万险，而不知悔耶？”他深知清廷腐败不堪，气数将尽，事已不可为，遂称疾乞请归养。诏曰可。同官竞相前往慰问，春霖胸怀旷达，殊不以得失介怀，但叹息曰：“吾廷试居三甲末，蒙先帝特达之知，拔置翰林，备员谏垣，竭知尽忠，久已置此身于度外。丁末，戊申（光绪三十四、三十五年）之际，奏劾奕劻、袁世凯之疏，先后八上，自问骨鲠可任，不负此官，恩旨放归，复何所憾！” 江春霖离京前，诸同年饯于松筠庵。席间，春霖慷慨对孙雄表曰：“吾辈当以古人相期许，目前悲欢离合，不足计也。”他平生最佩服是诸葛亮、包拯、海瑞三人。常谓：“武侯（诸葛亮）论事以数（术数、博弈），余则以理；孝肃（包拯）无子，脱然无累，又值（宋）仁宗明睿，故临事锐而无梗（锋锐而无阻）；忠介（海瑞）历仕三朝，有言必听。余则适际时屯（时势艰难），亦不惜身以曲全大局耳！” 御史台同仁聚金二千两赠行，春霖一概不收，作《辞同台馈赆诗》感谢。诗曰：“同僚款洽别应难，盛饯躬逢况长官。归去已无三尺献，兴来且尽一杯欢。也知在宋金为赆，尚记过曹璧返盘。闽海舟车今已便，还乡莫作远行看。”又作《解言职乞归养亲留别都中知己诗》三章，书怀示志。其一曰：“朱云汲黯昔称贤，戆直羞将誉并延。葵藿有心空向日，蒭荛无力可回天。放归田里原应尔，得返蓬瀛岂偶然？宫锦旧袍菜子服，雷霆雨露总矜全。”又曰：“一别家山又九年，俸余只剩买书钱。久无甘旨供堂上，惟有平安报客边。班列神仙知不贱，老来母子料应怜。他时圣主如垂问，为道之推已隐绵。”一时文学之士，竞相和诗。 江春霖离京之际，京都人士于湖广会馆集会欢送，与会者至万人之上，一睹江御史风采。出都门时，送行者倾城而出。人们见其归装，仅敝衣数袭，书箱几箧，以及朝衫外，别无他物，更加敬佩其居官清正。 江春霖南归途经上海时，上海十四个团体集会欢迎，与会者五千余人。抵莆时，郡人于府学明伦堂集会，热烈欢迎江御史，与会者逾万人。人称自明翰林黄仲昭因谏拜杖，辞官归里，莆人在此集会欢迎之后，将及三百年，于今得再现之。各地送迎之盛况，充分表明广大民众对江御史直言死谏，一身浩然正气的敬佩与赞扬。 热心公益 赤诚为民 江春霖归莆后，贫居梅阳深山，清心守志。尝自题园门联曰：“园小庚子山，栽花犹幸有余地；世无曹孟德（喻奸贼），种菜何须更闭门。”可见其心志。 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翌年一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二月，清宣统帝下诏退位。历经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就此结束。尝为清廷臣子的江春霖，百感交集，登高望阙，泣叹曰：“早知有今日矣！” 江春霖自此蓄发道装，每日从事花竹农圃、树艺果蔬，亲自灌溉。暇时则临水登山为诗歌，以荡涤心志。朋友请求序跋，姓名之上必书“梅阳山人”四字冠之，隐寓不复出山之志。清廷尝授官福建宣慰使，不受；闽都督府延请聘为顾问，不赴。 江春霖虽然退居山林，但凡有利于社会民众公益事，总是知无不为，为不遗力。则义不容辞，热心扶助。时梧塘海堤崩溃，淹民田数万亩，郡守以身殉职。莆之父老集资修堤，请春霖主持其事。春霖以事关民命，慨然许诺。为文祷于江神，誓不以丝毫自肥。精心筹划，日夜施工，仅两个月便竣工，所费仅五千金。仅为乾隆时溃堤，官帑修治靡费数十万金之百分之一，乡民大欢。并相继主持修筑江口九里洋水渠、镇前海堤、梧塘沟尾堤（韩坝），募建涵江哆头陡门、南埕海堤，及林尾等处七座石桥。韩坝工程使七万亩田地受益。还募建萩芦溪大桥，方便南北交通，乡民特建“御史亭”志功。江春霖以其名德感动乡里，凡狱讼械斗，往往得其，一言而仇恨立解。春霖以另外一方式为民请命，报效社会，实现其素志。 福建镇抚使岑春煊，为江春霖请功。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笼络人心，通过岑抚电邀江春霖出山。电文有“直声素著，乡望尤孚”、“投袂解纷，片言弥乱”、“忠信笃敬，素裕平时”、“勉事拊循，以成克终之美”，乃至“资我矜式”等语，极尽慕名求材之意。江春霖守志不移，托书岑抚予以坚辞。