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柯维骐，字奇纯，号希斋，莆田县人。明代著名历史学家，以巨著《宋史新编》闻名于世。 辞官力学 授徒著述 明弘治十年（1497），柯维骐生于仕宦世家。高祖柯潜，为宪宗朝翰林掌院，官至国子祭酒。父柯英，进士出身，官至徽州（今属安徽）知府。维骐幼时灵颖，传承家学，“思远而志宏，识高而才敏”。[1]弱冠领乡荐，明嘉靖二年（1523）登进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 时朝政腐败，局势不安。柯维骐无意出仕，未领牒就任便引疾告假归莆。朝廷规定，京官告假逾三年者一律罢职，柯维骐因超过期限而被除名。邑人黄巩曾因疏谏明武宗南巡，被罢职为民，家居多年，赠诗慰曰：“李泌名方起，休文病转萦（缠绕）。望乡愁思减，去国宦情轻。江净孤帆影，天寒落叶声。乌山深筑室，坐养寸丹成。”维骐自此杜门谢客，摒弃名利，专心读书，学问益进。从学者先后达四百余人，诲人不倦。翰林修编、东宫少詹事黄佐，誉称其为“柯氏鸿儒”。[2] 柯维骐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倾心著述，以“明道著书”为己任。他有感于学者学风轻浮，好走捷径，苦于厚积，以流行时说掩饰学问之浅陋，作《左铭》、《右铭》，启迪学者。又作《讲义》二卷，教育学者，以辨心术、端趣向为实志，以存敬畏、密操履为实功，最终以治理天下为实用，倡导务实的学风。他谆谆告诫为学的要领，在于一个“诚”字，心与理一致是诚，言与行一致是诚，终与始一致是诚。[3]对于论人，维骐认为：“求道德之士于三代之下，必欲如古圣贤，难矣。但能忠信廉洁，以礼义为进退，以名节自砥励，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虽无功业、文章，不足为病；根本一丧，即富贵、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4] 柯维骐又将讲学中与生徒答问、辨析心学[5]、讲释经传的内容，厘为《心解》、《学解》、《经解》上下卷，《传解》、《史解》六卷，多为先儒所未阐发。[6]他授学、著述并行，相辅相成，成就可观，名闻闽邦，人称“希斋先生”。 深思发愤 新修宋史 柯维骐早年告假之时，尝研读司马迁《史记》，与晋、唐名儒对《史记》的诠注，发现所谓《索隐》、《正义》，未能深究其本义，以左思曲说遗误后学者，不可悉数，而心感遗憾。于是作《史记考要》十卷。[7]考据所闻，订正谬误，补其阙遗，同时对班氏讥评失实，《汉书》增损乖义，少孙补缀乱真，诸儒记载异同，均作申明辨析。而对天文、律历方面，阐发尤为详尽。其诗《闲居》云：“述作曾何益，无劳荐马卿。”[8]表露对司马迁的推崇，及维护其学术纯真的意愿。可以视作其日后新编宋史的学术准备。 柯维骐身处明朝中衰之时，外患益发严重，政局日见不稳，引发朝野士大夫的深重忧虑。他对元代篡修《宋史》，视宋、辽、金同为正统的做法反映尤其强烈。当时士林普遍认为，宋辽金时代应以宋为正统，甚至一些翰林高官，亦认为宋辽金三史体例失当，应予重修，恢复宋朝的正统地位。永乐间翰林编修、待讲经筵周叙，其曾祖周以立，在元朝时就认为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周叙继承先志，于正统末年请求朝廷，诏许自撰。[9]可见，柯维骐新编宋史，创新体例，是有由来的。 柯维骐早年深受儒家传统意识熏陶，具有强烈的华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他有感于当时朝政日非，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几蹈亡宋覆辙。亟应以史为鉴，唤醒朝野人士，同心挽救国家危局。于是，决定另辟蹊径，辨明正统，新编一部奉宋朝为正统的宋史，以纠正不分正邪、混同正统的元修《宋史》。 柯维骐深思发愤，远引博考，订讹补漏，历二十余春秋，终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前后，完成了二百卷、一百八十万言的宋史巨著。计有十四本纪，四十志，四表，一百二十四列传。因有别于元修《宋史》，又非沿袭前人之作，自成一体，故命名《宋史新编》。据明万历举人沈得符《敝帚轩剩语》，维骐“作是书时，至于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10] 得要得体 申明大义 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强烈宣扬华夏民族意识，汇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书，尊宋为正统，以辽、金两国与宋交聘交兵及其兴灭，附载于《本纪》，并详载其君臣行事为《传》，与西夏、高丽同列于《外国传》。又将流亡闽、广的二王赵昰（宋端宗）、赵昺列入帝王本纪，以定一尊，并相应将宋亡时间断于祥兴（赵昺年号）。就今天多民族共和的中国而言，显然不妥；但在当时，则体现传统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 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所宣扬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不但对当时朝野人士具有激励作用，对后世的士族精神，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经历国破家亡的一批晚明遗民、爱国儒士，如著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以布衣参修《明史》的万斯同、全祖望等，无不将修史论文，作为鼓动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利器。 《宋史新编》鲜明地弘扬历史正义。历史具有正义性，一切忠奸正邪，必受其公正审判。柯维骐新修宋史，竭力称颂文天祥、李纲、岳飞等英雄，将文天祥列入忠义传。指出，怀忠抢义者，不为祸怵，不为利疚，随其所遇，以身徇焉。为捍国难而死，守封疆而死，全使节而死，主辱国亡而死，忤奸妒、犯忌讳焉而死，虽剖心碎体、荼毒妻孥百口而不顾，非刚烈丈夫所能做到。[11]因而，有补于士习风操的提升。 《宋史新编》在热情褒扬忠义的同时，无情地鞭挞奸邪小人用事害国行径。指出，岳飞以勇敢进升，以忠义自誓，若非秦桧和议，雪耻复国，刻日可待；愿既弗偿，反遭惨祸。他表彰岳飞的忠勇，同时鞭挞奸相秦桧和昏君宋高宗。对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屈辱而死，柯维骐指出：按《春秋》之法，国君为社稷而死，为正义；避难而图兴复，义犹未绝。徽、钦父子二帝，并为囚虏，是逃避历史责任的不义行为。[12]明末崇祯帝于清兵入京时，自缢于煤山，正是明儒大讲《春秋》“死社稷”之义的现身解读。 柯维骐进而揭露历史上的小人，效劳似忠，顺旨似敬，献讦似直，借誉似贤，以及巧于取宠的两面派伎俩，认为“此历代之通患也”。指出，小人当路，君子必不安于朝，由此立势孤而乱政作。正是群奸用事，朝廷倚任非人，招致宋亡失国。迹其误国，窜殛不足偿，史家揭以奸臣之目，所谓遗臭万年者也。[13]痛斥小人奸险面目及其严重危害，总结历史经验，强调以史为鉴。 《宋史新编》在篡修体例上，较元修《宋史》亦有不少改进。柯维骐仿孔门四科次序与《汉书》先例，将类传改以道学居首，次而儒林、循吏、文苑，使之更贴合宋朝的实际情况。并纠正元修《宋史》宰相传附传的做法，恢复传统的以世代类编，便于考其优劣。《宋史新编》对元修《宋史》的内容，亦有纠谬补遗之功。如北宋名相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岳飞女痛父冤、负银瓶投井自尽，及汾州进士知浃，上书为岳飞讼冤，而被流放南荒事迹。均是反映名臣英将精神面貌的典型史料，予以增补。另外，对《宋史》因众手成书造成的记事歧异、抵牾之处，亦加校核订正。 清代翰林检讨朱彝尊云：“宋辽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余潦草牵率，岂金匮石室之所宜储？柯氏撰《新编》，会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附焉；升瀛国公益、卫二王于帝纪以存统，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列道学于循吏之前以尊儒，历二十载而成书，可谓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书柯氏〈宋史新编〉后》）[14]朱氏为清代文史大师，曾预修《明史》，体例多从其议，对《宋史新编》之论可谓公允精到。 