书曰：“春霖正当伏处山林，避贤者路，虽使无益于时，无闻于后，犹庶几存廉退之节。若以友朋怂恿，轻身而出，适以取路人之嗤点也！” 当年八月，袁世凯又借江春霖主持韩坝工程，造福农民之功，授予四等嘉禾勋章。春霖笑曰：“道人无须此也！”致书水利局长许世英请予代辞，书曰：“古诗有云：‘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乞执事据情代呈大总统察鉴，务恳收回策令，俾春霖优游林下，娱待老亲，以终天年，则受赐多矣，分外一毫，更无希冀。”春霖有诗曰：“伏波志本在功名，钟鼎豪华淡宦情。当世纵云泥可掘，此生早与水同盟。一家饱暖心何忍，四海安危梦尚萦。虫臂鼠肝随付与，不堪再误是苍生。。”（《独坐有感》）又撰联曰：“富贵何求，任老子遨游山水；升平有待，看少年整顿乾坤。”抒发心迹，寄希望于未来。 民国七年（1918）一月，江春霖因病逝世于梅阳故里，终年六十四岁。京、沪、福、厦、泉、莆与台湾等地，皆集会追悼，祭文、挽诗、挽联如雪纷至，缅怀一代名御史。各界公祭的祭文称赞春霖，“气节可以重河岳，文章可以泣鬼神，年不及七十，而寿于万世；官不过五品，而荣于五侯。” 故友孙雄挽联曰：“神奸不去，大厦将倾，七疏掬忠奸，鼎镬如饴期救国；一棺附身，万事都已，千秋钦直节，君亲不负是完人。”林纾挽联曰：“一万里与予长相忆，二百年监官无此人。”清廷末帝溥仪，亦委派帝师陈宝琛送挽联：“七上弹章，惟有故臣悲故国；十年归养，即堪贤母哭斯儿。”寄托对一代名御史功德的钦敬之心，与哀悼之情。 江春霖一生，立志自奋，艰苦卓绝。自词馆至谏垣至归山，“气节可以重河岳，文章可以泣鬼神，年不及七十，而寿于万世；官不过五品，而荣于五侯。”（《公祭祭文》）不仅以直言敢谏名世，又以高德清风感人。 江春霖尽忠效国，直言不讳，触邪斥奸，无所避忌，不顾蒙受斥责、罢黜、治罪，“不惜身以曲全大局”，为国为民，尽言官之责，而无悔无怨。效国之心，昭昭可鉴。其弹劾权贵之疏，被誉为“古今有数文字”。为光绪、宣统以来“谏官第一人”。 江春霖赤诚为民。早年立志，为民、为国、为天下。“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即使归田，仍怀深厚的爱民情结，对民众公益事业，知无不为，不遗余力。 江春霖清廉守志。居官清正廉洁，生活清贫。居住宣武城南，出入无车，每上奏章，半夜雇车入宿朝房，风雪无阻。邮传部尚书陈璧，为人贪鄙，甚畏言路，欲为其置妾，又赠骡车，皆辞不受。食则自煮笋干配粥。平时外官来朝，例送礼金，悉予谢绝。回莆时辞却同僚巨额赠银，而自己卖书充当路费。他虽然“十年薄宦更无余”，但坚辞外任知府，“不望于原品公费之外，更增一秩，餐赐一金。”（《辞截取知府呈》）春霖作《咏水仙》自况，诗云：“雪貌冰姿冷不禁，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可谓其人格之写照。 莆阳可谓御史之乡。江春霖故友、史家陈衍，主篡《福建通志》时，叹莆阳人物之盛，直言敢谏者相踵。光绪朝以江春霖“赫赫在人耳目，一时至以‘前彭（鹏）后江’并称，抑山川之尊严气、义气，独钟于兹邑邪！”江春霖不愧为莆阳御史的一面旗帜。 江春霖著述颇丰。其后裔曾于民国十六年（1927）刊行《江杏村侍御奏议》，陈衍序。今有《江春霖集》三卷（马来西亚兴安会馆编印）行世，含奏议、文集、诗集各一卷，为江御史著述总集成。 注 [1][6][7][8]幼石《江梅阳侍御轶事》（台湾兴安会馆编印《福建兴化文献》）。 [2]孙雄《江春霖墓表》，载卢金城《江春霖御史奏稿简注》（厦门大学出版社）。 [3]卢金城《青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厦门大学出版社《江春霖御史奏稿简注》）。 [4]林纾《江春霖墓志铭》（《奏稿简注》）。 [5]张琴《莆田县志》（民国）称“六冠其曹”。从林纾《墓志铭》。 [9]有传记把江春霖考选御史与正式授职混为一谈。实际是光绪二十八年考选，考后告假在莆，三十年正式授江南道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