柯维骐同历代史家一样，难于避免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宋史新编》并非完璧无暇。但无疑是莆阳史家，继郑樵《通志》之后，又一史学巨作，其奋笔创新的学术勇气，与纯正炽热的民族意识，爱国忧时的报国精神，亦值得褒扬。 柯维骐《宋史新编》修成后，翰林侍读学士、同修国史黄佐作序，赞扬柯维骐“覃思发愤，远绍博稽，厘复订讹，举偏补漏，凡二十余寒暑”[15]的艰苦坚韧著述历程与成果。两年后，时任翰林掌院的邑人康大和，再作后序，高评《宋史新编》得叙、得要、得体，“得义例之精”。经二人热情推介，《宋史新编》迅速为士林所知，影响日益扩大。 贫居著述 不改素志 从柯维骐的诗，可知他当时的若干生活片断与心境。端居养性，不善谋身；矮屋藏书，薄田免饥；归家十载，竟然白头。然而，不改素志，潜心治史。“霜露悴百草，松柏节乃见。志士岂讳穷，浮荣谅何羡。”（《杂感诗》）[16]可谓真实写照。其同年（同科进士）李默、吴鹏、徐阶均为高官，却未尝通书求助。抚按监司先后论荐十八疏，不再出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攻陷荔城，柯维骐“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17]时莆籍侍御史林润，奏请朝廷蠲租三年，又请发库银，抚恤贫困，重建学宫，修复东角海堤。维骐读疏，悲喜交集，赋诗控诉倭寇暴行，盛赞林润安闽之疏。诗云：“邑中鸡犬村，尽化豺狼穴。杀人积如山，沟渠日流血。逃者屋庐焚，赎者膏髓竭。耕夫与红女，生生望已绝。万口纷哀鸣，半菽不得啜。”“力振此邦人，一疏陈曲折。宽适兼简兵，当宁莫剀切。人谓今司徒，如古稷与卨。”（《壬戍秋读林侍御润安闽疏，喜而纪之》）[18] 柯维骐因住屋被倭寇焚毁，不得已鬻田筑小室棲身，每日危坐其中。生活贫困，日惟疏食菜羹而已。[19] 明隆庆元年（1574），廷臣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尹校，以其“可备著述”，荐用柯维骐。维骐闻之，作诗云：“茫茫闲身多病余，乞归实自肃皇初。生来奈有云林癖，交绝全无政府书。著述何功叨荐剡，行藏已老合悬车。木兰孤艇烟波里，免负驯鸥与狎鱼。”[20]他自知人生有涯，天道忌盈，而泰然处之，安居荔城乌石山陋室，甘贫明道，自求其趣。 嘉靖时，退养居莆望臣郑岳，倡起“逸老会”，以登临酬唱为乐，柯维骐亦参与其中。郑岳尝于嘉靖四年（1525），汇辑莆郡梁、陈以来诗文名作，又取名公事迹为列传，成《莆阳文献》十三卷，《传》七十四卷。时隔五十年，柯维骐痛念莆阳文献自嘉靖以来，屡经兵火，惧其湮没，遂撰次为二十卷，以接郑岳之笔，曰《续莆阳文献志》，并为《莆阳文献》补撰《郑岳传》，为存留莆阳历史文献而不遗余力。此时，他已是古稀老人，正处于贫病交加之际。维骐另有《艺余集》[21]十四卷、诗文杂著六卷并行于世。 明万历二年（1574），柯难骐病逝于城东乌石小柯山，年七十八。其著书立说之地，后人称为“修史堂”，即柯祠。 注 [1]康大和《宋史新编后序》。 [2]何乔远《闽书》卷一一〇，柯维骐传。 [3][6]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五。 [4][19]《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二。 [5]心学为宋明理学流派之一，即良知之学，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代表人物为宋代陆九渊、明代王阳明。 [7]柯维骐《史记考要自序》（涂庆澜《莆阳文辑》卷三）。 [8][16][18]郑王臣《莆风清籁集》卷十八。 [9]《明史》卷五二，周叙传。 [10]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 [11]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七二，忠义传序。 [12]同上书，卷九，钦宗纪。 [13]同上书，卷一八五，佞幸传序。 [1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朱维幹篡辑《四库全书闽人著作提要》，别史类存目）。 [15]黄佐《宋史新编序》。 [16]《明史》卷二八七，柯维骐传。 [20]林岵《莆田县志》卷一。 [21]涂庆澜《莆阳文辑》《史记考要自序》按语云：“《艺余集》曰：艺余者，编宋史之暇所作也。”